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之困和应对之策是什么？_风闻

受最近一波奥密克戎疫情的影响，2022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本已看似即将步入正轨的顺利节奏再次被打乱。

尽管国内此波疫情总体而言扩散的程度不严重，但由于几乎整个东部沿海核心经济带皆已被波及并且成为了“震源地”，所以由此带来全国经济和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还是相当大。最重要的是，海外周边国家的疫情与去年相比更是一片苍苍茫，这让我们国家“外防输入”的工作压力以及尽早开放国门某种期望时间的到来变得更加长久了。

尽管自前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对外货物贸易出口一直保持在高位，而且全国第二产业总就业在自2012年经历了连续7年之久连续地减少外，2020年从事第二产业的总人数非常意外（又似乎非常合乎情理）地增加了足足300万（就业机会）。

但是，由于私人资本投资增长动力相对不充足，国内消费增长的速度仍然赶不上经济学家的预期，所以整个国家的内需内循环体现在经济面就是不理想，反映在今年一季度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不太好。用经济学家的话讲，整个民营经济领域追加固定投资以及全国绝大部分居民增加消费需求的信心和热情还远远没有能够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至少一年多以来，国家宏观的经济政策发声、发力的频度不可谓不高，但为何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仍存在很大程度“长期停留在了低迷区间”的诸多疑惑呢？

经济学家们结合国内外经济以及国际政治局势变化的各种分析、研究与建议，似乎并没能说服太多工商界的人士。大量赢得国家政策利好的私人企业家，除了将增加的“政策性资金补贴”用于了还债外，再就是将“多余的资金”继续投向了可保有稳健的“短期-即期收益”的资本品，甚至直接投向了一些类金融的企业活动 —— 总之，是面向未来产业发展或追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并没有增加多少。

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国内销售以及出口虽然没减少，甚至还有比较明显数量上的增加，但是诸多行业尤其是居民日常消费类工业品的毛利率持续地往下降，越来越多传统行业企业生存依靠的是保有现金流，而很难再获取到真实存在的利润。

经济结构转型期，国内大部分居民的消费心理以及消费诉求改变了。一方面，仍有大量的农村居民以及城市中下层的较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购买力不充足（甚至不连续）；另一方面，近年来大量增加的所谓“中产阶层”，由于受到整个经济大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实际的收入水平和保持就业长年稳定的状况消失了，如果还在担负着房贷、车贷以及赡养农村高龄老人的压力，那么他们日常可追加的生活消费支出更有限，他们非常期待的更加“物美价廉”的商品供应（由于大量落后的制造业产能在维系而整体的制造业结构转型难）并不充足。

加之近两年多来，我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资金配置）主要立足于“保市场主体”（也就是保企业侧重于中小微企业，而不是像一些西方国家直接面向居民去“撒钱”），所以在居民需求侧（消费端）其实最能决定国家内需增长的因素是就业以及失业后的再就业有没有保障。只有充分稳定的就业，才足以提供足够强大可持续的居民购买力的增长，也才足以使由消费端到供给侧的私人追加固定资本投资重新焕发出“信心”。私人资本市场投资的扩张，根本上在乎的是消费市场的扩容，而所需资金的来源则在其次。

正是由于近几年我们整个国家都在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经济结构的转型期：由已往的“国际（为主）国内（为基）双循环”，迈向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大市场依托”的新格局。所以，叠加在一起的多种经济调整和社会心理、社会观念转变的挑战与政治压力特别大。

一方面是脱实向虚的风险，一方面是大量的落后产能迟迟难以顺利退出市场的考验，还有就是城市化进程到达了一个新阶段，过去十多年狂飙突进式“农转非”的速度下来了：乡村人口老龄化的规模和速度，已明显超过了并将长年持续地超过绝大多数新兴城市和各个区域经济中心城市老龄化程度。

最后，前二十多年国家已投入了巨量资金在大基建工程方面的投资，而其中有一部分大基建工程的预期经济收益至今看来并没有当初预期的好，而此类公共工程项目此后累年的维护成本却不低。

—— 这些所有不利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考验和挑战，背后所有的麻烦和困难相当大程度地集中体现在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方面：全社会的劳动参与率事实上持续地在下降，大量的劳动资源、人力资本并没有充分地有效地组织和利用起来。

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理机制的认识与理解，我们国家的经济学界包括一些政界人士仍长期停留在工业时代之前市场经济留下的印象之中去思考现实问题所在与出路，只能叫“刻舟求剑”，或“缘木求鱼”。

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4月29日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新闻公报的信息看，国家领导核心层早已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资本要素【性质、功能、特性以及可发挥的社会作用】进一步的统一的认识和理解达到新高度。这对于统一我国（主流的）经济学界和地方各级政府领导层的思想认识或将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

资本无不具有逐利本性。否则，就不好称之为经济学标准意义的资本。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需区分，在定位上需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再探索的）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近二十多年特别是近十多年伴随我国民经济现代工业化水平的不断跃进和提高，大量社会公共事业成长的速度和规模同样是史无前例，从交通到教育，从水务到医疗保健和卫生，从市政社工到城乡环境治理与修复，从国家通信事业到航天航海科技与国防……大量介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融合，且必将长期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未来建设的公共基础设施与物质基础的平台被创造了出来。

—— 尽管在这一进程中，充满了大量的探索、试错，不可避免地走了一些弯路甚至是岔道，但总体而言经验远大于教训，牺牲也远小于收获。

但与此同时，我们国家在国有资本总体的投向上更多是倾向在了有形的国有大型工程设施项目上，这很大程度上确实符合我们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发展进程当中客观的要求，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辅相成发展的平衡。

当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达到了某一个相当高水平的阶段后，这种长期“重硬件、轻软件”的发展模式或思路，是否还仍然适合当今以及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呢？从当前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与挑战看，很可能的答案是：不行。

当今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或与1930年代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似乎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但二者间根本性区别更显著。

首先，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早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尤其在“冷战”结束以后。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早已今非昔比，而与此同时逆经济全球化的力量也在此消彼长，发达国家集团与各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与广大后进中的发展中国家在经贸、科技以及国际政治等领域引发局部或大面积冲突的因素也在增加。

……

一个主权国家长期的发展繁荣与进步，仍有赖于最大程度的国内与国际社会安定稳定的环境。保和平，才有可能保发展，保稳定才有可能保住国家社会的安定与和平。

自1980年代至今的四十多年里，几乎这个西方以及东方和南方世界，无不被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思维所影响，所浸润，所规范，所占领。它在带来整个世界经济大突破与大发展的同时，也同时长时期地积累下了一些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内生的从根本难以克服的社会性的矛盾和麻烦。

有学者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形成了三个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三个类板块：后发展中的经济体（亚非拉）、新兴经济体（东亚及东南亚）和欧美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作为货物贸易的需求市场，发展中经济体作为商品生产供给的格局，使包括“类滞胀”在内的经济现象的发生和传递机理有了重大改变。

而回过头来思考我们国家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或者说机遇，坚定地迈向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大市场依托”的新时代发展的新格局无疑是客观正确的。

而真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对1980年代之前曾经盛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进行再批判与再思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新的工业社会和经济现实的理论分析是经久不衰的杰作。然而，它分析得出的结论却早已被证明了是错误的。

在工业社会和信贷经济条件下，新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同样已不再成立。当今时代，人们同时生活在两种彼此紧密交织在一起而又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中：传统的“实体经济”（现存由物理实体决定的商品、服务和劳动经济）和信用货币代表的“符号经济”（存在大量过去的负债，并由基于对对未来的信心之心理和社会的因素所决定）—— 此类观点亦并非凯恩斯所首创。

但凯恩斯却是以重新理解独立的货币领域为起点，最早对经济萧条和失业（尤其是结构性失业）等关键经济现象予以了充分的理论解释。当今时代，由于货币（基于货币的财政税收以及货币本身的政策）成为了经济过程本身的要素，经济体系自动无误的调整就成为了例外而非惯例了。

货币购买的已不再仅仅是商品，还包含着声望等社会心理要素。这一点对于处在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人来说尤其真实，不同的周薪或月薪意味着显然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不仅是消费购买力的不同。难就业以及再就业困难，整个国家社会的劳动参与率持续地降低，对于经济结构转型期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构成了最为严峻的挑战。

解决稳就业与扩大再就业，除了依靠市场这一主渠道之外，政府工作思路未必只在于企业。特别是地方政府不宜本着帮助或救助规模以上工商企业（就业机会）的初心，以牺牲掉一部分国民财富或损害国家法治权威为代价，背负上所谓“干扰市场竞争自由的罪名”。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何把握好社会资本尤其是国有资本的正确的投向，将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就业形势以及内需市场启动上扬的快慢，也必将影响着这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是否能够更加顺利，避免更多不必要的经济财富与自然资源的浪费，尤其是要防止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数据还可以，但是最广大的城乡居民最真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获得感”很一般（其背后很可能反映出的是，整个国家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未能够得到必要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