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防疫感悟：小政府的难为与可为_风闻

舒时 | 文

随着香港疫情逐步受控，最近，朋友圈里，不少自媒体开始转发香港抗疫成功的分析，里面不乏对港式抗疫里的动态清零、全员核酸等措施的评论。而且，某日笔者很诧异地看到，香港的抗疫成果被内地官媒也点赞了。

这可真是过去多年未见的稀罕事。

近几年来，在内地媒体里的香港，更多的是一个爱闹、不争气而且扶不起来的没落城市形象。即便在抗疫期间，港府也多次被海内外媒体批评。

就在3月29日，香港《信报》还评论说，面对疫情，西方是躺平，中国内地是站立，香港则是仰卧起坐——指港府对于全民检测态度左右摇摆。一方面，它想效法内地落实动态清零，另一方面，却不断推迟全民检测直至最后干脆宣布“暂缓”。

现在，香港居然被官媒公开点赞，这给内地读者的感观颇有了一点点后进“模范生”的模样。有不少内地朋友开始来询问，你们的生活是不是恢复正常了，还有人在微信朋友圈称赞港府做得好。

港府采取了什么措施？

对于港府形象的“逆转”，我觉得不应该归为谁或是某个机构的功劳，唯一值得感谢的是“一国两制”，赋予香港灵活变通的机会。

在今年第五波疫情暴发初期，港府一开始给人感觉总是“慢半拍”，各种“落后挨打”的局面。例如今年春节以来，由国泰机师群体违反隔离政策开始，先后引暴了“望月楼组群”“维园广场跳舞组群”“陆田园餐厅组群”及“洪为民生日派对事件”；最终，在香港海景丝丽酒店发生内部交叉感染而形成的“检疫酒店组群”导致第五波疫情全面大暴发。

在上述事件中，港府在面临全港强检、社区封闭及社交限制等措施方面，一再释放自我矛盾的政策信号。

到了3月中，在疫情出现迅速扩散之际，特首林郑月娥敢于顶住各方压力，在确诊病例仍然看不到峰值的时候，转变思路，不再盲目追求密集的强制核酸检测，并鼓励轻症或无症状者自我隔离、在家等待自我康复，而不是直冲医院急诊室，从而有机会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重症患者。

同时，港府一反过往的“懒政”形象，采取积极主动措施，上门为第五波疫情的“重灾区”养老院接种疫苗，并及时进口帕克斯洛维德（Paxlovid）和莫纳皮拉韦（Molnupiravir）两款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向公立医院和普通私家诊所免费提供。

港府特别强调两点：

一是配药快。私家诊所在工作日的当天下午4点前提出的药物需求，将在第2个工作日内得到处理；

二是免费。港府要求私家诊所不可就新冠口服药物向病人收取任何费用，即这些药服的费用全部由港府买单。

上述政策有助于大大缓解公立医院的压力，而且居家隔离也弥补了港府方舱医院床位数量不足的问题。

作为一直处于香港疫区的小市民，我个人比较直观的感受是：进入4月以来，香港形势的确在好转。街上的车流和人流明显增加了，菜市场的蔬菜价格基本恢复原价了。小区附近的救护车出现频率也大大降低了——3月最严重的时期，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三至五辆救护车（或是消防车）停靠在附近的某个屋苑旁边等待接人；但是近一周，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这些车辆。

4月15日是尤其值得纪念的一天，当天新增案例降至千以下。这意味着特首林郑月娥从当天起，不需要每天出来向记者汇报疫情数字，并直面记者各种无情刁钻的追问了。

随着疫情明显受控，港府也遵循之前的计划，于4月21日有限度放开社交限制令，并开放学校面授课及部分公共场所。

庆幸的是，迄今为止，这种开放还没有带来新增病例的增长——4月21日新增病例628宗，随后两天分别是574宗和523宗。到4月24日，新增案例已降至429宗。也就是说，放宽社交禁令并没有令疫情进一步恶化。

从港府披露的数据来看，有299间学校已经恢复面授课堂，其中累计有12间学校呈报曾出现阳性个案，占复课学校的4%，涉及8名学生和7名老师。因为大部分个案都不是在学校感染，因此没有引发学校案例暴增的担忧。

简单来说，香港奥密克戎的高峰时段已经过去。

政府难免犯错 贵在及时纠错变通

今天，当不少人说需要为“香港”点赞时，我觉得有些困惑。香港只是个城市，如果真要点赞真要感谢，应该是具体的人或机构。

香港疫情的缓解，毫无疑问应该感谢内地方方面面对香港的照顾和无私援助。作为港漂，如果真要给“香港”点赞，我可能更愿意给那些来援助香港的内地医护点赞，给那些送货的两地物流人员和司机点赞。当然，还要给香港本地的医护人员点赞，给香港社区的义工点赞，也给我家里愿意放弃休假期而不出门聚会的菲佣工人姐姐点赞……而不是首选给港府点赞。

对于港府，香港坊间的评价实际上迄今为止仍然是毁誉参半。

“毁”的是痛惜港府在疫情发生之初没有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事实上它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甚至有极大机会大大降低死亡率，可惜，由于初期“佛系”抗疫，港府错失了控制死亡率的良机，置大量未接种疫苗的老人于危险的境地（具体可见笔者上一篇文章《港式抗疫生活的一线记录》）。

这里不妨看看港府自己的统计数据：截至4月24日，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计阳性个案1189229宗，9036人离世，死亡率为0.76%——香港的死亡率偏高，是因为只要死亡前的28日曾经是阳性，都会被计入是新冠死亡案例，而不论病人是因为其他病因导致的死亡。

那些离世的，绝大多数是老人，而养老院尤其是重灾区。还记得在疫情期间，香港媒体每天披露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时，都会介绍其中有哪些是百岁老人——当时我和家人都相当震惊：在香港生活了快20年，从来没想过这里有这么多的百岁老人。

如果港府能早点派医疗队上门为这些养老院的老人打疫苗（港媒披露养老院老人最初疫苗接种率仅20%），如果港府在疫情之初，便能及时采取措施阻断养老院内部的传染源，或将未被传染的老人及时转移保护起来，如果港府能及时为那些有长期病的老人家提供足够的医疗预防措施……香港的死亡率会比目前披露的要更低。

在付出数千条人命后，港府才终于幡然醒悟，主动采取多项措施：例如，派出专门的医疗队上门劝导老人打疫苗；对全香港的养老院进行多轮的疫苗接种；对养老院也开始采取闭环管理；将养老院的部分老人转移至防疫条件较好的暂托中心。

此外，港府还拿出真金白银，从香港本地及内地急聘上千名护工，进行培训后即派往养老院去照顾老人；港府还加强分层诊断治疗，从公立医院中专门划出数家医院，作为定点新冠医院，尽量集中资源救治老弱……

这些措施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不得不说，香港的官僚体系尽管也有反应滞缓的时候，但其自我纠错和灵活变通的能力，仍然是值得称许的。

内地读者可能会说，上述措施难道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吗？

事实上，香港是“小政府”，即便是特首，手中的权限也有限，想采取“变通”政策前，往往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立法会各党派议员的态度、从法律上是否可行、公务员体系内部是否愿意支持、底层社区的区议员是否能配合、政策执行时是否有足够资质的供应商或是专业人员，港府的预算是否足够、是否会引发香港媒体的舆论监督等。

举例来说，香港的养老院并没有为员工提供宿舍，因此要实现“闭环管理”，往往需要为员工租用酒店，而且需要这些养老院的员工同意放弃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而租用酒店的费用由谁承担？如何说服员工放弃与家人团聚？这些在香港都不是容易拍板决策的问题。至少，都不是可以凭借政府某个级别官员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做到的。

在香港，为养老院等机构提供上门疫苗接种服务的外展队，其工作人员主要是来自营运小区疫苗接种中心的医疗机构，这些机构中有不少是营利性质。究竟如何遴选这些商业服务机构，以什么标准聘请……港府内部需要克服冗长的行政流程，尽快确定服务机构数量和名单，才能完成外展队的配置工作。

由于香港的养老院工作人员严重不足，港府还提出，要从内地征聘护工千名，以增援养老院人手。港府开出的薪酬不低，月薪约3.1万港元（合人民币2.5万元）。这些护工招聘门槛不高，只需负责喂饭、穿衣等基本日常护理工作，招聘时没有什么学历或资格限制，只需会说广东话，在香港接受至少三天的训练即可以上岗。

但是引入内地劳工在香港商界一直是敏感话题，根据香港的“补充劳工计划”政策，香港雇主聘请员工时，必须优先聘用香港本地人；如果确实无法在香港聘得所需人手（需要先有4周的本地招聘期），才可以输入劳工——但这些外来劳工的收入不能低于香港本地行业中位数水平，而且所有“补充劳工计划”之内的外来劳工都不能自动续约，合同结束必须返回原居住地。

为了能顺利推进内地护工的聘请流程，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个人网站上特别解释，养老院聘请内地护理时，可以暂时豁免“补充劳工计划”下的限制，同时暂时豁免就每宗申请咨询香港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罗致光还特别强调，“有关措施只在未来3个月内适用”。

从上述政策的变通，以及真金白银的付出，我们可以看到港府的抗疫决心，正是这种决心，才使得它克服了多年的官僚主义顽疾，短期内提升抗疫的效率，这从侧面体现了香港这个小政府“错，然后能改”的优点。

港式“封楼强检”，内地难模仿

虽然港府的抗疫措施在近期取得明显的成效，但笔者认为，港府的“封锁”及强检模式是香港的经济和法治特色决定的，内地地方政府很难模仿。

香港虽然也强调“动态清零”，但港式的“动态清零”和内地大城市目前所采取的动态清零措施似乎大相径庭，完全是香港“一国两制”下的本地实际情况决定的。

先说强制检测吧。动态清零往往需要配合“强制检测”，并且针对检测结果有较强有力的隔离措施。

港式的“强制检测”主要是针对那些曾经在有疫情感染场所停留的人员提出的要求，这种检测又因场所性质而不同，主要分为公共场所和私人屋苑两类。

有一段时间，港府把确诊病人曾经停留过的饭店、商场、体育设施等都会列入强制检测范畴。这样，曾经去过上述场所的人，理论上都必须接受强制核酸检测。

然而这种“强制”实在称不上“强制”。因为跟踪记录个人场所逗留信息的软件app，并不会定位到个人手机号或是该手机号对应的实名，这意味着，不自觉的人很容易就可以逃避检测，“强制”一说形同虚设。

在香港的检测地点，往往是被检测人员主动告诉检测人员，自己是因为什么事件或是某月某日曾经在某个场所停留，因此需要进行检测。而做核酸检测的护工，基本上是照单全收，被检测人员说的是什么原因、地点、日期，他们只是照填，几乎没什么核查。

到3月份，随着确诊数量急升，港府担心过多的强制检测反而引发传染，因此大幅降低“强制检测”的标准，到最后，更发展到允许居民自己用检测棒测试，然后主动在政府规定的网站上呈报“阳性”结果（阴性的不需要申报）。

应该很难想象，内地地方政府或是有关部门会愿意采取香港这种完全凭自愿、完全凭自觉的“强制”检测流程。

与检测相关的全面流调排查在香港也很难推行，因为香港人非常关注个人隐私权。

港府推出一款“安心出行”软件，要求手机持有人在进入某些特定场所时需要扫码，并且会记录这一行程。

但是上述软件只是记录手机持有人在那些需要“安心出行”扫码才能进入的场所，这些场所大部分是政府公共场所，或是政府要求扫码记录的场所。

而该程序并不开启GPS定位功能，程序对收集的个人资料也只会被保存在手机内，并且超过规定的保存时间（通常是31天）便会自动删除。

简单来说，如果用户不小心将手机重置，或是将“安心出行”软件删除后重装，便会将过往所有的行程记录清除殆尽。

港府对于私人屋苑或是居民楼的强检，往往伴随“封锁”，因此要复杂得多。

对居民楼的封锁和强检，通常是靠港府下设的多部门协作完成。根据港府官员向立法会议员所做的解释说明，通常封锁一个大楼，会有包括房屋署、警务处、卫生署、民政事务署、社会福利署、康乐文化事务署、水务署、机电工程署、运输署、香港海关、保安局以及医疗辅助队等多个部门的政府职员参与。

港府每天就每座楼宇会动员约230个人员进行相关工作。相关洁净及保安服务承办商也增加了清洁工人和保安员，以应付大量清洁及人流控制工作。

具体来说，房屋署会进行统筹安排，食品卫生局会负责定需要进行围封强检的大厦、安排检测承办商、决定每天检测次数，以及根据检测结果决定能否解封及解封的时间和安排等。

如果碰上楼里有行动特别困难的人士，房屋署会联络检测承办商，安排上门采样。如果封锁的时间较长，政府会安排每日三次为大厦居民派送餐盒，对于有特别需要的住户，港府会安排特别餐盒，包括清真食物及素食。

为方便被封锁大厦内的居民了解信息，政府会开通多条热线电话，专门回答大楼内的居民咨询。

**对比之下，香港公共场所的强检，在内地读者看起来，可能更像是一种口头上的“强制”；而香港针对私人屋苑的封锁强检，形式上虽然有点像上海的小区封闭管理，但是期限要短得多，而且港府采取多部门协调，并且外聘第三方服务承办商共同配合，这种做法比单纯依靠居委会和志愿者，有很大不同。**在港式封锁强检模式之下，由于是港府提供三餐送上门，因此基本上也不存在需要囤积蔬菜等问题。

与这些强检配套的是“港式隔离”措施，一开始会采取住院进入隔离病房或是方舱等措施，后来由于数量激增，港府更多鼓励轻症或是无症状患者的自我居家隔离。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并不存在类似内地居委会的机构，因此很难掌控基层市民的日常活动，碰到封锁大厦这种任务，也只能由政府不同部门的人员自己去完成。

香港也有自己的基层社区组织，即每个行政区的区议会，里面的区议员可能是最“接近”内地居委会主任的公职人员。但根据香港法律，区议会只能就该区的福利事宜、区内公共设施和服务、区内公共工程的预算等提供建议。

香港的区议员通常是由不同的香港政党成员组成，他们并非公务员，而且要面临换届选举的压力。为了获得连任或是有机会参与更高层次的竞选，这些区议员并不会乖乖地听从港府官员的行政指令，相反，他们更关注区内选民的意见。所以区议员及他们的团队不会（也不能）去封锁某屋苑（法律上和主观意愿上都行不通），他们更有可能只是担任为居民服务的义工角色，例如为被封锁的大厦居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以期稳定自己选区的选票。

最后还需要指出一点，香港人对于不认识的外来人员上门敲门普遍表现出反感。平时，即便是小区的保安或是管理处员工上门敲门，很多居民也都懒得开大门说话，最多只会隔着铁门沟通。在疫情期间，甚至可能连门都不愿意开。

从港府封锁住宅楼所涉及的公职人员数量、不同部门协同配合的复杂程度，以及居民的配合难度等来看，对香港私人屋苑的封锁和强检，要比在内地艰难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在香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港府工作人员也很难对多幢大厦同时进行封锁强检。

说到这里，还得感谢“一国两制”的香港赋予林郑月娥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根据港媒介绍，内地前期抗疫颇为成功，有不少人认为香港也应该学习内地进行全民强制检测，尽快实现动态清零；但显然林郑有自己的想法。

林郑3月21日在记者会上不点名地指出，有些立法会议员经常要求港府进行“全民检测”，认为政府“有心做就做到”，但她表示，连内地专家来港视察后都承认，香港有一些条件与内地相差很远，如果强行做起来，代价很大，效果亦成疑问，林郑呼吁这些立法会议员需要反思。

根据港媒对一些议员的采访，不少人仍然认为，如果林郑在第五波疫情初期便采取强制检测，然后实现动态清零，疫情不会演变至3月的规模。但是显然，林郑最终更倾向于听取港府医疗专家及防疫专业人士的建议。

**在笔者看来，香港所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并非强调“清零”，而是强调“动态”。**它更多体现于港府适时调整政策方向，例如主动提升疫苗接种率、将医疗资源进行重点分配，强化对重症的防范和治疗，以及强化对于养老院的精准接种安排和有效隔离措施，从而将容易爆发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点进行清除，最终去实现动态清零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港府从特首、问责官员直至具体的办案专员，都保持与媒体的及时沟通，这也使得他们能从香港媒体中获得各阶层的意见，获悉社团组织、供应商、承办商面临的问题，也从媒体采访中了解到许多基层居民的现实问题。

有香港记者向笔者反馈，曾经在凌晨12点向特首办和香港新闻办发去采访要求，居然不到10分钟便获得了所需要的反馈。港府新闻处不仅电邮回复，值班新闻主任还直接打手提电话回复记者的问题，并耐心地对记者拟采访的其他部门进行牵线搭桥。香港政府对于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笔者经常阅读香港本地报纸，老实说，这些媒体上的评论和意见，并非都具备建设性，有时与政府不合拍的立法会议员甚至会发布尖锐乃至情绪化的批评，但这些报道仍然有助于特首和她的工作团队及时发现各方所关注的问题，发现政府工作的不足，从而作出及时的调整。

从市民角度看来，香港议员和特首或她的抗疫问责团队在媒体上的激烈辩驳，更多只是政治家间的口角之争。小市民只希望未来港府能继续坚守“一国两制”所赋予的灵活性，保持自我纠错的灵敏度，在政策出现偏差时，能及时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以专业的态度化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