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时常参加军事医学科学院培英中心的活动，一些老教授会给我们讲传统，做科普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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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路
• 我学生化和分子生物的，我们学校曾经和同城的中医药大学联合培养过几批学生，本科头两年在我们这儿学生物学基础，生物化学分子生物什么的。我自己的导师也跟中医方面的学者有过合作，试图用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对中医诊疗建立动物模型并进行分析和解释。到现在20年过去了，就我粗浅的了解，恐怕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善，甚至局部情况还有倒退。

说实话中医药的争议这么大，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并不是有无效果的问题。中医药的效果。老百姓都看得出来，政府也在推动。问题实质上是中医药体系很大程度上没有办法完全按照现代西方医学体系的方法进行临床评估。原因是它主要是多途径、多组分作用体系，而现代西药体系是建立在单组分作用及其分析基础上的。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医药体系做的现代化尝试，就是希望用这一套体系对中医药进行改造和评估。但事实证明没法进行全面的改造和评估，中医药这套多因素体系太复杂了。所以早期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它简单化。把原本建立在经验体系之上的中医药体系当中的某些单一成分有效成分、某几种或者一种有效方法，拿出来评估。这本身就有违中医药体系作用的模式。那又怎么能科学地、系统地评估它的作用呢？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医药体系不应该现代化。应该反对的是以西医药理论对中医药进行教条化、简单化的评估。我们应该从中医药体系的实践出发，依托最近几年以及未来新发展起来的生物信息学、大数据、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系统论等等现代前沿科学手段以及以上各学科的最新成果，为中医药建立全新的、系统性的评估体系。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评估中医药方法方剂效果和副作用，才能真正把中国传统医学和药学发扬光大。

但很遗憾的是，我们传统中医药领域的专家教授们很多，我不说全部，很多都陷入了跟西医的这种二元对立，对中医药现代化要么浅尝辄止，满足于提取有效成分、改良制剂、建几个模型、测几次序，要么坚决反对，觉得用西医改造、解释甚至否定中医药就是大逆不道。当然，很多时候这种对立是由西医一方挑起的，因为单纯的西医是不懂中医的，他没有那个知识背景。但中医药的研究者、从业者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没有能跳出这种对抗性的思考，并且实践这样创新性的体系。希望未来中医药学能够出现真正开创性的学者，在中医药的现代化上做出开创性的工作。

正解，我小时候时常参加军事医学科学院培英中心的活动，一些老教授，老同志会给我们讲传统，讲科普什么的，记得有位院长涂通今同志，他给我们讲红军如何治疗伤病员。他是红小鬼出身，红军自己培养的医生，后来还留过苏，他就说苏区一开始还有点西药，后来在白区采购西药的人要不牺牲了，要不就叛变了，要用西药基本只能靠缴获了。毛主席就启发红军医院种药采药，向群众寻找方剂，用中医药解决苏区的伤病员问题。涂老的领导傅连璋和贺诚都是西医科班，开始很反对，但是他们发现确实有效果后，就开始采用。

后来我因为要写红军医生传，去老苏区采访写稿，专门查了些材料，也看到了那个时候的《健康报》，发现当时的党中央任命了一些巡视员，专门检验医生的治疗成果，罗荣桓同志就经常过问这个事情，如果伤病员恢复比较好，会具体总结是因为哪些举措比较到位，哪些药比较好，如果恢复不好或者死了，也会研究是技术，责任心，用药，保障困难还是别的原因。罗荣桓反对出了问题就说人是坏人或者中药不好西药不好这种做法，认为任何结果的出现一定是有原因，但原因需要调查，而不是扣帽子，这样做的人说明工作作风浮躁，简单粗暴。

​革命战争年代是中西医兼容最好的时候，什么方法好用就用什么，像涂老这一辈人，对中医也很掌握，没有什么门户之见，觉得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一定是要多实践，有了实践，结合知识，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