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库报告: 中国高层为何如此重视当代青年的价值观?｜文化纵横_风闻

[美]李成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导读】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第一次以白皮书形式专门论述青年问题。它既反映青年成长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反映政治社会对于理解青年、认知青年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本文作者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百年来首位华裔主任，他以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中国青年人，即千禧一代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特征及时代起源。文章指出，千禧一代生活在丰裕时代，有着更加多元的选择机会，**他们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经历和见证了快速的经济全球化和前所未有的通信革命。**他们独特的见解、价值观和行为所蕴藏的发展动能和潜在挑战性，已引起中国高层重视。

作者认为，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与富裕社会、史上最大规模高等教育扩张、当代最大规模的国内移民、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这五个因素共同塑造千禧一代的群体特征——他们不仅是社会转型的动力，也是“自己的旗手”。**无疑，千禧一代拥有更超前的消费观念与更包容的生活态度，而中国的快速发展与世界形势的对比，也激发出他们更强烈的政治热情与爱国情绪。对于史无前例的中国留学生群体而言，他们中的相当多数是美国民主的批判者，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政治见解分歧与差异，有持续扩大的可能性。作者强调，只有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国年轻人，才能更准确地预测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发展逻辑。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2期(4月刊)，原题为“中国千禧一代：驾驭数字时代社会经济的多元与差异”。**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很多关于中国千禧一代的文章，更多的是激发而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如果不是所有，至少绝大部分评论员似乎都同意千禧一代——也就是那些出生在 20世纪80 年代和20世纪90 年代中期之间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一代人，因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人口和技术的巨变。

外国观察者经常强调，这一具有鲜明特征的庞大年轻人群体由“互联网原住民”所组成。2017年的数据显示，大约85%的抖音用户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国网民，尤其是网络千禧一代，不论是群体本身的增长速度，还是数字化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渗透程度，都非比寻常。在2019年，86%的中国人拥有宽带接入，而同期美国人的宽带拥有比率则为73%。迄今为止，中国所拥有的超过10亿互联网用户构成了全球最大的在线社区。中国的智能手机用户数量是美国的三倍多，移动支付用户数量是美国的11倍。中国年轻的网民群体相比于上一代中国人拥有了更方便、更快捷地了解世界、获取知识的途径与手段。他们倾向于通过调整和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来跟上数字世界快速发展的步伐。总体而言，千禧一代不再将自己视为这个国家过去的派生物，而是国家未来的创造者。

这场前所未有的数字革命和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让中国的千禧一代以及目前20岁左右的年轻人拥有了哪些足以区分他们和那些更年长群体的特征？他们在人口构成、职业背景、政治社会化、群体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世界观方面与中国前几代人有何不同？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千禧一代又有何差异？如何评估中国千禧一代与中国政府关系的现状以及未来轨迹？造成中国千禧一代代内差异的因素或断层是什么？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最近编辑并在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学者李春玲教授所著的《中国青年：多元与分化》。在此基础上，我对中国的千禧一代做了一些总结和思考。

**▍**关于中国千禧一代的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化，引发了围绕中国千禧一代的特点及其影响所开展的多个角度的激烈讨论和辩论。千禧一代的代内差异、他们与中国政府的令人好奇的关系、该群体的焦虑和抱负，以及他们对中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都是观察中国的研究者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对群体的分析必须从群体本身的概念及其定义开始。“千禧一代”一词最早由西方学者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和尼尔·豪（Neil Howe）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间的年龄群体。这群人之所以被称为千禧一代，是因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那一批在公元2000年左右（即在第三个千禧年的开始）步入成年。一些美国有影响力的公共政策机构和智库，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布鲁金斯学会 ，采用将出生年份在1981~1996之间定义为广为接受的千禧一代范围。在西方，大多数千禧一代的父母是婴儿潮一代（出生于 1946~1964 年之间的年龄群体）。千禧一代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他们在自身成长的经历中见证了快速的经济全球化和前所未有的通信革命——特别是考虑到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影响以及互联网、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的进步。

尽管中国对千禧一代的定义与西方相同，但在中国有更常用的术语——依照出生年代十年划分的年龄群体，如“80后”和“90后”。根据中国 200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两个十年里出生的人口约为3.95亿——1980年至1989年间出生的人口为2.2亿和1990年至2000年间出生的人口为1.75亿。如果按照千禧一代的年龄划分（即在1981~1996年之间出生），总人数约为3.5亿。这个数字超过了美国的总人口，是美国同年龄群体总数的四倍多。在2000年时，这一群体的年龄在4岁到19岁之间；而到了2020年，群体中年龄最小的那一批也已经24岁，最大的39岁。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2015年的一项研究，千禧一代（当时19~34岁）占中国城市劳动力总数（15~70岁）的40%。

中国千禧一代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代人都更多地接触外国文化并受到西方影响。**这些影响已经通过如微信和抖音的社交媒体以及互联网的使用、国际旅行和海外学习等不同经历渗透到千禧一代生活中。**举例来说，在中国现在所有护照持有人中千禧一代占了三分之二。然而，对这一代人是否比中国前几代人有更少的民族主义，以及他们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是否更具批判性，西方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可以理解，**中国领导层为何高度关注千禧一代的见解、价值观和行为，因为这一群体具有令人惊叹的能量，也具有潜在的政治挑战性。**毫无疑问，中国千禧一代已经在中国多个关键领域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的人口在过去四十年中从30万飞速激增至1300万，但居民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其中大部分为千禧一代。同时，千禧一代已经对中国旗舰企业的主要劳动力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2017年的数据，腾讯、百度、华为和阿里巴巴员工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8.9岁、29.2岁、30.1岁和32.2岁；2019年，中国第一架大型客机C919的研究团队中400多名工程师的平均年龄为30岁；在2020年春季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协助湖北省的4.2万名医护人员中，绝大多数为“80后”，其中有1.2万人（占总人数的29%）为“90后”甚至“00后”。

与此同时，正如一些中国学者的综合性研究所明确揭示，如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13~2014年的非法“占中”、台湾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以及近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持续的暴乱抗议活动都表明，年轻人的怨愤和不满在一定政治操作下有可能带来重大危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海外分析人士将这些由年轻人主导的看似突然且影响重大的社会政治运动称为“青年地震”。过去十年，中国学者对年轻人在颜色革命中的作用开展了大量的综合研究。例如，一项针对墨西哥政党政治的研究认为，长期执政的墨西哥制度革命党在统治了70多年后于2000年失去了政权，它之所以遭遇这种命运，主要是因为失去了该国年青一代的支持。中国学者特别强调，在世界历史上的许多社会运动中，如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2011年英国的伦敦夏季骚乱、过去十年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等，年轻人往往是核心参与者。

**▍**是什么因素塑造了中国的千禧一代？

基于全面的经验证据，李春玲教授在其论著中阐述了这样一个中心主题：鉴于中国在千禧一代成长时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多层面变化，中国千禧一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个人发展机会。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新问题”。李春玲教授对千禧一代的研究主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因素塑造了这一代人？反过来，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多样性和不平等——是否预示着当今中国的新轨迹和新张力？

中国的千禧一代是一系列非同寻常事件的产物。这些重大的外在因素可分为五个方面：（1）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家经济奇迹和富裕社会；（2）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张；（3）当代中国最大规模的国内移民；（4）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5）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到来。

（一）富裕社会

在当代中国，千禧一代是大多数成员生长并生活在一个富裕社会的第一代人。根据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和生活水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约88%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四分之一世纪后的2013年，中国的贫困率降至其总人口的2%，约8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与40年前相比，2019年中国GDP增长60倍，人均收入增长25倍。

对许多中国千禧一代来说，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包括私人财产、私人汽车、改善的医疗保健、金融资产积累，以及支付海外旅行和子女海外教育的能力——已经不再难以企及。举例来说，2018年在全中国登记的私家车共有1.87亿辆，相当于每100户城镇家庭拥有40辆私家车。在某种程度上，不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在社会化方面，中国千禧一代都不再像他们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反而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和后工业国家的同龄人更为相似。

不同的社会要求和不同的行为实践均表明，在价值体系方面，年轻人和他们的长辈有着明显的差异。就像李春玲教授所说，“这些多层面、多方面的变化西方社会花了100年才完成，但这些变化在中国被压缩到了30年。代际转换的时间被显著压缩，每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随之显著增大”。随着千禧一代逐渐走向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这一因素也会影响他们代表国家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二）扩大高等教育

在中国千禧一代的成长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有一个显著的改变：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因此，千禧一代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急剧增加，他们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这一历史发展的最大受益者。1999年，中国开始实施大学扩招的国家政策，开始了被称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在这一政策得以实施之前，中国大学的总入学率仅为6%。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随着高等教育扩展，大学的毛入学率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截至2016年，大学的总入学率达到了48%。同时，在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自2000年以来急剧加速的中国海外留学运动中，千禧一代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从1978年到2019年，共有660万中国公民在国外学习。

图2分别概述了从1978~2018年间中国学生和学者每年出国留学和归国的人数。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人数自2000年以来的指数增长。以上海为例，2009年，上海大约64%的海归拥有硕士或以上学位，而73%的海归年龄在21岁至30岁之间。近几年，中国留学生的总体年龄变得更加年轻。2013年，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学生超过3万人，占在美外国高中生总数的46%。

虽然大学扩招为中国千禧一代的高等教育打开了大门，但也加剧了毕业生找工作的竞争。千禧一代完成大学教育、开启职业生涯的时期，恰逢国家不再保障就业，并开始退出提供保险、医疗和住房等领域。大学毕业生开始面临市场竞争。过去20年，16岁至33岁年轻人的总体就业率有所下降：从2000年的76%逐年下降，到2005年降至71%，2011年降至66%，于2013年降至63%。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了更大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农村毕业生和二三线院校毕业生。

（三）农村—城市移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无前例的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影响到了千禧一代。当然，这一移民潮对这一代人的影响与对前几代人的影响大不相同。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8%；而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0%。这一变化表明了中国最大的城乡人口流动发生在上一代农民工及其家庭中，包括千禧一代。到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58.7%，城镇常住人口在这40年中从1.7亿增长到8.1亿。

所谓“流动人口”——包括进城务工或城镇移民及其家庭——的数量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最高点2.47亿人，相当于全中国人口的六分之一都在流动。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和移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年轻人。在2018年的2.21亿流动人口中，16岁至30岁的年轻人约1.4亿人，其中“80后”占35.5%，“90后”占24.3%，“00后”占19.3%，“10后”占20.9%。

与老一代农民工（“50后”“60后”和“70后”）相比，千禧一代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对歧视更敏感，对自己的权利保护意识更强。然而，中国学者对“户籍制度的限制弱化后，城乡不平等已经改变”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包括李春玲教授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在老一辈中普遍存在的城乡不平等已经传给了年青一代。他们认为大多数城乡不平等已经通过代际传递固化为经济社会阶层不平等。

（四）独生子女家庭的影响

中国千禧一代大多来自一个独特的、庞大的人口群体——独生子女家庭。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有大约20%没有兄弟姐妹；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二十年里，有27.5%的孩子面临同样的情况。在这20年中，独生子女的总数约为1.2亿人。

此外，这些独生子女还有着集中居住在城市地区的特点。独生子女在城市儿童中的比例要显著高于农村：城市独生子女在“80后”中约占一半，在“90后”中占近四分之三；而在农村地区，20世纪80年代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农村儿童是独生子女，这一比例在90年代仍然很低。尽管农村地区的“80后”和“90后”的大多数并非独生子女，但是出生率的下降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在“80后”和“90后”的合计人群中，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和只有一个兄弟姐妹的二胎家庭的合计比例分别达到61%和82%。

独生子女现象不仅影响着新生代个体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同时也从个人和家庭的层面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家庭小型化和出生率下降的趋势改变了中国传统家庭的代际关系和养育子女的方式。

（五）数字原住民

数字革命改变了中国几代人的生活。互联网已经“融入年轻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千禧一代的特征中得到了体现。数字应用在中国年轻人中得到高度普及。2018年，“80后”和“90后”占了全中国7.1亿网民的绝大部分，其中90%以上使用手机。腾讯公司于2011年推出的微信——中国最大的社交软件，在2017年的月活跃用户数约为9.38亿。城市年轻的专业人士对微信的使用率几乎高达100%，且用户都是20多岁或者30出头的年轻人。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集网络、新闻评论、游戏、体育、影视、演艺等多种媒体于一体的新媒体，在中国青少年中尤为流行。**三年里，中国网络直播的观众总数从2017年6月的3.43亿增长到2020年6月的5.62亿。**根据中国学者的一项研究，78%的网络主播来自“90后”，而观看直播的观众中也有80%是“90后”。

数字原住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空间以及社会关系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发展“极大地重塑了传统上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中国社会关系”。就中国悠久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言，即便在诸如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20世纪中较为“叛逆”的时期里，年轻人通常都是“被更成熟的声音所引导”。当下，年轻人是“自己的旗手”和社会转型的动力。而今更多的时候往往是“80后”和“90后”在引导他们的父辈和祖辈进入数字时代。

数字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空间的改变也影响深远。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中国一直有两个舆论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官方舆论场无处不在，并占据了中国舆论的主导地位。随着传统媒体被互联网及前文所述的网络直播与应用所颠覆，中国的舆论场加速扩展，在社会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重要性。年轻人的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中心已经从过去系统内的大型公共空间（比如广场、公园和礼堂）转移到以某个主题为中心的、小型的、私人的空间中，甚至是完完全全存在于想象中的虚拟空间。

然而，虚拟世界中的激烈讨论可以塑造社会中公共话语，有些问题因此被放大或忽略了。正如一些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一线城市的白领工作者对于清洁空气的需求比三四线城市的蓝领工作者更大，同时因为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舆论的虚拟空间，他们对国家政策可以并已经产生的影响要比后者大得多。同时，虚拟空间中所共享的社会认同和群体情绪也可能成为网络煽动群体性事件和挑战官方的一个导火索或驱动力。

**▍**年轻人的多样性与不平等将如何塑造中国的未来？

李春玲专著的副标题是“多元与分化”（或译为“增长的多样性和持续的不平等”），简明扼要地突出了她研究中国千禧一代的主题。不论是与前几代人比较，还是千禧一代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年轻人的多样性都在持续增长，且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包括消费、生活方式、对性和婚姻的态度、社会容忍、政治行为、国家认同和世界观的各个领域都十分显著。

（一）社会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

**千禧一代引领了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社会从保守消费到超前消费的转变，“90后”和“00后”越来越多地在日常购买中使用借贷和分期付款。**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成为单身独居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比过去推迟了5年左右，使中国的人口结构越来越接近如日本和北欧的发达经济体。

根据一项2018年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有2000万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移居到一线城市工作和生活（单身且独居）。正如一篇在中国广为流传地文章所描述的，对于中国许多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来说，关于性、婚姻和爱情的概念和行为已经变得“更加开放、快速、直接和务实”。很多人选择晚婚甚至不婚；对一些人来说，性别差异甚至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中国传统的婚恋观正在被颠覆。

**中国年轻人对于不同生活方式和性取向的社会容忍度和接受度日益提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的一篇报告，北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吴利娟做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90后”的受访者中，只有不到9%的受访者表示会拒绝接受是同性恋的孩子。相比之下，持相同观点的受访者，在“80后”“70后”和“60后”的样本中的比例分别为13%、28%和35%。“90后”的群体中，反对歧视同性恋和非二元性别个体的受访者比例要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

中国年轻人在运用社交媒体来支持性少数群体、拓宽公共话语的范围，并有效地与政府协商与交涉。2018年春天，LGBTQ相关内容在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被删除和屏蔽后，大量中国网民自发地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微博管理层。他们谴责微博的审查是一种对同性恋群体的再度边缘化，微博的这个行为违背了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同性恋合法化的规定。最终，微博恢复了被删除的内容。

（二）政治热情和爱国主义的增长：促成因素

中国年轻人日益多元化的一个主要角度反映在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对西方价值观的态度以及对美国的看法等不同层面。近两年，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地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促成了中国年轻人观念的变化和进一步分歧。这些事件包括中美贸易战、中美外交局势的紧张，以及美国施压华为（包括其首席执行官的女儿在加拿大被捕），也包括之后新冠疫情的暴发及其在中美两国的严峻形势（尽管不是同时发生）、“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Matter）的非洲裔平权运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限制和对华裔科学家及学者的种族歧视，和特朗普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对民主进程的蔑视。

2020年春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17000名大学生进行的全国性调查中，李春玲教授和她的同事们注意到，最近的这些事件推动了中国大学生对于社会政治问题和国际事务热情的上涨，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最高点。相对而言，在“80后”和“90后”中经常在互联网上浏览新闻和政治问题的比例，于近些年显著增加。

这些发现与西方一些关于中国青年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研究相吻合。正如康奈尔大学的政治学家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最近观察到的，中国年轻人的反应态度通常是鹰派的，经常支持更多地依赖军事力量。中国民众普遍认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和侦察威胁着中国主权，大众普遍支持出兵收复在东海和南海的争议岛屿。用她的话来说，“年轻的中国人虽然在身份上也许没有更多的民族主义者，但在外交政策信仰上可能比老一辈人更加鹰派”。

尽管“90后”和“00后”的中国年轻人经受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浪潮的影响，但是他们在充满爱国主义的教育氛围中成长。在最近的一个调查中，当问及“你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吗？”，只有0.8%和0.3%的人选择了“不自豪”和“一点也不自豪”。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比前几代人要强烈得多。其中绝大部分学生都表示，他们最自豪的是中国一直以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艺术”，其次是近年来的“经济成就”和“科技成就”。

毫不奇怪，当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在2020年12月的推特上宣称“在欺骗和偷窃上，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时，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反美情绪。**在最近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在中国最顶尖大学中就读的大学生中爱国情绪高涨的同时，他们的仇外心理也在抬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20年春季进行的调查显示，34%的大学生表示“不支持给予一些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另有27%的大学生表示“在中国的外国人太多，应该减少他们的人数”。

中国青年研究中心学者邓希泉在2018年进行的调查也显示，90%的“90后”群体对西方强加给中国的“偏见”表示不满，70%的人同意“西方国家总是用双重标准来指责中国”，同时近80%的人认为“中国可以在不实施西方制度的情况下变得更好”。同年，《纽约时报》报道了另一项对10000名出生于2000年及那年之后的年轻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80%的人认为“中国要么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要么正日益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

所有这些调查都表明，中国的年轻人不同于他们的“60后”“70后”长辈，对待西方的态度也不像他们几年前那么积极正面。对中国大陆千禧一代的观察也不同于包括港台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千禧一代的观点和态度的分析——其他地区的千禧一代对自己所在社会的未来要悲观得多。

（三）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美国民主的批评者与捍卫者

一篇由美国留学归国者于2020年11月写的一篇文章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由此引发的网络热议和争论，揭示了当下中国“90后”和“00后”两代人在价值观和态度上的严重分歧和冲突。作者栾奕是一位年轻的“90后”女性，在纽约居住6年——包括在纽约大学读了两年研究生，于2020年9月回到中国。栾奕在《中国日报》发表的这篇长文中，说她带着她的“美国梦”来到美国，相信“美国价值观”——用她的话说就是“倡导科学、人人平等、民主和法治、自由和多样性”。

但是，她认为，近期发生的各种事件——很多美国人处理疫情的方式（如坚决不戴口罩），美国政府公然制裁华为、抖音和微信，以及特朗普总统使用“中国病毒”对中国连珠炮式的指责和公然的种族主义言论，均打破了她对美国之前的看法。促使她决定回国的最关键的导火索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社会运动。按她的观点， 这场运动正在导致“社会混乱”和“逆向歧视”，损害亚裔的利益。她的结论是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将可能全面超越美国。

不出所料，栾奕反美的民族主义观点以及负面评论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也得到了很多类似的评论。许多年轻的网民也表达了他们对美国深深的失望——过去四十年里，美国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的灯塔”或“灯塔国”。据一位在美国学习的“90后”学生解释道，栾奕的海外学习经历与前几代在中国经济仍十分落后时期的留学人员有相当大的不同。当今中国的年轻专业人士不再抱着和2013年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同样的仰慕来看待美国。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正如最近英国一项全球调查得出的结果，人们甚至认为**“全世界的千禧一代都对民主感到了失望”**。

然而，更有趣的是，她的文章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激起了一股年轻人对她的观点的反对和批评的巨大浪潮，批评她的声音中包括了很多已经在美国完成或者正在美国完成学业的年轻人。大多数中国年轻网民意识到栾奕的一些担忧是合理的。但是，很多中国年轻人跟栾奕的看法有极大的分歧。他们对她的文章存有广泛的保留意见与批评。首先他们不赞成她对美国一成不变且功利主义的观点。在这些中国年轻人看来，栾奕的看法暴露了她对美国的认识十分有限，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独特环境下，她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的肤浅认识，特别是关于黑人平权运动。这些讨论主要反映了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和归国人员的观点对比。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年轻人在政治观点和社会经济价值观上的思想差异越来越大并将持续扩大。

更广泛地说，上述所有这些长期不平等的方面，以及中国青年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构成了李春玲教授所认为的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环境快速转型时期面临的重大挑战。无论怎样，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面深刻了解这个新兴大国的年轻人，对于预测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至关重要。**中国的年青一代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已经超越了中国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