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本身所能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已远远少于正在快速消失的就业机会？_风闻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附后），我国现已进入了再工业化时期（这是笔者之前独创的一个新名词，以区别于西方一些学者所谓的“后工业化”时期）。

进入再工业化时期的时间点大约在2012年前后。诸多数据表明，再工业化时期我国内市场本身所能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已开始远远少于正在快速消失的就业机会。 —— 这正是近几年我们国家的整体就业压力连年居高不下的直接（而非主要的）原因。

一方面是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一方面是近些年我们国家就业的压力长期居高不下，反映出我们国家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无比巨大的挑战（或者也可以说是机遇）。—— 估计那些一再呼吁国家要鼓励多生的热心人士并没有清楚（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更多是在考虑退休的老龄人口在增加，新生人口非常显著地在减少，未来的养老问题怎么办。

但是，他们很少考虑，目前也早已现实存在了好几年的巨大的就业与再就业压力究竟该如何缓解。换句话说，如果这一更为紧迫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得不到解决，岂不是生的越多，无法顺利就业或者失业、半失业的劳动人口倘若仍然高居不下的话，一方面是需要整个国家社会赡养的老龄人口在巨增，一方面大量的未成年人要抚养，需要同时巨增的经济产出又从哪里来呢？

唯一可能的情况便是，将会有很少一部分人的经济收入随着经济总盘子的持续增大会大幅度地再提高，而与此同时，更大量的中下层的劳动者的经济收入会显著地下降 —— 也就是社会贫富分化很有可能会持续地加剧。

原因很明显，

我们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和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前有发达国家在威胁，后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前后挤压我们属于不进则退的局面。

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的结果是，传统的工业制造业向着现代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快速地转轨，也就是未来直接从事工业化生产的劳动力需求还会继续减少下去，但是工业生产的产出规模仍然会继续往上走，而且由于我们国家工业产出的体量非常大，即使保持中等增长的速度，每年绝对的增长数字也会特别大。

巨大的工业产出要想实现为财富的积累，一方面国内居民总体的购买力要持续地提高，一方面货物出口还是需要连年有相当增量地往外走。

而如果长期居高不下的就业压力得不到缓解，劳动就业人口的两极化分化便会迅速地加剧：一方面专业技能要求很高的就业机会的经济收入再提高，一方面专业技能要求并不高的就业机会的竞争激烈的程度再提高（大量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国家人口不得不去从事那些专业技术要求并不高，社会综合发展效益也不高的就业领域当中去），人均收入水平则被严重地抑制住，甚至实际收入有可能出现缓慢（而连续）下降的趋势。

经济增长背后的实质，是国家科技应用水平和经济管理创新能力的再提高。我们国家进入了再工业化时期之后，目前的统计数据说明：（我们国内）市场本身所能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已开始远远少于正在快速消失的就业机会。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如果单独从国民充分就业的角度看，市场本身当中的“创造性力量”所能够增加的新的更好的就业机会的数量，已经远远少于正在快速消失的（需要被淘汰掉的）工作机会了。

如此以来，既然市场本身（至少短期内）已很难实现充分就业的目的，那我们未来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也许有人会说，在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这话绝对没有错。

第三产业大体地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高端服务业、中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毋庸置疑，我国目前的服务业是以中低端为主，而且是以劳动力密集的低端服务业为主（否则整个国家的就业压力还会更大更严峻）。

那么问题就显而易见了，我们真正的出路在于大力发展知识和人才密集的中高端的服务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中高端的服务业需要紧紧围绕着国家的再工业化去展开，也就是绝不能轻易地走向“去工业化的道路”，金融产业只能围绕着服务于实体经济去持续地改革与创新，金融产业（金融衍生品）的规模需要被严肃地控制在一个高效且相对受控的范围以内，否则那种单纯“以钱生钱”的事业就会疯狂地生长，无论它是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还是打着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的旗帜，结果都会一个样。 

除了大力发展紧紧围绕着国家再工业化（包括现代农业集约化经营与生物生化技术的应用推广与进步）去展开的中高端服务业，大力举办新增大量非营利性的（尽管属于非营利，但却不一定会亏损，甚至一样也可以有盈利）社会性事业，也是创造大量中高端就业机会的途径。

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医疗保健和教育事业，在摸索和探索究竟可不可以也能够实行产业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过了一些弯道和岔道。现阶段的国情民意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私营医疗保健业还只能是作为有益的补充或辅助，教育尤其是国民基础教育，产业化办学的路子一样未必走得通。青少年公平享受国家“受教育的权利”或承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百姓最为看重的一种社会价值观。更加重要具有前瞻性的是，未来强化面向成年劳动者的教育和再教育，已经成为建设学习创新型国家的必然。大力促进国民教育和再教育，是一个国家和社会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最最重要的投资（而不是负债）。

除了医疗保健和教育，尚有大量面向未来的非营利性社会事业需要大力地开发和建设。但此类公共属性的社会事业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特征或内在需要遵循的发展逻辑，即资金投入比较大且回报的周期比较长，而且社会公共事业的“可盈利能力”一般比较差，很少有私人资本或机构投资者具有那样的愿力和愿景。

建设并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围绕着持续优化市场经济机制与活力做文章，追求充分的公平竞争和秩序，防止市场垄断，防止大企业和强势企业借助市场势力打着科技或经济创新的幌子或旗帜大肆地寻租，大肆地掠夺消费者和劳动者；

一是围绕着发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做文章，办出具有未来战略意义（价值）的社会公共事业，促进和保障社会总体的供给与社会需求再平衡，防止完全依赖于市场“自发机制”的迷信或教条，最后导致供需长期严重失衡，即使经济还能够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将长期走低，通胀的压力和不能实现国民充分就业的压力，最后的结果就是在社会人口老龄化加速或加剧因素叠加的情况下，国家的债务负担逐年走高。

再工业化时期，市场和政府（计划）两方面功能和绩效追求，皆不可偏废，且缺一不可。

只有顺利渡过了这一转型期，就业与再就业的巨大社会压力才有可能被缓解，劳动力两极发分化以及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也才更有可能被遏制住，我们国家也才有可能经历“再工业化时期”迈进到后工业化时代。

【附：可以得出“再工业化时期我国内市场本身所能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已开始远远少于正在快速消失的就业机会”基本判断的一些相关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

2012年，我国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采矿、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及供给】 +建筑业）总就业人数达到了2.32亿，为1990年以来的最高值，此后则连年下降，至2019年已下降至2.12亿，共减少了2024万个就业岗位。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当中的占比也是在2012年达到了最高值30.5%，此后也是连年下降至了2019年的28.1%。

第一产业（农林牧渔）的就业人口1990年以来一直是连续下降的，就业总人口已经从2012年的2.55亿，迅速下降到了2019年的1.87亿，共减少了6883万个就业岗位。第一产业在总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也是逐年下降的（但仍远高于所有发达国家）。

在第一、二产业就业人口都在大幅度减少的同时，第三产业就业的总人口也在逐年大幅度增加，2019年已达到了3.55亿，2019年比2012年共增加了8068万个就业岗位。第三产就业占比2019年达到47.1%（仍远低于所有发达国家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

总的就业人口我们国家是在2014年达到了最高（7.635亿人）2109年已经比2014年已经减少了902万。

与此同时，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仍在快速增长中，已由2012年的24.46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了2019年的38.067万亿，但第二产业增加值在三次产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已由2006年的47.6%下降到了2019年的38.6%。

（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

因为我国已经迈入了后工业化时期 —— 而这个后工业化时期，又与美国1970年代后所面临进入的后工业化时期，有着非常大而显著的不同。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跟1990年代之前的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皆已无法可比。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工业化国家，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世界经济的大盘中。

当一个国家致力于实现工业化的过程时，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生产力一般而言也会伴随着工业化技术进步的进程快速地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着工厂和城市迅速地转移，为农业实现集约化经营创造出必要的条件，这对于一个超大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乃是一个完全不可逆的社会发展的过程。

中国实现工业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国际局势，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通过海外殖民，或者依靠大量劳务输出的途径解决国民充分就业的问题。而面向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以及劳动力密集的装配组装制造业，成为1985-2005年间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最为主要的途径。

工业制造业蓬勃发展，带动了城乡商业的繁荣。工业产业生态圈的形成，又进一步加速了农村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以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为依托，这些技术相对早就已经相当成熟的“新兴产业”，恰如其分地为广大农村富余的劳动力提供了足够多的工作机会（或机遇）。

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或许有着绝对而绝佳的某种“后发优势”，但这种所谓的后发优势只有在逢遇“天时地利人和”时才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美式资本主义”的傲慢与自私，给了我们向外输出物美价廉商品的机会。

现如今，经济全球化已经跃进到了一个新阶段，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地谋求自身政治的发展与进步。

所以说，时过境迁。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必然充满了痛苦与煎熬，但任何有碍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市场力量或习惯势力，也必将使我们国家的再工业化进程充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