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还要再改_风闻

高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它是中国教育事业中社会关注度最高的点，从1978年恢复高考算起，已经平稳运行了四十多年。高考一直是国家选拔人才的相对最佳方案，但随着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越来越多关于高考的弊端逐渐凸显了，高考下一步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成为了当今的热议话题。

检验一件事物是否成功的一个通用标准就看是否达到了它的目的。

首先，高考的目的是综合能力的筛查，以便后期将人分类培养。高考是依据学子的综合能力来将人加以区分。那么这里要理清一个问题，考查能力与考查智力有什么区别？考试通常检测的智力，实际上是不完整、不全面的，通常是指神经智力、经验智力、反省智力中前两者的一部分，而还有很多的智力领域我们通常不考查，比如求知欲、自控力、沟通与指挥安排能力。而高考考查的能力有三：理解能力、运用能力、散发思维与迁移能力。换句话说，智商高不一定能力强，能力强不一定需要高智商。但思考能力的高下，不是线性排列的，要分不同的方面，几乎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一方面。拿数学能力来举个例子，有的人代数计算与变换能力很强，但空间构造能力较弱，有的人空间构造能力很强，但代数计算与变换能力较弱，如果仅仅以分数评价他们的能力，那就很可能没有区分度，对以后的专业化培养损益明显。有的学生的物理学习十分出色，语文成绩不理想，有的学生英语能力相当好，但是化学成绩给他拖后腿，虽然他们各有所长，但从成绩上来看他们是完全一样的。以简单的单变量线性分数排名来代表极其复杂的人的能力，是一种利多弊也多的行为。其实从一维成绩到多维成绩的最初级的做法就是将不同成绩分开。现在的高考分数仅仅由一个总分构成，暂且称之为一维，初级做法就是把六科的分数单独拿出来作为高考成绩，而不是将他们简单的相加得到一个总分。大学不同专业录取也把单一的总分录取线改为六维录取线，具体对六个学科提出不同的分数要求。

现在的高考改革已经有改善这一现象的明显趋势，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要有多维见识才能高考。但是由分数高考催生出的产业化、片面分数化教育仍然是一个大问题。高考带动了中国的教育事业，那么它在这几十年内带动了什么样的教育事业呢？庞大却臃肿的补习教育体系和莘莘学子们繁重的学业负担已经向世人解释得清清楚楚。培养出来的学生已经被一定程度上的高考化了，不去关注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不去发展自己的特长，不去了解学术界的前沿思想也可以考得高分，反而，上述增加自己思维热度和深度的行为被看作是负担，大多数人都成了名副其实的考试套中人。不少的家庭认为，不随着急性功利教育的大流提前学习学生几年后才学的知识，在中国高考中就会缺乏竞争力，结果我们出了更多的“学习知识生”。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中国的教育偏向“题”的教育，而不是“问题”的教育，教学生如何解决题，而不是问题，高考问题其实就是这一问题的映射，是它的表层现象。可以回忆一下，或者关注一下身边正在学习加减法，或者分数乘法的小学生，了解一下他们学习这些运算时老师到底是怎么教的。老师若不让中学生去自行推导分数乘法的法则，也就丢失了一次幼年时宝贵的“研究机会”。

这就不得不回到教育根本性的问题：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教育者是为学生教育还是为了学校教育、国家教育？有些学校次次宣传他们的重点率有多高等等，衡水中学甚至被传为高考工厂，学生成为了高考机器，包括其衍生出的产业化教育，都是“为学校教育”这样荒漠化教育的生动体现。他们除了成绩还有什么？为什么这样的学校只看成绩不看学生？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高考只看分数，而不论家长还是学校都对分数教育趋之若鹜。为国家教育包含着一种奉献的精神，但从根本上讲，为学生教育就是为国家教育，只有为学生教育才能为国家教育。所以，抓好学校和学生这两大教育基石，是教育的关键。为学生教育就是种一棵树，不能只是看它的果实，更要看它的根茎叶。其反面就是为学校教育、为名师教育，让学生记背过量二级公式，渐渐地让学生不求甚解，他们的口号叫做“你记住就行了。”

现在对教育家进行灵魂拷问：是将学生培养成教育家想要的样子，还是把学生培养成学生想要的样子？这两者有明显的侧重点，其实还是“为了谁”的问题。第一种教育更适合运用在基础教育和品行教育，第二种根据学生的优势，将学生的优势和天赋更好地发挥。我国的基础教育过剩，近几年为了解决高级技工缺乏的问题，调整中考，为有关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是将学生培养成为教育家想要的样子，但它也不管学生擅不擅长写作，适不适合研究历史。在高中，多数学校渴望将学生培养成“全科生”以提高成绩。这样的教育就是为教育家奉上数以万计的“白纸生”，一定程度上把学生偏向的学科优势抹平，按照教育家的意愿培养成这样。

不高考行不行？当然是不行的！高考不改革行不行？当然也不行的！为了更好的培养我们的中学生，基础教育改革一直在处于进行时。改革中始终不能忘的是初心，即为什么要高考？

高考作用有四：一、为大多数人提供一条成功之路，二、督促学习，三、维护公平，四、提供人才。

余秋雨在《中国文脉》中分析道，中国的科举考试是中华文化得以长期延续的关键之一。就如同科举考试，高考这样的制度为大多数人提供了成功的道路、人生的意义、自己的归宿之类的终极解答，而这，正是发展社会、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使多数人各美其美。考试是大多数中国孩子的唯一出路，由于高考和其带来的竞争性的副作用，许多孩子走上了艰苦奋斗的求学之路，从而赢得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基础教育相较于西方的“自由式”基础教育如此出色。考试制度本身就是公平的，对考生一视同仁，所以高考直接催生了教育的公平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教育资源有限且参差不齐，优秀的人就该受到高等的教育。只是根据之前的分析指出，高考区分高等人才和特殊人才的能力还不足。我们再将高考的定位明确一下，这样有助于度量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国家和单位为了选拔自己各自所需的人才所制定的选拔方式就是考试，而高考就是其中之一。高考作为教育骨架的一部分，支撑了教育事业的中上层建筑。

由此观之，高考的作用这么大，益处明显大于弊处，其实这也是现代所有选拔制度的通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只要有一种制度，能为大多数人提供一条成功之路、能督促学习、能维护公平，那么这种制度就可以取代高考或者是所有考试。简而言之，并不是必须要高考制度，而是高考是现有制度中的最佳选择，如果我们投入资源开发出了比高考更好的制度，不论是选拔制度还是教育分配制度，都可以取代现有的高考制度，关键就是到底有没有人去做这件事。

对于学生个人，可以这么说，上帝关上了其他的门，将高考这扇狭窄的门大敞开着。走不走这条路，理论上由自己决定，实际上已经由其他关上的门决定了，学生注定要经历一次“百万雄师过独木桥”的高考。所以，位于教育战线最前线的有看法的学生们其实能做的就是提意见，有的问题连与学生朝夕相处的老师都发现不了。

对于国家和社会，如果有更好的全新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去替代它，那学生就真的不用只拼高考了，而这种方式也许需要教育家们、科学家们等等动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制定出来。制定它的人应该既有教育家又有行业的领军人才，所用的知识应该涉及教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社会学知识、甚至是数学家的算法工具，甚至高中学什么、高考考什么，都可以问一下前沿科学家。但这一改的起点很明确。其实我们很容易发现，高考是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工具，所以它是为国家以及上上下下的高校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学生服务的，不是检验学生能力并以此为基础指导学生向着对于自己更好的方向发展。这两种理念的区别在哪儿？在于其贴合的对象，前者是契合社会需求，而后者是为了贴合学生能力，充分展现其优势和劣势，以便更好地进行专业化的培养，即因材施教，使社会分工更明确，而社会分工更加明确的益处就不必多说了。比起选拔人才，这更像是安排教育资源。请注意，我这里的用词是“学生”而不是“考生”。这里的 “方式”指的是合适的制度、恰当的算法、可实施的方案的有效组合体。

对于基层教育来说，过度地偏向于题而不是问题，就会把学生变成问题。题的教育，就是让学生做题，它有它的优势，但对于培养中国急需的科技创新人才来说，不完善，不够好。教育系统培养的不应该只是应试能力，还要培养探究问题的能力和毅力，让学生习惯于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他们的作业。这并不是空谈，而是可以具体施行的，很简单，只需要老师习惯于抛出开放性的问题，再加以合理的组织。学习了室内空调的原理，老师就可以抛出一个问题：如何在夏天降低室外露天场所的温度，以此为基础开展一个班级“研讨会”。在学习地球大气层之前，先让同学们设想如果一片太空尘埃阻挡在地球与太阳之间，使半数太阳光不能到达地球，地球会发生什么，并以此写一篇小小说，学习了这一课之后再让大家修改自己的作品，这至少在学业压力较小的小学可以施行。

我们可以吸取其他国家人才培养和选拔的精华，比如以指导教育为核心的研究性教育，这明显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学生成绩的计算方式是:课堂纪律和出勤率占15%，课余作业成绩占15%，小组互动讨论占20%，论文写作和答辩占50%。有人可能说，中国的教育对象数量过于庞大，这样的批量教育对我国国情来说就是最好的教育。但是在中国，学生多，老师也多，不能单凭学生人数来考虑，而且研究性教育主要是学生的事，老师不用也不能过度地介入。又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主观的因素会对成绩造成很大的影响。确实，但是可以尽量降低主观的因素，一份资料交由多个小团队审核。但是这会增加审核人员的工作量，审核人员也不能再多了。不能在空间上解决，就在时间上解决。为了降低审核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工作量，可以允许学生在一学期内，或者在一个月内递交给审核人员。至于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来调整各个部分分数的占比，就需要认真研究了，不能“随喜”地张口就是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

高考在改革，高中教育教学首先要更新换代。

高中改革的主要方面就是教学模式，主要解决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

学习一是为了求真，了解我们这个世界，二是为了运用，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具备能力和工具。中国学生学了几十年都还在学习，但是学习的知识有一部分对之后的工作没有用，对认识世界帮助也不大，而且这一部分占比还不小。以高中圆锥曲线知识为例，高中对圆锥曲线的要求颇高，但是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以后真正能用到圆锥曲线的地方很少，圆锥曲线对大多数学生认识世界的作用也就停留在高中物理行星轨道层面。为什么不缩小这一部分的教学占比，增加更有用的，同样具有挑战性的知识来代替原来圆锥曲线的位置呢，比如说计算机编程。至于具体换成什么，那就要大学老师和前沿工作者的参与了。高考应顺应高中教学，更改考点。不用考虑考题难度的问题，因为再简单的知识点，考题都可以出得很难。

之后是选拔改革，中国学生进入专业化教育的时间偏晚。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在自己的专业化道路上走的更远，我们可以增加专业化学习的时间以达到效果。在高二下学期或高三上学期，组织学生和不同专业的大学老师面试，让大学老师初步判断学生是否具备开始本专业学习的基本能力并提出建议，高中学校再将不同专业的学生粗略地分类教学，提前专业化学习，既要综合，又要专业，既要培养拔尖人才，又要让大多数学生扬长补短。

但这会让学生有更多对高考的顾虑，这就要专业化的高考计分制度，就是之前提到过的六维高考，把六个学科分开制定录取分数线。

综上所述，一直运行并一直在改革中考试制度都是选拔性的，但是更为合理的制度应该以分配教育资源为目的，通过一定的研究为每一个学生规划好最合理的学习路线，尽可能发挥出每一个学生的最大潜力。教育行业是几乎一切行业的基础。中国教育改革，参与进来的人不仅有教育家，还要有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在一线工作的人士等等，由他们界定中学生最应该培养出来的东西。

回望近几十年，高考的“智力筛查”筛查得怎么样呢？据统计，不少高考状元在各自从事的行业中，并不是顶尖人才。这就意味着，高考划分出来的顶尖部分不是社会发展与人才培养所需的顶尖的人。这里面必然隐藏着：真正引领世界的各行各业的领袖，没有得到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也许能解释“教育过剩”。相对而言，中国当下科研力量仍然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而教育过剩这种问题会与科研力量不足问题同时出现，就是因为选拔人才的出了问题。人人都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是世界第一，但这可能只是一种假象、一种人口红利制造出来的教育泡沫。高考是历史人才选拔方式进化的优秀产物，但任何事物都有瑕疵，我们仍然可以将人才选拔方式优化，逼近完美。二十世纪是理论科学的革命时代，现在，理论科学革命快要结束的二十一世纪，很可能是选拔、安排人才方式改革的时代。新一代的考察方式应该着眼于如何分配教育资源。这不仅仅是教育家的事，开发全新的教育模式也不仅是国家的事，更是全社会、全人类的事。新一代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分工体系的研发需要大量的资源，海量的研究，科学、心理学，甚至经济学将会帮上大忙，作为“前人”的我们要尽早开始这一进程，不断优化提升人才选拔方式，引导基础教育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