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主席为何说话语权就是领导权？_风闻

话语权无论自身强大和弱小，都是必须争的！

原编者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话语权和三种话语形式的论述值得我们重点研究和学习。话语领导权是话语的旨归，三种话语形式分别是中国化话语、调查研究话语、群众话语。新时代我们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话语权的科学释义与智慧理解，既帮助我们理解与把握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实质、话语内容、话语形式等，又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话语的作用，努力讲好中国故事，还启发我们一定要注重利用好新的话语工具、话语方式，积极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发展与创新。

《说文解字》中讲道：“话，合会言善也”，[1](P492)“语，论也”，[1](P469)《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话语，“言语，说的话。”[2](P562)由此可见，话语即语言、言语（文字）和表达方式的统一，是一定社会语境中人们相互沟通的具体行动。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话语权及其作用，对于新时代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一、话语领导权是话语的旨归

延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语奴化、国民党的话语诽谤、第三方势力的话语曲解，毛泽东要求我们党必须占领抗日战争话语高地，全面夺取抗日话语领导权，并为此阐发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1.抗日话语权就是抗战领导权

话语权即说话的权利和权力。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话语权，认为抗日话语权是抗日领导权的重要表现，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注重用抗日话语权争取抗日战争领导权。

话语权影响着领导权。抗日战争初期，国内外错误言论泛滥，抗战领导权不分明。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应该以自己积极的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反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3](P537)并提出一系列争取群众领导权的话语，如“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P511)“兵民是胜利之本”，[4](P509)要求“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4](P481)毛泽东高度重视话语，清楚话语宣传、话语阐释在革命中的作用，要求注重利用话语的作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努力在引导与教育人民群众中获得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话语权是宣传群众的结果。毛泽东认识到“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要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去讲”。[5](P59-60)延安时期他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善于讲好自己的故事，并认为只有从人民群众角度考虑，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发言，才能赢得人民群众支持。“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6](P376)在充分的群众宣传与群众动员中，中国共产党得到了群众的认同与赞成，同时也就取得领导中国革命的话语权。

话语权以实际行动为基础。话语是行动的话语，话语必须以事实和行动为基础。毛泽东意识到话语都是现实性行动话语，延安时期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只有做好抗日战争全面部署和全面行动，才能掌握抗日战争领导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发出全国宣言，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加强团结、抵抗日寇；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要求全中国人民要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一边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话语，揭露日本的奴化话语、国民党的诬陷话语，一边积极开展对红军的改编与派遣，积极寻找作战机会，全面部署作战方略，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等胜利，有力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话语的真实性。

2.抗日话语权的基本内涵

话语权说到底就是说话的权利和话语影响力的综合表达。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重视党内话语权、领导人民群众话语权和抗战话语先导权等。

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内话语权。党内话语权是党内领导权的表现，张国焘到达延安后，到处散布右倾机会主义话语，严重削弱党的领导权，为此中央专门形成《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等文件批评张国焘的错误；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后，多次印发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大力宣扬“一切都要经过统一战线”等错误话语，毛泽东看到王明的错误话语就是他错误思想的体现，为此他一边积极开展理论批判，一边加强党内话语的统一，正如他后来所讲：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争论，从1937年争到1938年，我们讲十大纲领，王明讲六大纲领。王明的做法实际上就是照抄的做法，中国革命不能成功。[7](P371)王明的错误话语驳倒了，党内才逐渐真正形成统一的党内话语权。

毛泽东高度重视领导人民群众的话语权。人民群众即“居民的大多数”，通常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也不担任领导职务，属于社会革命中需要调动、培养、教育的对象。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8](P35)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战争是民众的战争”“当兵保家乡”“有国才有家”“三三制”“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等话语，全面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抗日战争的积极性；经济上提出“发展经济、保证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保证军需，充裕民生”“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减租减息”“拥军优抚”“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等，真正让人民群众懂得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就是人民群众话语；文化上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文艺宣传，提出建立文艺军队，积极谱写人民歌曲、人民戏剧，如《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兄妹开荒》《南泥湾》等文艺作品，使得“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8](P247)党的话语与人民群众话语实现了统一，人民群众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

毛泽东注重利用话语先导权取得抗日战争领导权。话语先导权即率先发言的权利。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发表四个通电（《中央关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给北方局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等电》《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必须加强团结、抵抗日寇，请求将人民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受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我们党还立刻做出《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毛泽东写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率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同。

**3.**抗日话语权是主动争取的结果

话语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争取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话语权，主动争取抗日话语权。

注重与共产国际确立应有的话语权。遵义会议的成果是在我们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但由于习惯的力量，许多人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解脱以往的约束。延安时期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要成功必须彻底破除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为此，他一边安排任弼时等人做好向共产国际的汇报工作，一边开展学哲学、用哲学活动，使党员干部真正从思想深处认识到认识从实践中来，必须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逐步破除对苏联迷信。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实际上就是针对共产国际和党内教条主义话语而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提出更是如此，正如胡乔木回忆到：“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9](P10)

注重与国民党争取抗战发言权。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争取抗日战争话语权。第一，他强调党必须把握住八路军军队领导权。国共合作方针确定后，毛泽东很快写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等，积极指导红军完成改编，1938年5月毛泽东专门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八路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基本方针；第二，他注重党对全国人民的话语引导权。1938年5月他写作《论持久战》，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使国人能清醒认识中国现实；第三，针对国民党《中国之命运》错误话语，他专门写作《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的未来、中国的革命作出详细分析，并指明我们要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国民党话语形成鲜明对比。

主动开展党内话语体系建构。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内话语建设：第一，他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总方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4](P534)第二，提出我们要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构建党内实事求是话语体系，正如他讲：“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4](P522)第三，提出为人民服务话语，指出中国共产党革命目的就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0](P1004)甘于当人民的勤务员，敢于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第四，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坚持“独立自主”话语。抗战时期面对国民党经济封锁，他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党政军民学在独立自主话语的引领下，齐心协力开展大生产运动，成功解决了党和革命的经济问题，极大地增强了党的话语威力。

二、中国化话语是话语的基本形式

话语形式是实现话语权的载体。“中国化话语”就是延安时期最流行的话语形式之一。话语要发挥出作用，必须和具体实情相结合。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话语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中国化道路。

1.马克思主义内涵的中国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是毛泽东话语思想的重中之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形成与发展与毛泽东话语思想的形成是同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内涵的中国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话语逐步走向成熟。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曾讲道：“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4](P533)延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积极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极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积极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并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话语传播中的作用。毛泽东说：“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10](P837)今天我们翻开毛泽东著作发现有许多古籍、古语、典故、诗集，总能被他巧妙地和中国革命话语结合起来，或阐述一个政治原则，或讲述一个哲学道理，或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或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很强的话语感染力和话语说服力。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只有经过民族化才能在革命中发挥作用，就如毛泽东所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4](P534)为此他推动全党开展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活动，并注重将其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一边注重研究中国国情，一边注重研究中华民族，真正使马克思主义融入民族之中。党员干部通过认真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真正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逐步培养起党员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体现人民性。话语只有通俗易懂、简单明了，才能被群众接受，才能实现教育群众、领导群众的目的。为了方便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话语，毛泽东既注重引经据典，又注重开展创新性发展。如“实事求是”“多谋善断”“任人唯贤”“对立统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相反相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等都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人民的体现，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又易于人民群众的把握与理解。

2.马克思主义表达方式的中国化

话语是特定环境下特定思想的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要传播出去，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善于使用中国化、通俗化的表达方式。

毛泽东善用中国化的通俗理论传播深刻理论。延安时期，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共产党话语，毛泽东积极撰写文章、发表讲演、登台讲课，努力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首先，他用通俗大众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做了分析，提出认识从实践中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明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思考中国革命问题；其次，毛泽东对中国抗日战争作出简单通俗的解释，有力地批判了国内外“亡国论”和“速胜论”，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话语领导权；最后，毛泽东用简单明了的话语对中国社会做了全面分析与展望，如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完成，逐步建立独立、自由、统一、和平与幸福的新中国。

毛泽东要求话语传播要和当地人民的实际生活相结合。陕甘宁边区群众文化水平相对落后，大多数人不识字，为了做好话语传播，毛泽东要求“统统把文盲消灭掉”，[5](P111)村村办教育、办识字组，办好《边区群众报》，多刊登地方事件、地方人物，多探索适合当地的话语传播方式，真正和群众结合起来。他还要求挑选优秀人员、可靠人员做宣传员，进而保证话语的正确立场；要求政治部要具体做出宣传质量要求，并给予及时指导与培训，保障话语宣传员能正确传达党的声音；要求话语宣传单的内容必须接地气，要多反映群众生活，多讲群众话语，而且要求文字要简短，通俗易懂，尽量让当地人民群众看得到、听得懂，理解到位。

毛泽东强调要做好敌占区的话语传播与宣传。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中国化，还有充分利用好中国一切资源、一切地域、一切实际的涵义。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过程中也要注重对敌占区的相关工作。敌占区形势严峻，为了做好话语宣传，毛泽东提出“除有计划地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现实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手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地传达给他们”。[11](P101-102)他要求“在敌区的宣传工作，亦应采用许多合法形式去进行”，[5](P164)充分利用好合法报纸、正规刊物、多样书籍等工具广泛联系与团结一切群众。

三、调查研究话语是真实可信的话语

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理解实情、探索真理的基本途径，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人心的得失，因此调查研究对语言的要求首先是以真实可信为主要标准。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话语，既看到话语的真实性，又看到话语的虚掩性，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注重讲真实可信的调查研究话语。

**1.**调查研究话语是使人信服的话语

调查研究话语是真实反映现实的话语。话语是事实的表达，但是话语具有两面性，中国共产党要求话语要有事实依据，讲调查研究话语。调查研究话语即要求我们讲话者必须经过深入的现场考察，并运用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真实了解客观事物真相，必须经过深入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甄别与思考，然后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如毛泽东所讲：“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8](P109)明确指出要发言，必须先做调查研究，多讲调查研究话语，多讲真实可信的话语。

调查研究话语是经过斟酌的话语。话语可以有多重解释，毛泽东要求面对话语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实质，把握话语背后的真实含义。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0](P802)要求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真正干实事、讲实话，不能不了解现实就乱发言论，他提醒道：“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12](P360)抗战前期，国内持“亡国论”和“速胜论”者们不了解中国现实，话语嚣张，瞎议论、乱讲话，为了应对这些错误话语的攻击与捣乱，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10](P802)

调查研究话语是调查研究的结果。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活动，亲自为《农村调查》写“序和跋”，并且以党的名义组织了两支调研队伍，他们调研时间长、地方广，得到大量一手资料，张闻天写成《出发归来记》，对调查研究过程做了详细分析。调研队伍还深入陇东地区，真正了解了中国农民、中国农村、中国心理、中国问题，得到大量一手资料，为党的政策方针的制定做出重要贡献。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全党开展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过程就是提倡调查研究的过程，全面提升了党员干部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做老实人的意识和能力。

2.调查研究话语是有事实依据的话语

话语有真话语与假话语，而且真话语往往是在与假话语的斗争中形成的，有事实依据的话语才是经得起考验的话语。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话语是事实的澄清，事实是话语的基础，他曾提出：“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11](P85)反对任意批判干部、审查干部，提出开展党内批评，要注重证据，防止冤假错案。

延安时期，日寇以“大东亚共荣圈”为话语幌子，通过大肆发行报纸、杂志及新闻、广播，宣传迷信、盲从、落后理念，并强迫中国人学习日文，希望以日文代替汉语，妄图建立奴化话语系统。面对日寇的虚假宣传及其险恶用心，毛泽东提醒中国人民要开展调查研究，看清日寇话语的实质，“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4](P373)相信通过调查研究，能认清日寇虚假宣传的真实面目。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大提特提“溶共、限共、防共”，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任意宣扬中国共产党杀人放火、惨无人道，给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造成极大损害。对此，毛泽东相信调查研究是鉴别话语、分辨事实的手段，积极鼓励党外人士、记者团、考察团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调研。他告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不要轻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污蔑话语，要真正走出去，看个究竟，“现在官方文件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十年了……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实的自由”。[11](https://mp.weixin.qq.com/s/P489)经过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调查研究，真实客观了解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干部学习、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等一系列举措，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养成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习惯和思维方式，真正注重从实际出发讲真话、讲实话、干实事。

**3.**调查研究话语是知行统一的话语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促进思想与行动、话语与内容统一的过程，调查研究话语就是说与做相统一的话语。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国民党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坚持调查研究，做到知行统一。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曾讲道：“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12](P63)实际上，当时根据地经济异常困难，党中央却坚持在革命根据地创办了30多所学校，专门培养革命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1939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整理与巩固新部队的训令》，指出注重做好新部队训练，注重党政军民的团结，注重提升军队的军事能力；如面对晋西南事件，毛泽东一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全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跑之前，必须依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继续同国民党合作，一边积极处理军事摩擦。

国民党所谓的《中央提示案》发表后，我们党发表“新十二条”，加强青年教育，同时主动调新四军到黄河以北，继续开展革命；面对国民党的全面封锁，中国共产党一边开展反封锁教育，一边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自己话语的正确性。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决心之坚定，抗日行动之得力，合作诚心之真实，讲的话都是调查研究话语，才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话语逐步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有实力和说服力的话语。

四、群众话语是中国共产党的话语范本

话语的传播力和生命力来自联系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群众话语是毛泽东对话语的基本要求。延安时期他高度重视群众话语，指出“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10](P837)党员干部要注重学习群众话语，走群众路线。

**1.**群众话语内容丰富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话语的主要创造者。话语是对实践的现实性反映，群众是社会实践的首要参与者，最懂得社会现实，所以他们的语言最丰富、最生动、最通俗。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群众从事的社会实践最丰富，丰富的实践能创造丰富的话语；群众群体大，主体丰富，创造的词汇丰富、生动活泼、灵活多样，有生活气息；群众话语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方便理解、易于把握；群众话语朴素大方、切实有力、形式多样，他要求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群众话语，多写生动活泼富有活力的话语，多采用群众话语表达群众心理、群众习俗，只有这样我们党的话语才能被群众理解，真正和群众走在一起。

2.群众话语即大众化话语

延安时期，毛泽东看到群众话语就是大众化话语。文艺座谈会上他指出，大众化就是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与农民的思想打成一片，真正实现情感融合，善于用群众话语表达群众心声。[10](P850-851)话语只有让群众听懂、听进去、接受、认同、赞成，才能展示话语引领群众、教育群众，指导群众的作用，所以毛泽东讲，“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4](P708)要求文学家和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时间地无条件地到群众生活中去，只有充分了解他们的生活，感悟他们的心理，体味他们的意义，学习他们的语言，才能讲出大众化话语，引起群众共鸣，和群众打成一片，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本质要求。

**3.**群众话语体现中国共产党初心

群众话语体现群众利益，表达群众心声，符合群众要求，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群众话语方式是中国共产党话语的主要方式。

群众话语语词丰富多彩。延安时期毛泽东狠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并认为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不懂群众话语的表现，就如他罗列党八股的罪状：“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10](P837)群众话语语词丰富多彩，表达通俗，话语简单，道理深刻，容易被人理解，是党接近群众的主要方式。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经过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等历练，宣传方式开始接近群众，报道内容开始走进群众，逐步学会用群众话语表达自己的工作。

群众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话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价值话语和道德要求，他讲到，“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0](P1004)首先，必须懂得人民群众的心声，了解人民群众的问题，多讲人民群众想听爱听的话语；其次，要帮助人民群众谋划好利益、讲解好政策，真正让人民群众感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忠实代表，愿意将自己的事情交给党，愿意将自己的问题交给党，愿意跟党走，听党指挥。

群众话语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话语。群众话语是群言堂、百家戏、大合唱，即人人都是话语主体、人人都有话语权利，大家集体讨论、共同商量、共同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人民群众意愿，善于使用群众话语与群众交谈，善于讲群众听懂、想听、爱听的“自家话”，是群众与党密切联系，亲为一家的话语表达，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话语。毛泽东高度重视群众话语，强调党要善于讲群众话语，就如他讲到，“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10](P851)所以我们首先要给群众说话的权利，让群众愿意说话；其次，话语表达方式要符合群众文化层次与意愿，话语要让群众听得懂、听得进；最后，要让群众对党的话语有反映，有想法，有表达，有回馈，真正实现党群话语交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分重要”。[13](P22)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话语权和话语形式的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的重要理论来源，对新时代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实力、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有着重要指导意义。首先，我们要看到话语是思想的话语，话语领导权是领导权的重要体现，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14](P24)努力通过话语建设提升党的全面领导能力；其次，我们要注重发展与提升体现人民性的话语，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人民立场，做人民的忠实代言人；再次，我们要看到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同样必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夯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才有底气和实力；最后，我们要注重利用新时代的话语媒介与话语方式，努力向世界和人民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

注释：

[1]许慎.说文解字，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8.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1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作者：常改香，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博士后，延安大学政管学院副教授；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