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不可能“不战而胜”击败美国？_风闻

【本文由“末末”推荐，来自《大卫·保罗·戈德曼：美国金融霸权会消亡，但杜如松没有理解真正的原因》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多年以来在涉及到中美两国关系以及未来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时,中方有一种主流的观念即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国力的增强,中美两国间存在的各种爆炸性、目前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的问题,将随着中国国力超越美国而自动得到缓解。因此把各种尖锐复杂的中美政治、军事、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时间不断向后延续,集中精力优先发展中国经济成为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和中国公众的共识,即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略。

这种观念和战略首先在逻辑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该战略最大的误区在于把对抗性战争和敌我对抗的双边对抗关系,认知为一种可以由我方单方面主导的战略选择；因此如果我方希望不战而胜,对手也会遵循我方选择的“不战而胜”战略路径来与我们对抗。因此在中美关系上“不战而胜”的思维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危险性,无法作为真实用于解决中美安全问题和军事对抗问题的战略和战术选择。并且直接带来后续的各种错误战略思维和战略选择。

“不战而胜”的概念来源于冷兵器与农业时代产生的中国经典军事名著“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产生于中国先秦时期的战争实践和经验,由于早期农业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局限性,在漫长的中国先秦时期,社会技术工具的变化和进步十分缓慢,从而导致武器和军事技术发展也十分缓慢。在“孙子兵法”著作中孙子在谈论战争时基本放弃讨论具体的战术，而着重谈战略和战争思维模式,此外“孙子兵法”也不谈军事技术和武器的要素。因此兵器和军事技术在“孙子兵法”中被认为是固定的常数,也就是说是被当做不变的战争固定和先决条件,而不是最重要的变数。

因此孙子兵法是在冷兵器与农业时代,是在语言和内在逻辑已经发展,但人们尚未有完全树立理性,尤其是未有工业化时代的工具理性和大规模摧毁的军事经验和战略总结,因此整个孙子兵法追求的是一种有限的战争,而不是人类进入工业和资本主义时代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显示出来的总体战和全面战争。“不战而胜”的关键是主观精神的压抑、劝说、恐惧和诱惑,这一切在冷兵器时代可以通过两军列阵对对手精神的影响而实现,但在今天只能通过具体的战斗过程物理性的消灭对手才能够实现。

春秋战国孙子兵法成形的时期,当时战争是文明内部不同派系的角逐权利,而不是真正的人类需要无限付出肉体和生命,解决生死存亡的大规模战争。因此中国的《孙子兵法》不如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尖锐和血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战争对象更像是讲理的贵族,而不是完全具备战争理性和死亡信念,以及现代工业大规模杀伤逻辑的战争机器和军国主义。面对这样工业化时期以集权主义所代表的战争对手,这些对手只能通过军事暴力摧毁;任何侥幸取胜、偷机取巧取胜、不付代价的取胜即不战而胜都是纯粹的幻觉。

而人类经过数千年后的信仰理性,包括爱国主义、正义、自由民主、种族优越性等种族歧视和主观精神的熏陶后,今天的人类早已不再是农业时期文明初期心灵纯洁和精神崇高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类曾今可以为精神性的东西所屈服,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以通过精神性的过程而实现。而今天的人类则是顽固、不见棺材不落泪、只有自我、没有他人生命重要性,不战而胜已不再可能;因为现代人已经是完全实证客观、唯物主义和物质主义,只服从暴力、恐惧和死亡的全新理性生物,也只有死亡和暴力才能改变他们的观念,精神和信息不足以让他们屈服。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现代化的社会已经被各种利益、仇恨、分歧和工具性的军事力量,以及意识形态所主导的主观自我意识充斥;人类不再是可以驯服的童年,可以通过讲道理去影响,可以通过武力的展示和恐吓所劝降,从而实现不战而胜的早期人类群体。帝国主义工业化战争模式下,依靠大规模工业化战争和杀人立国的西方文明,根本不相信与早期农业文明有关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类的战争模式。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不战而胜在中美未来战争与对抗的关系中将不复存在;只有真实的战争和战争的胜利,才能够决定中美两国未来彼此的关系。

在现实的大国政治中单纯的和平从来不是最高的国家目标;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把和平作为最高目标,该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轻松的获得和平;只要对与其发生战争的敌人投降就可以获得和平。因此在现实的国家历史进程中,比和平更高的目标如独立和自由都需要国家通过非和平的战争方式来获取和捍卫;因此现代国家不能为和平而放弃战争手段,和平不是高于一切的国家最高目标。因此在中美关系中,中国不能为和平而和平;因为只要屈膝投降就可以获得的和平不是中国国家的目标,因此只要美国不和平地撤出中国周边,美国不给中国让出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发展和强大的路径; 中美对抗就会在特定的节点转化为真正的战争。

而这样的战争中不会有“不战而胜”,只能有毛泽东最经典的对付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战略“反动派不打不倒”——敢于斗争、敢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