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欧美“离婚”——浅谈中美博弈的经济原理_风闻

“俄乌冲突”作为重要历史事件，正在将世界进一步撕裂。随着危机加深，所有国家被迫选边站队，想走中间路线会越来越难。世界被显著分为“美欧”和“中俄”两个阵营。有人称之为“民主与专制”的对垒，也有人认为是“霸权和反霸权”的斗争。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民主与专制，霸权与反霸权都是表象。作为同一个世界的产物，它们有着共同的经济原因。

财富生产有三个要素：方法，劳动和资本（资源）。

与此对应，有发达国家，制造业国家，以及资源或金融型国家。 

美欧等发达国家以科技先进著称，有强大的金融资本实力。 

中、俄等新兴市场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制造业和资源方面有优势。 

美欧等发达国家向外输出科学技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并借助知识产权获利，分割大量财富。然后，它们将这些财富变为金融资本，投资于新兴市场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控制资源、控制生产，控制分配，即掌握经济秩序。 

由于科技随制造业外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水平，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水平快速进步。西方发达国家对科技的控制力有所下降，其获益也下降。于是，它们不得不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报团取暖，建立并维护以西方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这样才能以较少的人口控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获取财富并压制反抗。这里指反对西方的剥削。 

这就是美欧抱团的原因。资本主义的竞争使得它们不得不把科技外传，以获取更大的剥削收益。同时，又因为共同的担忧——徒弟超过师父，而抱团打压徒弟，维护师门的利益。

但是，随着经济运行的变化，形势有了新的动向。由于科技创新放缓，全球经济的新增财富在大幅减少。西方仍按照原先的比例，甚至借助金融手段拿走更多财富后，出现了生产与消费不平衡的现象，即“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其中，产能过剩是“虚假的”，消费不足是“真实的”。生产与消费都面临崩溃，经济危机迫在眉睫。不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发展中国家的生活也转头向下，变得更加艰难。 

在剥削不断加强，经济危机不断迫近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寻求转变。他们奋起直追，科教兴国，掌握了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了完整的大规模制造业，并且有了现代化的军事力量。 

西方在科技创新遇阻，优势大幅缩小，而制造业又外流的情况下，盈利水平大幅降低，剥削能力又被“拒止”，于是经济出现困难，甚至倒退。这引起了它们的强烈不满，国际博弈就此展开。 

西方的科技、金融强国要借助“科技封锁”、“金融制裁”来阻碍中俄等发展中大国的科技发展，要借助军事力量来打击中俄等制造业国家、资源型国家，即劳动群众的反剥削抗争。 

为了掩盖这种不公平、不正义的压迫行为，西方为这种对抗起了个“民主与专制对决”的美名，去掩饰“霸权与反霸权”的真实内情。换句话说就是，强奸“民主”，拉大旗作虎皮，去掩盖，维护，继续资本的专制、压迫和剥削。其危害性在于，西方的这种做法不但对经济发展无益，还有害。详见我昨天发表的文章《资本主义是怎么毁掉经济的——兼论市场经济的局限性》。 

因此，美欧和中俄的斗争，不仅不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也不是简单的霸权和反霸权的斗争，而是成了历史进程中，先进与反动的斗争，进化与退化的斗争。详见我的文章《中国应为“百年变局”做好意识形态准备》。 

至此，我们就可以看清，中美博弈的核心仍是历史发展的中心问题——公平问题。只有公平得到维护，经济才能稳定发展，不致倒退衰败。

博弈的双方是：

一方是“方法”。即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强国，含金融资本强国。 

一方是“劳动和资源”，即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

博弈的目标是：

在科技创新放缓，新增财富减少的时期，将财富更多留在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留给劳动大众，以减少剥削和不公平的分配，使生产与消费保持平衡，避免全球经济因循环失调而走向危机。即基于经济变化，财富生产变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博弈的关键是：

劳动大众的联合。即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的团结。

因此，在“美国+欧洲——广大发展中国家——俄罗斯+中国”这样一个力量分布中，处于中间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就是胜负转化的平衡砝码，而“欧洲”和“俄罗斯”则是“中美博弈”的决胜关键。

如果中国能争取到欧洲的支持，则历史将向前迈进，因为“公平分配”将促进经济平稳发展。

反之，如果美国争取到俄罗斯，或击败俄罗斯，则中国会失败，历史将原地踏步或倒退。因为经济危机会大爆发，世界将大动荡。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是中国争取“欧洲”的关键。中国如果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用“双赢共富”来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入人心，在发展中国家广为传播，就可以团结足够的力量去影响“欧洲”的行动。最终将它拉入进步阵营，壮大进步阵营，击败反动阵营。 

这个博弈的难点在于：

如何正确阐发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让全人类明白当下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困难与乱象，重点不在所谓的“西方民主与东方专制”的矛盾上，而是在西方经济模式不公平的财富分配上，在西方为核心的经济秩序坚持倒行逆施上。 

东方当然不完美，有问题和缺陷，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在这一时期把东方竖为靶标，是别有用心的，是想找替罪羊蒙混过关，还浑水摸鱼，趁乱得利。因此，用“狼子野心”和“用心险恶”来形容美西方是不过分的。

美西方身处历史的反动阵营，自然如坐针毡。面对每况愈下的形势，它们必然要采取种种恶毒的行动。除了抹黑对手外，“挖墙脚”是它们的常规操作。挑拨中俄友谊，分裂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它们阴谋中的重要选项，而方法就是“供应链转移”。

“供应链转移”是美西方遏制中国，挑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杀手锏”。这个手段的核心其实是“科技转移与让利”。 

美西方在与中国的角力中，制造业优势已不明显，但科技优势仍然存在。因此，用科技的转移带动制造业和供应链的转移，对中国威胁极大。 

中国的快速发展与人民的勤劳分不开，与高效的、高度秩序化的劳动力管理分不开。但是，随着全球创新的放缓，科技效率和人力效率都逐渐接近上限。中国制造业很难再通过大幅提高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去提高生产效率。因此，中国制造业面临越南、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竞争挤压。这些发展中国家很容易被美西方用“小利”挖走，从而导致制造业国家的不团结，产生分裂。 

中国向上竞争高科技时，会与西方一样遭遇自然科学研究的难题，还被科技封锁，同时又不像西方那样能作为“灯塔”吸引全球人才。向下又遭遇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低廉劳动力的竞争，面临供应链转移的问题。因此，中国是处在进步的一方，但形势并不很有利。

解决的办法有多种，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有三个： 

一是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竞争。通过阐明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消除错误思想，建立正确观念，从而团结被剥削、被压迫的国家一致行动。

二是继续降低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始终掌握对全球制造业的影响力。在科技和人力开发都进入阶段性高点的时候，降低成本的关键就落在降低“地价”上了。地价上升，地上生产的一切东西都会全部涨价。而要地价下降，就要把资源科学地分散，带动人口也科学地分散。在人口分散后，地价就会下降，制造业成本也会跟着下降。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就会上升。当然，这里的“分散”必须是“科学的”，而不是任意的，运动式的。详见我的文章《从民主化退潮谈中国经济走向》。 

三是学习西方，用输出科技和金融的手段把握全球制造业，但是要践行“共富”的思想。即打破科技壁垒，减少金融剥削，通过“扶持”和“让利”来做“经济乘法”，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实现“双赢”，促进团结。

这样，我们在思想上成为“灯塔”，经济上成为“舵手”，就可以团结更多发展中国家，影响国际形势，扭转中美博弈的态势。 

需要强调的是，在眼下的世界里，科技创新放缓是资本势力衰落的重要“窗口期”。制造业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先进制造业大国，必须抓住机会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重塑世界格局。否则，一旦科技创新恢复，美西方没有被熄灭“灯塔”，推下“神坛”，资本就会借助科技实力和迷惑性极强的意识形态武器，对中国新仇旧恨一起算账。到那时，中国会十分被动。 

现在，拜登政府大搞民主意识形态，这必然使得发展中国家处于纷乱的内部纠葛中，无法形成较强的制造业竞争力。这对中国保持制造业优势是有利的。 

而特朗普大搞“美国优先”，用自私自利赶走朋友。这对中国推广“共富双赢”，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非常有利。

因此，中国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在内部解决“地价”问题，在外部推动“一带一路”，团结人心。这两个事项的核心，都是意识形态问题，都是向人民和人类阐述正确的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的问题。只要中国解决了意识形态问题，在国内和国际采取正确的策略，形势就会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历史将转向进步方向。

可参考本人文章：

经济类：《资本主义是怎么毁掉经济的——兼论市场经济的局限性》、《模式之争背后的历史玄机》、

哲思类：《从底层逻辑理解世界及其趋势》、《“公私之争”是人类历史的最大悲剧》、《人类文明的秩序》

舆论类：《说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大舆论战役”》、《中国应为“百年变局”做好意识形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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