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角度看【中西医论争】【中医存废之争】_风闻

       毛主席说：‘我认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中医是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医是在近代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其不合理的部分要去掉。西医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也有机械唯物论。将来发展只有一个医，应该是唯物辩证法作指导的一个医。’

社会意识形态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哲学问题，哲学是思维的科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由世界观形成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方法论。意识形态中的矛盾运动，最后都会归结到哲学体系的斗争。中西医论争也是如此。

    一、中西医发展、论争及中医存废的历史概况

    1.中医的历史沿革

    1.1原始社会至先秦

     神农尝百草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的实践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早在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末——前256年），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此时最有名的当属伊尹的《汤液经》，此书奠定了中医方剂学的基础，《伤寒论》中许多方剂都源出于此。

    1.2先秦至两汉时期

     先秦的社会背景下，不仅在思想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医中药学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并走向成熟，先秦两汉的古代人民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出了成熟的医学理论体系。众多医学家集结整理出了《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对从原始社会以来的医疗实践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总结。

  1.3魏晋南北朝到明清

       这一时期，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成熟。 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针灸专著有《针灸甲乙经》；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和《肘后方》是炼丹的代表著作；制药方面有《雷公炮炙论》；外科有《刘涓子鬼遗方》；《诸病源候论》是病因专著，《颅囟经》是儿科专著；《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眼科专著有《银海精微》等等。另外，唐代还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方书。

       唐代（公元618——907年）经济繁荣，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唐政府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唐本草》的编修工作。全书载药850种，还增加了药物图谱，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

      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来，他又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

       到了明代（公元1368——1644年），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载药1892种，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同一时期，有一批医学家提出把伤寒、温病和温疫等病区分开。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温疫流行，甚至延及全国。由于医家当时用一般治疗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或妄用峻攻祛邪之剂，往往无效，甚至导致病情迁延，进一步向危重阶段发展，致使枉死者不可胜数。鉴于以上情况，吴有性（又名吴又可）潜心钻研，认真总结，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强调这种病属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伤寒病绝然不同。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使其与伤寒病分开另论，为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著有《瘟疫论》。吴又可在该书中所列瘟疫病种有发颐、大头瘟、虾膜瘟、瓜瓤瘟、疙瘩瘟，以及疟疾、痢疾等急性传染病，他明确指出这些病都不是六淫之邪所致，而是四时不正之气所为。其症状与伤寒相似而实际迥异，古书从未分别，吴氏一一加以分辨论述阐明，并论著制方。其中著名的剂方有达原饮、三消饮等，示人以疏利分消之法。在治疗上，他提出了一整套祛邪达原理论，临床治疗收到很好的效果。还有他的"疠气"之说，首先肯定它是一种物质，“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从而否定了疫病之由是"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旧观点。他还指出疠气是多种多样的，有特适性的，更有偏中性的。

1.4中西医汇通及科学化思潮

      清末民初出现了中西医汇通及科学化思潮（‘科学化’这个词需要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否则容易滑向伪科学），西医学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为中医带来巨大冲击，然而很多中医师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建议摒除中医的缺点，同时吸收西医学的优点。【这点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当时医学家都提出一些汇通中西医见解，逐渐形成了中西汇通思潮及学派，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初期的代表者有：张锡纯、恽铁樵及杨则民。

　　在消灭中医措施的压力下，仍有一批热爱中医事业的有识之士，为了保存和发展中国医药学，努力创办中医院校、出版中医药杂志及组织中医学会。例如丁甘仁及谢利恒等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17)，包识生等创办神洲医药专门学校(1918)。

　　他们一边忙于诊症及教学，一边专注于编写教材，成功培养了一批中医药人才，成为后期继承及发扬中医学的骨干力量。

    2.近代西方医学发展概述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17世纪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血液循环。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18世纪莫干尼把对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学，为研究疾病的生物学原因开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种的发明，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一些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到了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啸（Virchow）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的原因解释为细胞形式和构造的改变。细胞病理学确认了疾病的微细物质基础，充实和发展了形态病理学，开辟了病理学的新阶段。19世纪下半叶巴斯德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KochR．)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发现。巴斯德还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I．）系统阐述了吞筮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

      在临床医学上，19世纪诊断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叩诊法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雷奈克(LaennecR．)发明听诊器；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19世纪中叶以后，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药物学方面，19世纪初期，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到19世纪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

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劳动卫生学、营养和食品卫生学、学校卫生学相继产生。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卫生学中又划分出社会卫生学，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况，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与它们斗争的方法。此外，英国南丁格尔(NightingaleF．)1860年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3.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史

    3.1明末清初传入中国

       1568年来到中国的一些传教士在把基督教新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把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一起带到了中国，虽然这时西医已经传入中国，但是由于当时主要传人只有很浅薄的一些生理解剖知识，而且西方医学在当时的临床治疗技术方面并没有领先中医，所以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很大，此时西医不具备与中医论争的基础。

    3.2牛痘接种技术传入

      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在中国人痘接种术的基础上，发明了牛痘接种术。并在1796年5月14日，首次成功为一名八岁男孩接种牛痘。牛痘术后经不断完善发展，得以推广运用，并传遍世界各地。牛痘术试种成功后不久，英国人就开始向中国传播。1803年6月，时任英国印度总督Bombay曾给东印度公司驻华商馆写信，希望将在印度已推广的牛痘术传入中国，并寄送了一批疫苗。但是由于路途遥远，疫苗未能成活。1805年，一位名字叫哈威脱的葡萄牙医生，将牛痘疫苗从马尼拉带到了澳门。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1780-1874）在公司大班J Drummond支持下，又把牛痘疫苗由澳门带到广州并在华为中国人试种牛痘成功。为了在中国推广牛痘，皮尔逊还编写了一个小册子，专门介绍牛痘种痘术。皮尔逊的小册子被时任东印度公司驻华商馆书记员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十一岁时随马戈尔尼于1793年9月14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觐见乾隆帝，是当时英国使团中唯一会讲汉语的英国人，但马戈尔尼访华失败，使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1840年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在议会辩论中极力主张对中国诉诸武力）翻译成中文，并于1805年正式出版，定名为《新订种痘奇法详悉》，封面题为《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此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图解，分别介绍了牛痘的接种部位、接种器械、接种成功后的出痘形状。另一部分为正文，详细接受了天花在欧洲流行的情况，人痘术在欧洲接种的情况，琴纳发明的牛痘术及其与人痘术的区别、优势，牛痘具体的种植方法及注意事项等。牛痘术比人痘术更温和、更有效，先是在广州推广，后传遍全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牛痘术在中国民间传播很快、很广，却未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见不到清朝皇家子弟种牛痘的记录，以至于道光的几个子女及同治因患天花而亡。

    3.3西医外科麻醉技术及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

    1845年以前，教会医院的外科切割手术都是在无麻醉下进行。1846年伯驾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医院第一次试用，使医院在实施外科手术上有重大进步。同年10月，伯驾又从波士顿买到杰克逊(JacksonCT．)医师研制的麻醉仪和一批乙醚，随同附来的一封信介绍有使用这种仪器和药物的方法。这种仪器的安全性显然更好。时隔两年伯驾很快又引进氯仿麻药，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对一例膀胱结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结果十分成功。麻醉药引入教会医院，使教会医生外科手术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以伯驾为代表的教会医生在引进麻醉剂方面是迅速的。1846年美国医生摩顿(MortonWTG．)首先使用乙醚拔牙。在英国1846年12月，伦敦外科医生也开始应用乙醚于外科手术，1847年11月15日辛普森医生在爱丁堡皇家医院首先用氯仿于外科手术。这两种麻醉药为西医外科发生根本性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教会医生和他们本国教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使他们能即时地输入一些新技术，为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发展保持技术优势。1842年后广州教会医院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眼病虽然是医院的治疗重点，但是疾病的种类已涉及到内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术包括肿瘤、膀胱结石、乳腺疾病、坏死性骨骼切除等。

      西方医学真正开始影响中医发展是在19世纪中叶，当时牛痘接种的方法和西医外科麻醉技术及对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为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中西医论争及中医存废之争的历史

4.1始作俑者

1879年，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清末俞樾先后发表了《废医论》和《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到民国时期，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当做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

4.2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将中医教育排除于教育系统之外。时任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在教育体系中废除“中医”，由此激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不满，拉开了“中西医论战”大幕。

4.3首次请愿

1913年10月，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赴京请愿，要求教育部设立中医药专门学校。北洋政府则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并认为中西医“致难兼采”，而‘专取西法’是‘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

4.4中西医矛盾深化

1925年，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坚决抵制中国教育界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因此，中西医矛盾进一步加深，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4.5中医‘命悬一线’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议案一旦实施，中医的废止只是时间问题。同年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

1929年3月21日，以名中医谢利恒、陈存仁、张赞臣等组成赴南京请愿团，向国民党三全大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请愿。

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中医存亡问题意见并不统一。以汪精卫为代表的部分政要主张废除，冯玉祥、于右任、陈果夫等则主张保存中医。这其中也有派系斗争的因素。1929年之后，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者，“废止中医案”最终交到了蒋介石手里。

3月24日，蒋介石接见了请愿代表团。会见时，蒋介石操着一口纯正的宁波口音说：他小时候生病是看中医，现在生病有时仍然是吃中药，他对中医是信任的，对中医持绝对拥护的立场。

这给代表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蒋介石希望借平息这场风波提高自己的威望。几天后，国民政府下达公文，表示“废止中医案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发展，殊违先总理（孙中山）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废止中医案”终以暂不执行而告结束。

请愿代表欣然而归。

不料一个月后，新的规定又下来：卫生部禁止中医使用西医西药，使用听诊器等西法也有伤国体。教育部也颁发新规：中医学校一律改为“传习所”，因为中医学校不以科学为基本，改为“传习所”更名副其实。现有的中医，由卫生部实行登记，除了年满50岁且行医20年以上者，其他人都必须接受补充教育，培训通过再继续给予执照行医。不准诊治传染病，禁止登报介绍中医及开设中医学校等等。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让中医在50年内慢慢消亡。

尽管中医界斗争激烈，该政策几经摇摆之后，还是在1931年落地执行。

此后的十多年，国民政府歧视中医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中医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1930—1931年，通过各种渠道，促使政府成立中央国医馆，并争取行政管理权；1932—1936年，争取《国医条例》（后改称《中医条例》）立法，以求得中医合法地位；1947年，中医团体奔赴南京绝食请愿，争取中西医平等待遇……有人总结说：“不断抗争几乎成为这段时间中医的特有形象。”这种现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在奋起抗争以图生存的同时，中医界也在思考探索发展自救之道，如开设中医学校、办医药报刊、著书立说等。

1931年，即中央国医馆成立第二年，中国科技界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在此大环境下，以“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为宗旨的中央国医馆也提出以科学的名义命名中医的“统一病名”计划，要求全国的医师在3个月内一律按照审定的病名录使用病名。但这一提案遭到了当时大多数中医的反对，认为中西医学基础不同，中医以脏腑、气候定名，是从种病之因着想；西医根据解剖学、细菌学、生物学定名，是从得病之果着想。如果以西名为主名，不废中国学说则名实不相符，如果废中国学说则中医即破产。中医不能以追求科学化时髦，为求形似而忘掉本源。半年后，“统一病名”的提案以遭到大多数人反对而告终。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的日子并不好过，余云岫的“废医梦想”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变成现实。1950年8月，余云岫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并提交“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这让中医界人士十分不满，几乎退出会议以示抗争。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与军地卫生干部深入谈话，之后，为大会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题词，为中西医问题定调。

但正如余云岫自己所言：“共产党是坚固地把握辩证法唯物论的，决不会像蒋政权那班人，把两千年来传统的神话、古典哲学、占星、龟卜、唯心论、主观唯物论和庸俗经验论的杂货店样的旧医庇护起来，支持起来，增加反动势力，来和自然科学的新医学对立。”在共产党内部，打着“唯物主义”旗帜帮余云岫“落实精神”的不乏其人。【余云岫拿着自己曲解的辩证唯物主义为自己站台，当时确实迷惑了一大批人呢】

1950年，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的王斌（1909-1992，外科专家、卫生部原副部长）在东北第四次卫生会议上作了一篇题为“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的报告，正式向中医开火。报告中，王斌提出了一套从理论到办法都完备的消灭中医的“纲领”。《东北卫生》曾刊发此文，并发表题为“进一步学习王斌部长的论文”的评论，把这篇文章吹捧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的”“具有阶级性和实践性”的“政策性论文”的“典范”，规定每一个卫生工作者必须将之尊奉为“行动指南”。

这一“纲领”在王斌的任期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贯彻。

一是用考试的办法大量淘汰中医。1949年东北全区举行医务人员考试，中医师平均合格率不到十分之一，因为所出试题，皆为中医所不了解的现代西医内容。

二是用严格的甄审等办法淘汰中医。将接骨、推拿等专科中医贬入江湖医生之列加以取缔。仅热河朝阳县经过登记、甄别，就有420名中医被认为“不合格”，其中225名被停止行医。而那些考试、甄别后侥幸取得资格的东北地区的中医，在1952年时再一次受到打击：当时一度大张旗鼓地开展所谓“反伪证件运动”，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许多中医因此受到斗争和审判，甚至被逼得走投无路自杀。

三是用训练的办法消灭中医。王斌在东北开办了8处中医进修学校、14处中医进修班，对进修学员全部授之以西医课程，使进修后的中医“西医化”。对进修后的中医，参加公立医疗机构工作，不许开中药方，实际上已不承认是中医，而是“给予医助资格”的“医助”了。

四是“停止其（中医）今后招收学徒”。后继无人，则会自然消亡。

另外一位帮助余云岫实现其夙愿的人是贺诚（1901-1992）。在贺诚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主管中医工作期间，先后通过并得以完全贯彻落实的《中医师暂行条例》等，比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医条例》还要严苛。在此条例限制下，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通过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000多人。

但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由正规医校毕业的西医不足2万人。西医如此匮乏，且培养成本较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缺医少药的严峻形势下，谁来保障6亿老百姓的健康？

4.6中医的‘解放’

一封反映民间医疗现状的匿名信飞到毛主席桌上。

贺诚与王斌消灭中医的做法最终被叫停，两人均被撤职。1955年，《人民日报》开展了批判卫生部、王斌错误做法的宣传报道，一时间捍卫中医的呼声响遍全国。贺诚也被迫于1955年1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深刻检讨。

1954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把中西医界限取消，形成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1955年12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1955年年底到1956年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

1958年，卫生部将一份“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阅后大为称赞，动笔写下长达200多字的具体指示，即“10·11批示”，把“发掘、提高”中医和创造“新医学新药学”这两项“宏伟”使命，一并交给了“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希望通过培养西医学习中医，以更好地发掘中医宝库。“中西医结合”的说法红极一时。

“中西医结合”给了中医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但也有人质疑：中西医结合后的中医还是中医吗？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农村医疗问题，一支关注农民初级保健的医疗队伍——“赤脚医生”应运而生。

此项运动的背景是：1965年，毛泽东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报告称“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毛泽东大发雷霆。

学者杨念群认为，毛泽东当时发怒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医一直没有整合进农村医疗资源。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召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谈话说，乡村“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这次后来被称作“六二六指示”的讲话，成为赤脚医生产生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文化土壤上，老百姓与中医其实一直是亲密无间的。生姜发散风寒、黄连清热解毒一类的中医药常识，都是深深融入民间的日常生活经验。于是 “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万家”的赤脚医生，成为那个时代关于中医的最深刻记忆。

随后即至“文革”，由于种种错误导向，全国绝大多数老中医被批斗、迫害；很多中医古籍被当成“四旧”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直到 “文革”后，中医才从浩劫中再次恢复了元气。即至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这才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4.7网络时代“战火”再起

但是，对中医药科学性的质疑从未停止。

2006年2月，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在网络上抛出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提议“让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到民间”，在网络上不断被转载。

与此呼应的是，次年，以学术打假著称的方舟子出版《科学成就健康》一书，专设《科学看待中药的毒副作用》附录，逐一介绍了常见的柴胡、板蓝根、黄连等60多种中药的毒副作用。同时宣称：“如果把医学当成是科学而不是信仰的话，就不应该迷信古人。张仲景作为一位1000多年前的古人，他的医学知识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错误的，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任何一位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附和者不乏其人。

一颗颗重磅炸弹轰击之下，“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的言论甚嚣尘上。很多中医药专业人士“坐不住了”，纷纷站出来针锋相对。

唇枪舌剑中，张功耀领衔发起了一场“取消中医”的网络签名，建议：“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有关中医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此倡议一出，一度传出有上万名网友签名附和。

“战火”很快烧到卫生部。10月，卫生部表态，坚决反对取消中医的言论，直斥签名活动是“对历史的无知”。随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更是措辞严厉地指出其“否定历史，违背科学”，是“数典忘祖的闹剧”，并公布说参与“网络签名 ”的仅有138人。到此，这出由中医“外行”主演的闹剧才偃旗息鼓。

2015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某地中医馆时说，“开设中医科、中药房很全面，现在发展中医药，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像我们自己也喜欢看中医。”近几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已将弘扬中医药作为卫生工作的一大重点。201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李克强也强调积极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

二、中西医论争及中医存废涉及到的哲学问题

2.1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恩格斯说：‘实践之树常青，而理论永远都是灰色的’；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它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写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一个不注重实践的哲学思想体系必将衰落】！！！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真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

2.2怎么定义‘科学’及‘科学化’

任何一门科学必然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相应的哲学的指导下发展出来的，所以说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而人类哲学的主轴已经发展到了辩证唯物主义阶段，因此必然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来定义科学。科学作为主观认识必须要符合客观真理，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科学化’就是符合客观真理化。

2.3中医的哲学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人民基于象思维从实践中总结创造出来的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医学是一门系统的整体的复杂科学体系，因为其理论来源于医学实践，并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住了医学实践的检验，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医学实践。因此不要想着废止中医。古代医学家借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的各种现象，并用以指导总结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这就逐渐形成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祖国医学理论体系。 阴阳学说是以自然界运动变化的现象和规律来探讨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的变化，从而说明人体的机能活动、组织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这种学说对后来古代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如中国的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乐和医学，都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协助下发展起来的。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但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是朴素的，且不够‘唯物’，也就是不够‘还原’，因而对于传染病病原的认知止步于吴又可的‘戾气’。这是其在哲学上的缺陷，因而要融合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加以改造。

2.4西医的哲学

西方医学是在分析还原论和机械唯物主义发展而来的‘科学’指导下发展出来的学科体系，因为其哲学指导思想的固有缺陷，因而对人体这样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缺乏辩证的和整体性的理解，因此西方医学也必须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

2.5现代医学应该秉持的哲学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不仅是我们党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经验总结，也为我们党的理论建设和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行，因为其内核马克思主义哲学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理论。一种理论行不行，还要看它是否来源于实践并能够为实践服务，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地检验和发展真理。一个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无法变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下兼容中西医的哲学理论，因为唯物辩证法扬弃了朴素唯物辩证法、分析还原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等一系列过去存在过的哲学方法论。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是完全可以理解中医和西医的理论和治疗体系的【西医不理解中医的理论就要多学学，并不是你掌握了政治权力多话语权多就可以肆意打压中医的，借用一位网友针对美帝国主义霸权说的话：‘不是强大即为真理，而是真理必将强大’；中医也不要认为别人无法理解你】，在这一哲学思想体系下，可以兼容中西医，因而可以做到【中西医结合】，所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主席总是这样提。因此以后的医学发展必然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指导思想。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最终标准。沿用到现代医学发展上，就是要以临床实践中的疗效为唯一评价标准。如果想成为医生，就努力学习人类创造的所有的优秀的好的医学知识，成为人们对抗死神最得力的盟友。如果非要争，不如和死神掰手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