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构建更人文的哲学伦理学——兼议新文科对学科中心问题的重塑_风闻

张曦 | 厦门大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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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曦教授

高等教育中的“学科”，是现代学术制度的产物。新文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超越传统的“学科间”壁垒，倡导以真实问题为研究导向，开展“学科+”型融合研究。要打破西方现代学科意识的垄断地位，构建中国特色的文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更高水平上重塑全球文科学术版图，新文科建设无疑是一个重要突破点。具体到哲学学科，如何在新文科建设机遇中找到自身发展新定向，既需要站在一级学科层面上顶层架构，也需各个二级学科立足自身特点开展创新实验。

怎样理解哲学领域的新文科建设

说到“新文科”，很多人立即想到“新科技+传统文科”，特别强调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科技成果与传统文科在方法论层面的对接。我们首先要承认，新科技在数据处理、可视化方面，的确具有突出优势。在新科技助力下，横在纸面上的文字信息有望以数据幻视的形式变得更可视、可感。例如，《洛阳伽蓝记》中的北魏洛阳城可以被“看到”；历史文献中复杂的人物师承谱系关系可以得到线性化清晰展示；借助数据科学的独特优势，传统文科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效率可以得到大幅增强。

北京大学首届数字人文作品展的“宋元学案知识图谱可视化系统”

但是，在欢呼数据科技优势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作为一门人文学科（disciplines of humanity），哲学领域的知识生产，本质是一种个性化艺术活动。在这种个性化活动中，治学者生成问题意识的独特眼光，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根本重要性。毫不夸张地说，在哲学研究中，材料始终服从于眼光、方法始终服务于问题。哲学的本质是面对人性（humanity）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提出反思性问题，哲学家的根本气质是沉思者。在师徒相受时代，靠死记硬背出不了哲学家；在未来云计算时代，靠海量数据的奇妙处理技术依然出不了哲学家。所以，数据规模的海量堆积和无限扩大，这件事本身在哲学领域还不属于重大创新。

哲学领域的重大创新，甚至范式级重大创新，最根本的标志始终是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并且带动方法论系统的相应变革。也就是说，提出新问题、给出新论证、推出新思想，这是哲学领域实现创新的要义。因此，在哲学领域开展新文科建设，不能搞“用科技的新瓶装知识的旧酒”，而要特别注重立足重大历史转折期中出现的时空新变化，在哲学学科内部及时自觉催化出新问题意识和新知识产出模式。所以，在哲学领域，新文科建设中最大的“新”，就是确立新的中心问题，并匹配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新方法论系统。

新文科如何重塑学科中心问题

哲学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也是一种沉思世界的方式。人类正因为拥有这种眼光和沉思方式，所以才能从无意义的世界中解读出从属于人性的意义，从无秩序的时间中发现从属于良善生活的秩序。如哲学伦理学这门学科，从本性上来讲，不应该被看成一个独立的学问门类，而是一个独特的发问视角。它把思想眼光的投射焦点，放到了人类生活领域的一个特定问题上。这就是所谓的苏格拉底问题：何为人值得一过的美好生活？哲学伦理学从这个问题出发，依靠对人性中崇高和壮观的那部分因素的信任，从理论上构造出有关“美好生活”的各种理想样态。在这个意义上，这门学科的核心任务，就是以哲学的方式反思“人”所过的生活，对人类生活的品质和意义给予比较和评价。

过去一个世纪，全球生活图景的理想样态，遵循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指引。这种对理想生活样态的西方式理解，是1500年以来西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文明在精神文化领域产出的成果，通过五个多世纪的涓滴效应，这些成果渗透到全球人心的隐微角落中。在哲学学术—思想领域，表现为习惯于以“普遍主义”视角提问，探索“普遍历史”问题，诸如“如何使普遍历史在本土文明得以具体化”“如何使本土生活方式获得普遍化改造”。对于这种“普遍主义”的提问方式，中国学术界从来没有全盘接受过，一直表现出某种犹豫和抵抗。但物质生活水平曾经的落后，也使这种抵抗缺乏可靠的信心，不时出现的国学热、后现代热等各种“热”，在情绪和态度上有抵抗的涵义，但也很难在学理上走得更远、更系统。

今天，局面发生了改变。经过四十多年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一种理论选项，变成了一种可能现实。近年来，主要西方大国内部出现的巨大变化，也使我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底层逻辑恐怕存在不可忽视的漏洞和缺陷。因此，我们期待中国文明在未来不要变成另一种西方文明，并且也相信，未来的中国文明一定会是一种形态更优越、更完善的人类文明。生活世界的实际变化，已经使“普遍主义”的幻觉被击得粉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文科建设，对哲学伦理学来说，首先就意味着学科中心问题必须发生深刻调整。哲学伦理学学科的知识生产，不能再满足于简单整理历史遗留的国故资料，移译充满异域风情的知识信息，更不能以对接国外知识生产中的热点话题发表几篇“洋文章”而沾沾自喜。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的哲学伦理学学者，要有更大的雄心壮志，要能够从哲学视角去理解作为反思对象的中国现代文明本身，去论证和捍卫属于“我们”的独特生活方式，去讲清楚理想化的中国现代文明在品质和前景上的优胜性。如果我们忘记摆在眼前的这些至关重要并且十分紧迫的大问题，而片面、狭隘地理解新文科的涵义，恐怕得不偿失。

怎样重塑哲学伦理学的学术史研究

学术研究要以学术史积累为基础，学术创新要以学术史脉络梳理为前提。学术史研究的内在意义和价值毋庸置疑。但具体地看，在哲学伦理学领域做什么样的学术史研究、怎样做学术史研究，这两个问题过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直以来，哲学伦理学领域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就是围绕马、中、西三条线“清点家谱”。表面上看，“清点家谱”围绕的思想主线有一个关键词，叫作“伦理”或者“道德”，从而使得这种学术史研究获得了学科属性。但是，人类历史上每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沉思过类似“人是什么”“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良善生活的构成和涵义”这些问题。不同的哲学家，以不同的处理方式回答这些问题。有的哲学家直接以“伦理学”方式加以处理，有的哲学家则在“本体论”“生存论”乃至“知识论”意义上加以处理。对于最伟大的哲学家来说，只有从更大的整全思想结构中，才能把握到其对上述问题的深邃思考。所以，误以为抓住“伦理”“道德”这些关键词就是抓住了哲学伦理学学术史的边界，这种认识是比较片面的。“伦理”和“道德”是人在时空中生存的一个维度，但这个维度离开了“人的存在”的整体性就无法获得理解。

因此，在实际研究中，为了把握住哲学伦理学学术史研究的边界，学者们在试图紧扣“伦理”“道德”关键词的同时，经常容易感觉到对研究对象缺乏整体性把握，从而使研究成果的质量达不到一级学科公认的水准。但是，试图维系整全性，又会面临踏出边界的危险，从而使研究成果看起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这三大二级学科的研究内容发生高度的交叉重叠。有的学者早已对此感到困惑：哲学伦理学内部的学术史知识生产，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为什么不能分别归并到上述三大二级学科旗下，作为其各自的一个子集存在？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对学术史研究边界的发问，但其实根本上也是对学科存在独立性的质疑。

切换到新文科视角下，也许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契机。在此，笔者抛砖引玉，以哲学伦理学为例将初步设想与不同领域的学界同仁进行一些交流。文明有它的来处去路，文明优势也只有在古今中西人类生活经验的比较中才能确立。为了从哲学伦理学确认中国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特色和优势，以学说理论的方式刻画出具有自身优越性的中国文明前景，就迫切需要一种“比较文明学”的观点。在实现学科中心问题转换的过程中，我们不妨将哲学伦理学学术史研究的着眼点放到“比较文明学”视角上，将马、中、西哲学庞大问题域中有关人性的历史生存、文明的存续发展、社会的革新进步部分做深、做透。在古今中西文明的比较视角下，从根本上讲清楚中国现代文明为什么有利于塑造更好的“人”、更好的社会、更好的世界。

只有从简单的资料翻译搜集、模糊的问题捕捉刻画、重复的人物思想评述中走出来，真正跳进文明发展本身的洪流中去，以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比较者、鉴赏者、评价者的姿态，去思考中国现代文明的独特价值，哲学伦理学中的学术史研究部分，才能真正巩固地确立起自身边界，赢得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来，哲学伦理学的学术史研究，就变成了有关人类文明学说的历史研究。哲学伦理学，就变成了一门致力于找到中国现代文明理想样态的“比较文明学”。在“中国学派”崛起的历史机遇中，这样一门学问，将来才真正有资格参与乃至引领全球特别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哲学伦理学知识生产。

为什么哲学伦理学应当“更人文”

多学科融合，是新文科建设的题中之义。对于哲学伦理学来说，如何实现多学科融合？简单的看法是，倡导“哲学伦理学+”。这个认识是正确的，但也必须进一步深化。“学科+”，首先面临的是“谁+谁”“+出一个什么样的新知识”的问题。作为一门人文学，哲学伦理学知识输出的理想状况，是不断在学术—思想层面加深对人性生活的理解。这就意味着，哲学伦理学领域的“学科+”，必须以自身中心问题为基准和出发点，调用多学科资源对中心问题开展融合式解答。这样，我们得到的将是获得了巩固和增强的“哲学伦理学2.0”，而不是学科在融合名义下的流失。“人文学”的基准定向，是实现“哲学伦理学+”的真正立足点。

自有文明以来，人类生活的物质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生活的确不断变得更便利、更舒适。启蒙运动之初，伏尔泰等思想家曾乐观认为，物质生活的“进步”必然伴随精神生活的“进步”。这种观点被卢梭深刻地揭露为一种幻觉。历史也证明，卢梭，而不是伏尔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更具有现实主义气质。人内在心灵世界的活动机制，人的欲望和激情对人性生活的摆布和左右，在整个文明史上变化并不大。也许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情况会发生变化，但就我们所经历的历史阶段来说，人性（humantity）样式始终保持着恒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将我们正在经历的人性历史称为“史前史”。

“史前史”中的哲学伦理学，是服务于平凡人的学问。人性受困于激情和欲望的纠缠，被偏见和无知所蒙蔽，注定要沉沦于混乱中。人格中的渺小，秩序和历史的波折，无不是这些鲁莽、偏见和无知的后果。但人性中也始终有一个寻求伟大、寻求秩序的内在诉求。也正是这种内在诉求，始终呼吁着对人性缺陷的一种纠正。如果说，在我们所实际经历的这段人性历史中，哲学伦理学的治学者在工业化论文生产之外还有什么内在使命，那么我想就是探索对现实之人心灵结构的优化之道。

只有当哲学伦理学把握住了它的内在使命，它才能在扩展自己的论域和对象素材的过程中，不迷失自身的边界。同时，也惟其如此，哲学伦理学才能真正学会如何将新的论域和新的对象素材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之中。近年来，笔者和团队积极拓展哲学伦理学素材对象。我们将哲学伦理学理解为一种“人性探寻事业”，将科幻、动漫等文学作品乃至文博器物，视作哲学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在“伦理学+文学”“伦理学+艺术学”等领域做了一些尝试。通过这些尝试，我们认识到，哲学伦理学这项“人性探寻事业”的独特魅力，不在于将学科已有的教条化原理和知识投射灌注到鲜活的生活世界之中，而在于从多样态、多维度展开的生活世界素材中提取新的伦理知识。

对于这种新型伦理知识的研究者来说，它的整个生产过程是学术思想生产与精神生活质量同步提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理和生活世界真正达到了内在嵌合，“做好学问”和“做个好人”成为一体化的理论目标。理论化的哲学伦理学获得了真正的实践性。我们将这种知识生产过程，称为“做伦理学”。在“做伦理学”的知识生产中，数据科学、元宇宙、基因编辑这些新科技，也将以“更人文”的方式进入哲学伦理学研究视域。就像任何科学技术发明对人性生活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对人的内在精神结构的冲击那样，“更人文”的哲学伦理学考察新科学技术的根本出发点，是搞清楚科学发明进步本身的人性涵义。

比起去问一项技术“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伦理上是好的还是坏的”甚至“是不是内在具有道德价值”这种抽象浅层的问题，“更人文”的哲学伦理学倾向于去问：一项技术到底能否被现实水平上的人性所承载？我们到底能不能使新的科学技术发明助力提升现实人性生活的质量，而不至于反过来被它削弱、恶化？这个态度，也是柏拉图和朱熹这样伟大的古代哲学家在面对他们眼中的新技术、新科学时所采取的态度。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个面向整全实在结构的哲学伦理学。比起参与到“道术纷争”之中，它更应当立足中国文明自己的使命和目标，将“如何提升中国人现在和未来的人性生活质量”的问题摆在学科中心位置，以“大无畏”的精神，探寻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值得一过、永续和平与繁荣的生活样态。在新文科建设为哲学伦理学提出的诸多可能任务中，这是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