政府经济纾困的方向未必在企业而很可能重点应放在居民侧 ？_风闻

【事先需要说明：文题论及的“企业”，即较大的所谓“市场主体”，特指规模以上的工商业企业，除了三、五十人以下的小微企业外，不论它是不是什么重点不重点也不论它是不是什么高科技不高科技】

企业包括中小微企业，无疑是市场经济环境中最为活跃的主体。

当代社会中企业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生存竞争能力，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管理层或者企业创始人是否具有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组织领导力，外来资本（或债权资金）只能在企业管理层（或企业创始人）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前提下才能够发挥资本杠杠的作用，从而促进工商业经济的增长或再发生。

而政府在识别或辨别哪些人真正拥有企业家精神，哪些人又分明只是商业投机者的问题上总是既不专业，更非分内之事。真正能够识别或辨别哪些人真正拥有企业家精神者，只能是市场。

在自由资本市场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也比较成熟活跃的经济体，更是如此。

目前我们国家的民间资本已经很庞大，随着对外资可直接投资进一步开放政策的推进，外资准入大部分实体经济行业的门槛也会逐步地降低，因此外来资金需求早就已经不再是制约个体创业与中小企业成长发展的最为核心的因素了，这与20多年前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正处在比较长期的一个上升时期很不同。

银行家帮能不帮弱。就政府而言，对企业可以救急但一定不要去救穷【穷，指的并非是贫穷，而是企业最基本的创富能力和付诸商业实践基础条件不具备】；有些非常善于伪装“贫穷”的私人企业，其实是一些严重的商业投机主义者，政府并没有足够的系统性能力去逐一应对数量众多的私人资本基于固有逐利本性极有可能采取非法牟利的手段。

国家实现工业化之后的经济发展与增长，本义在于整个国家与社会领域系统性创新。基础科研成果的转化与运用、新科技集成应用程序的创新、营销方式的各种新突破以及企业管理实践科学（人力资本要素）的发展与进步，构成了整个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根本的驱动力，背后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类“科学积极健康和谐生活方式”的不断发展与演变。

如果没有这些“核心资本要素”的存在，再多的资金供给也难以创造出新的经济财富和基于人类现代文明的工作学习交流实践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新方式。相反，充裕的资金供给（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通过税收优惠返还减免的等等）也不是不存在被私人接受者误用或者用于商业投机的可能。就像全天下的股市一样，尽管所谓法律监管一再地努力，但还是有诚实的投资者坦言：今天的股市已经成为赌场。

在国家重大的经济结构转型期，政府经济纾困的方向未必在企业，尽管企业才是当今社会解决居民就业与再就业的主渠道，但是如果一个企业自身的发展潜力或能力不够强（换句话说本来它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能力事实上已非常低），多余的输血或救济反而将导致一些“僵尸企业”迟迟退不出市场，如此一来大量经济资源或劳动资源的再投入，反而会使那些本来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失去了一些可以选择使用的经济财富或资源。

在国家重大的经济结构转型期，政府经济纾困的方向很可能的重点应当放在居民侧。

通过市场机制本身难以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调节作用的领域，主动积极地开发出一些面向国家和城乡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与维护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以弥补市场经济本身发挥现代社会建设功能的不足，同时防止政府行为直接涉入需要充分市场竞争的领域，干扰市场本身调整运行的秩序。

“以工代赈”在一个国家的再工业化时期，很可能是促成其公共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再提高不可偏废的一种形式和途径。而一些西方国家逢遇经济风暴时便面向居民直接“撒钱花”的方式很可能不足取，根本上有悖于劳动价值论的合理与合法性。

以工代赈，强调的是“有得需有劳”，有劳需要有对社会的贡献。而劳动贡献既可以直接体现为一定的经济效益，也可以间接体现为相当的数量的可予以社会居民“获得感”评价的综合社会效益。比如说，市民（村民）生活环境高度的安全感，便利性，多选择；特殊人群工作、学习与生活援助与辅助求助应答的及时性等等。

而全球资本市场的互联与互通，乃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必然。在此情况下，私人或机构私人性质的资本，其本身逐利的本性只会更典型，更“贪婪”。具备实体产业长期投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的银行家或资本家，从来都稀缺，这是健康有序充分竞争市场环境存在必要性所在。

因此，独立主权国家的国有资本未来更需要在关系国家社会民生领域的事业上做文章，从而构建出一个良性和谐的市场经济的环境，并促进国家整体人力资本持续的增长与增值，对市场机制覆盖下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使用形成一个熵减而不是熵增的生态（对冲部分垄断企业依靠获取到的市场势力有损于社会市场化资源具有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