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新文科的实践导向与平民性_风闻

王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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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副编审

近年来，新文科的建设成为一大学术热点。然而细绎诸种关于新文科建设的讨论，可以发现两个根本问题：一是相关讨论过于围绕新技术的发展而展开，如很多对跨界性文科发展的言说，事实上有将文科技术化、智能化之嫌；二是很多讨论虽然试图超越启蒙话语等西式表达，但仍旧在问题意识、思维逻辑上被现代性的西方思想所框限，无法真正构建中国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然，新文科建设中之所以出现这两个问题是有原因的：新技术是当前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且事关人类未来，不由不令学者普遍关注；西方话语体系乃是整个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源头，学者们的话语乃至思维方式大多建基于其上，因此很难短期内克服之。

但是，如果我们的新文科建设不能摆脱被新技术所引领的现有态势，而建构起自身的在先性、前导性、指引性，则文科不仅将无以为新，且只能日益成为技术的附庸与后置的诠释者；如果我们的新文科始终只能在西方话语体系下进行言说与表达，则我们将根本无法面对与理解中国本身，也就无法构建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更无法为世界学术思想的发展贡献中国资源。

一

文科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都呈现萎缩的态势，我们的新文科建设能否克服这一颓势是值得思考的。另外，当我们进行新文科建设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时候，我们如何恰当对待西方的思想资源，又如何真正形成自身的话语体系，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是极难拿捏的。而笔者通过近年在山东寿光等地的调研发现：我们的新文科建设不能远离实践导向，新文科的实践不仅是技术的，更应是生活的；新文科建设的关键点在于人文精神的重构或者形成新的人文精神，而这种人文精神不能仅是象牙塔式的，更需要是平民式的。

既往对新文科实践导向的讨论，过于强调高、新、精、尖的面向，却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实践问题。人们总是容易被新奇的东西所吸引，却常忽视身边最普遍存在的问题。然而孔子提醒我们，“近取譬”乃是成就德行、学问的重要方法。笔者曾尝试通过阅读相关论著来理解“寿光模式”这一县域发展的成功案例，于是发现当学者们运用各种经济理论、社会理论来探讨“寿光模式”的时候，总是将技术发展、科技更新换代作为第一位的要素。当然，科技进步在寿光县域经济的成功发展中乃是重要因素，但是这一解释模式有两个核心问题无法解说：一是令寿光农业发展起来的蔬菜大棚种植技术并非源于寿光，而是源于东北，但东北未能成为这项新技术的最大受益地；二是寿光的蔬菜种植技术早就已经向全国推广，但是其他地方未能形成“寿光模式”的发展样态。

山东省寿光市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

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是一般的经济学、社会学理论无法给出的，而在笔者看来，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正在于常被人们忽略的自身生活于其中而不自觉的文化因素：寿光自古属于齐地，齐文化的开放性使得此地对技术有开放、容纳的心态，如写作了《齐民要术》的贾思勰正是寿光人，寿光本地一直有接纳、学习、创新科技的文化土壤；山东称齐鲁大地，质朴的鲁文化对山东人也影响很大，当然这种影响的负面性常被人戏谑为“含鲁量”，但这种文化的正面影响不可低估，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寿光人在生活中认真踏实、在工作上勤勉肯干，而这种勤奋的态度与开放的心态之结合，正是“寿光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然而在目前对“寿光模式”的研究中，文化影响这种日常性因素的作用常常不被考虑在内，这其实是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缺失。可见，新文科的实践导向不能仅关注新技术方面的问题，因为技术发展并不是人的生活的全部。人本身及其生活的丰富性，才应当是新文科之所以为新的关键所在。而这种新，既应当超越西方启蒙话语的人类中心主义，又需要摆脱现代性、后现代性造成的人日益成为机器或技术性之人的陷阱，从而能为活生生的生活中的人给出价值观念、意义诠释、信仰构建。否则如果新文科的实践面向只针对新技术而言的话，则我们既会让新文科死于新技术之下，也会无法面对同样宏大和重要的问题：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之新发展给出全面的解释，进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二

正是在实践导向的视野下，新文科的内核——新人文主义的建设，不能仅仅是象牙塔式的，而必须兼顾平民的生活。新文科的建设之所以被普遍关注，在于人们意识到渊源于启蒙运动的近几百年的文科建设出现了问题。这一问题的最重要表象就是在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出现的人文学科的日渐萎缩，这和过去几百年间人文学科的繁荣发展和多学科并进产生了鲜明对比。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既不断占领原本属于人文学科的领域，又使得人文学科只能成为新技术的后置诠释者；另一方面是经历了现代建构和后现代解构后，人文学科似乎已经失去了创新的能力，它既不能引领世俗时代，又不能解答时代之问。由此，一些学者发出了“文科之死”的哀叹。但人文学科真的就必然走向没落么？其实这正是人文学科的学者本身失去了创造力的体现。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文学科的当代衰落当然受新技术兴起、研究范式框限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更多应当由人文学者自身来承担责任。

当代人文学者似乎在为自己构筑三个牢不可破的铁笼。一是现代性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铁笼。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于以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话语体系和思考模式来进行研究，以至于当我们尝试摆脱的时候，竟然根本无法用其他话语来进行表达。二是理性、科学性的思维方式的铁笼。理性的权威乃是现代文科建立的基础，所有现代文科的繁荣都与对理性的崇尚密不可分；而理性研究的追求则是为文科建立如科学技术般的确定性——人文学科的科学性，这同样是现代文科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当理性、科学性的思维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则和人文学科的初衷形成了背反——它不再关注活生生的人本身，而是将人窄化为纯粹理性、客观科学性的存在。三是人文学科的象牙塔化铁笼。尽管在当今社会，民众的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日益提高，但是一方面，数百年人文学科发展的积累已经使得其研究变得十分精致和细化，普通人很难进入其前沿研究中，似乎只能接受普及性的成果；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更新换代与自媒体前所未有的巨大传播力，已经使得普通民众几乎不再借助一手的经典文献去理解人文学科的古典力量与现代价值，而只能借助二手甚至三四手的传播媒介来获得关于人文学科的碎片化的认知。这既使得民众对象牙塔中的人文学科有很强的疏离感，也使得人文学科学者本身日渐远离民众，无法从鲜活的生活中感受到人文学科到底意义何在，以及可能的未来何在。

这三重铁笼会使得当代人文学者既失去了思维和话语上创新的能力，又无从与鲜活的现实建立起真正的勾连，这也使得新文科的建设其实面临巨大的困难。而要想解决这一困难，需要人文学者在根本上进行一场思想变革，即从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走向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这种新的人文主义首先是以启蒙反思为基础的，它对工具理性、科学主义等有着强烈的警惕，从而努力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以更好地面对当下和未来的人类生活；其次，新人文主义努力超越西方话语体系和思维模式，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各种文化、文明资源，尝试形成一种“第二轴心时代”式的多元现代性的文明；最后却是最重要的，新人文主义不满现代人文主义对人的狭窄化理解，而努力从更丰富的视角（如天、地、群、己及身、心、灵、神）来理解活生生的人。杜维明、汤一介、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雷蒙·潘尼卡（Raymond Panikkar）、埃沃特·考辛斯（Ewert Cousins）等中外学者在这方面贡献了很多有意义的思考。

正如现代人文学科的勃兴与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息息相关，新文科的建设也迫切需要新人文主义的兴起，只有以更新了的人文主义为内核，我们所期待的新文科建设才能真正完成。这种新人文主义如前所述，其最根本的内容是对活生生的人的理解，这提示我们，新人文主义不能遗忘无数普通民众，它只有能够面对并理解普通民众的鲜活生活，才可能真正呈现出新的意义与价值。

三

当我们的视角由象牙塔转向普通民众后，我们可以发现新文科建设的丰富空间。其实，普通民众对文科知识及其背后的观念、意识、价值的需要是超乎学界目前所提供的知识供给的。贺麟曾指出，“哲学的知识或思想，不是空疏虚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的点缀，不是博取科第的工具，不是个人智巧的卖弄，而是应付并调整个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机和矛盾的利器”。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离不开现实的生活与当下的实践。哲学研究的日益专业化、碎片化导致了一些坚硬壁垒的产生，如中国哲学研究中似乎存有一种 “太哲学”了的倾向，即过于疏离现实实践与当下问题，这将导致我们的研究成为丧失了问题意识的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终流于空洞虚幻。据笔者在寿光及周边县域进行的乡村文化尤其是乡村儒学建设情况的调研发现，无论是住在县域中心的人们，还是居住在县域边缘的人们，他们都对文化有很深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不仅是面向文化的知识，更是面向知识背后所凝聚的文化意识、生活方式、价值体系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各种乡村文化，尤其是乡村儒学建设在寿光及周边县域正在逐步展开，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时有了心灵上的方向感与安定感。

这提示人文学科学者，新文科的建设及新人文精神的构建之重要方向在于要能为民众的生活赋予人文意义与提供建设性的良好生活形式，否则将无以生成自身的学科价值与普遍化意义。应当说，这种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的平民化转向，一方面是对近代以来世俗化倾向的恰当接受与延续，另一方面又努力改变世俗即庸俗的倾向。即新文科的平民化既肯定普通民众对人文学科的追求与对新人文精神的接纳，又努力从普通民众的鲜活生活中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各种丰富性，以及平凡生活中所蕴含的超越日常与当下的面向未来与永恒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