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控，他们在天台举行婚礼_风闻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何国胜

上一次做管理的工作，对Tutti来说，还是在大学时期。今年3月，她主动担任了22层高的一栋楼的楼长，为此还发展出“下级”——楼层长。

楼，一个社区地理空间的最小集合，如今成为了封控城市一个基础的单元。

楼长们忙转不休。4月16日，原定是Tutti与丈夫婚礼的日子，它因为疫情变得格外特别。

那一天，Tutti与丈夫米周走上天台，拍了一套疫情结婚照。

4月16日，Tutti与丈夫米周上天台拍婚纱照（图源：受访者）

为了祝福这对新人，在过去并不熟悉的邻居们，纷纷送上了家中“藏品”：红酒、挂耳咖啡、巧克力、自热米饭……这也是对Tutti的楼长工作表达的心意。

除了Tutti，还有80岁的老奥也是楼长，他面临着退休以来“最苦最累的一段时期”。25岁的“新人楼长”周云，体验着别样的校园生活。还有浦东新区的朱莉，在居委停摆之下东奔西顾……

楼长是直面基层诉求的人，是一栋楼的信息枢纽，见证了上海疫情封控以来从失序到有序、从超负荷到回归稳健的变化。近日以来，上海在社会面的新增感染者逐步下降，封控区逐步缩小，这也让他们看到了恢复正常的希望。

我们找了四位上海楼长，想听听他们过去一月亲历的人生波动与期盼。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1

八十岁，做二传手

老奥 上海浦东新区退休干部 担任楼长一年

我叫老奥，是上海浦东新区一座老小区的楼长。小区有南门和西门，我住在南门靠近马路的一排，四楼步梯，80年代单位分的房子。除了我们这一栋，这一排七栋楼都出现了阳性病例。

我很早就当楼长了，那是2021年上半年的事，居委会找到我，说我住在这里时间长，熟悉情况，喊我做楼长。

我答应了。

楼长的身份比较特殊，不是居民代表，也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没有报酬。我们小区比较大，还分块，我的“上层”叫“块长”，他们是居委会干部，管理楼长，传达信息。只要平日有通知或公告，都由楼长传达给居民。

4月12日，上海市宝山区居委会志愿者在淞南五村小区内通知有关事项（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3月27日，浦东宣布封控，小区被关。我作为楼长，自然要履行职责。但我像一个排球二传手，每天早上起来要做什么，都是未知。居委会只要微信通知我，就马上做事。

例如，只要收到做核酸通知，我就通知下面做，一天一次、两天一次，到现在为止反复做了20多次。但在昨天（4月18日），我们隔壁单元新增了五个阳性。

实践中，我渐渐摸索了一套工作方法：要发重的物资时，例如大米、蔬菜，我不亲自送上门——我先下楼清点物资，再上楼按门铃，让上面的人一户户领取。以前发物资时，有些人可能睡觉睡过去了，没领物资。我有一天专门挨家挨户按门铃说：“我是个老头，体力跟不上，希望你们配合一下。”楼里的小年轻后来都很配合我。

4月19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处居民区，工作人员卸下物资，准备配送给小区居民（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我们楼栋有一个癌症病人，他前几天告诉我，想去医院化疗。我帮他联系了居委书记，书记也同意了。我就安慰他，路上要是遇到值守警察，就说清楚——“你住在哪里，生了病，出门请示过，书记同意的”，再出示核酸阴性证明。

他后来成功走路抵达了瑞金医院。这一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我自己家也有问题，老伴的慢性病快耗尽，上报给居委会五天了还没见到药。

2022年的这一个月，是我做楼长最辛苦最累的时候。没发生新冠疫情以前，我每年这个时候会去澳大利亚，我女儿女婿那里，呆三个月。2021年以来，我做了楼长，平时没什么事，一大任务就是每天站门口，问租房的小年轻去哪里旅游，让风险地区返沪人员做核酸去。

至今为止，我们楼未出现阳性病例。4月初，居委会给每位楼长额外发了一箱牛奶。我觉得挺好，有人记得我们。

2

脱下防护服，上天台结婚

Tutti，浦东新区世纪大道，建筑师

4月1日，居委会离开了我们的小区——有人是阳性，有人成为密接。

他们去了方舱医院。

我们陷入无序和矛盾的状况。居委会在线上超负荷工作，业主群里在争吵。我看不下去，报名做志愿者。

得到居委会信任后，我逐渐成为370人的楼长。

最早期我也处于混乱阶段。居委会不在，22层的楼宇因出现阳性病例被封控，我们出不去。所有事情靠志愿者在楼内定规矩。

比如核酸异常的人不能出门、快递应怎么拿、垃圾怎么丢……都是志愿者经讨论定下的。

后来察觉到人手不够，我又到业主群里招募，为每个楼层设一个楼层长，共计招了30多位志愿者。这些人手首先要统计每户家庭组成，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他们还负责上报核酸、抗原检测信息，搬运物资等，解决不了的问题再报给我。

Tutti与丈夫米周做志愿者时合影（图源：受访者）

在这些志愿者里，出头的、做统筹的是女性，男性是很好的执行者，帮忙出力。我想，楼长是一份需要感性和理性结合的工作，女性擅长沟通，处理邻里关系更有优势。

既耗时又耗精力的是为居民做核酸检测。我们楼人多，但医生时间有限。为了避免人群拥挤导致感染，我将楼层情况分为三类：正常楼层、有孕妇、老人等需上门检测楼层和核酸异常楼层。按照上述顺序错开做核酸检测，同时限制坐电梯人数，以电梯和走楼梯结合的方式。

线下志愿者要站在一旁，随时准备做好消杀。

安排居民做完核酸检测后，工作人员在消杀手机（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我将上述下楼方案写成公告，发上小区各个楼组长和业主群，得到推广。

这期间，我还收到很多老人的求助。他们大多有基础疾病。这时候我发现，叫得越响的人，越能被看到。楼里老人很信任我，一不舒服就会尽最大可能呐喊求助，不断打电话。有一阵子，这些紧急事件给我造成很大精神压力。

4月过了一半时，随着阳性病例得到转运或逐渐自愈，情况开始好转。4月15日至今再也无新增病例。

真正处在封控时期，人没有那么无助和绝望，脑子想的都是实际的问题。特别是做志愿者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情况一点点变好，温暖的事情也在身边发生。

4月16日这天，是我和丈夫米周原定举办婚礼的日子。我们本打算平静地过，当天组织了居民做核酸，忙碌到下午4点。同为志愿者的邻居提议，为我们拍几张结婚照。

短暂收拾了一下，我带上我们家狗做伴郎。我穿上了封控前一天寄到的红裙子，与他跳了支舞，牵手拍了照。

天台婚礼的消息被发在志愿者群，大家开始往我家门口送礼物。

4月16日，Tutti收到的邻居送的新婚礼物（图源：受访者）

这些礼物都很有疫情特色：供保蔬菜、挂耳咖啡、无糖可乐、冰淇淋、乐高拼的鲜花……第二天我还收到了一个柚子，邻居说按照习俗，把它摆在床头，寓意多子多福。

3

别样的校园生活

周云 上海某高校研一学生 25岁 当楼长两周

我们宿舍楼是那种居民房，套间，总共7层，每层两套房。现在住的有69个人，没出现过阳性。

 在封控之前，学校就征集志愿者的情况，然后按照每个楼报上去的名单，辅导员或学工部的老师在里面选一个当所在楼的负责人。我们楼被选中的是我。

从4月4日开始，学校就开始封控。当时好像是凌晨一两点在群里发的通知，不少人第二天睡醒才发现，整个学校突然封起来了。

但那夜我睡得晚，就看到有同学半夜急忙忙出去拿东西。因为他们的有些东西放在学校其他地方。

封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楼长处理的主要是送餐问题。就是反馈一下你所在的楼有多少人，然后大家要吃什么饭。我们的餐分两类，一类是普通的，一类是照顾少数民族同学的。

当时还比较乱，所以第一天大家吃饭都搞得比较晚，特别是那天的午餐。

另外，第一天大家也没法估计食堂的供餐情况，所以当时我们所在楼60多个人点了有七八十份。

3月30日，蔬菜被装上菜篮子专用车，即将被送往食品企业和高校食堂（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第一顿供餐之后，我们就在群里看到一些排得比较晚的楼栋，拿不到菜，或者说很晚才拿到。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同学会比较难收到。后来开始限制每个人只能点一份饭，但可以加米饭。

大家每天吃饭也都在开盲盒，不能确保说一定吃到什么东西。但我们没出现过断饭的情况，只是有时会比较晚送到。

志愿者把饭送到楼栋后，我们楼长负责把饭发给每个宿舍。最初，我跟我舍友一起发饭，可能两三个人。

我们宿舍楼没有电梯，分发饭是要自己抬饭一层层走上去。一开始可能久一点，大概半小时发完，后来熟了大概2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

我们也出现过不太严重的生活物资紧缺，但都在同学内部解决了。可能某个人缺，但他套间里的其他同学还是有的，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一下。其他一些特别紧的需求就报上去，学校会给解决。

3月14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在为高校学生进行核酸采样（新华社发 沈逸清 摄）

比如一开始我们缺水，但学校那会儿发桶装水，流程还不是很熟练，有些楼当天发不到，老师们就带着一些志愿者给我们发1.5升的那种瓶装水。

相比于住在小区的那些需要抢菜的，住在学校里好很多，至少不担心吃什么。

有时候大家也讨论一下怎样能帮到外面住的那些人，但又想，如果我们帮他们抢了，会不会对另一些人又不太公平。考虑了一些伦理上的问题后，最终没有实行。

现在我们有些同学比较想回家里，但这种管理状态他回不去。其他方面，大家的精神状态还可以。他们有各自的娱乐方式，像看剧打游戏。但如果园区出现了新的状况，大家都会讨论一下怎么又新增了什么的。有时候，大家还会羡慕有些同学隔离的酒店看起来很好等。

疫情让一切都暂停了下来，学校也比之前安静了很多。以前我们常听到的是大家早上骑共享单车出门时，扫码解锁的声音和锁车的声音，以及一些电动车开出去的声音，或者极少数楼栋施工的声音。

现在学校里除了猫叫鸟叫声外，就是那种小推车从楼下经过的声音。这也是大家每天关注的，因为它意味着饭来了或者说什么发的东西来了。

4

居委工作人员太辛苦了

浦东新区 陆家嘴街道某小区 朱莉

我们小区比较大，70多栋楼，快7000多人，其中，老人比较多。我们也是浦东区最早封控的小区之一。

就我们的志愿者统计，在4月18日，小区里阳性、但是没有转运的病人，分别住在20栋楼里。18号那天，有4栋楼的阳性病人被转走。但其实最多的时候，我们这有50多栋楼有明确的阳性或抗原检测异常病例。

小区的压力本身就大，我还只是个“新任”楼长，因为前一个楼长刚刚搬家。幸好，我们这栋楼比较幸运，基本没出现过物资特别紧缺的情况。一是大家都有一些存货，二是邻居间互相的帮助。比方说，谁家少个什么，我放门口你来拿一下。

在上海邻里间互留的字条

楼长主要是帮大家保障物资，我的工作，就是找一些靠谱的渠道，把楼里的需求统计一下，一起去订购。团购的蔬菜一般10元每斤，不过，现在买菜都是开盲盒——里面可能是平常两三块一斤的菜，送来之前，也不知道有什么。

邻居们都挺好，没出现过收不齐钱的情况。最近两天（4月18-19日），蔬菜等物资情况好转了，政府发了不少菜，再加上自己买的，足够了。像前天发的一批物资，每户一只鸡一只鸭，10斤蔬菜。

为了省菜，朱莉自己种的葱（图源：受访者）

除了物资保障，我还负责一些防疫工作。虽然整体来说，是没有突发状况，但意外还是有的。我们楼里一个邻居阳性了，就在家自我隔离了7天，7天之后，他自测抗原阴性，然后要疾控过来复测，但是一直没有人来。之后又把他拉到方舱去了。

当时我们还是挺理智的，并没有觉得很害怕，而是更加注重楼道里的消杀。而且我们阳性的这一户，也非常遵守防疫的规定，从他知道自己阳性开始，就没有离开过家门。

另一个不畅通的地方，是小区内异常户的垃圾问题。他们在家里隔离四五天了，垃圾也没有人来处理。

这应该是居委会的工作，但是他们也挺忙的。到后面，我们居委会的大概4个人都已经是阳性，就拉出去转移了。再后来，居委会多个工作人员阳性，街道就接管了我们小区。

不过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反而看到了，大家互相关爱比较温情的一个场景。作为上海市民，我们都是很团结的。

4月20日，朱莉收到公司发的第二波物资（图源：受访者）

像我们小区老人买药的问题比较突出，现在就是跟社区报备，然后等他们送药。但这中间等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各个楼长就在群里面去找药，看邻居那边有没有可以帮忙的。

我看到大家只要家里面有东西，就不管这个东西是贵还是便宜，都愿意会分享给别人。救命的东西是没有人关心价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