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新文科视野下当代哲学研究的三维空间变革_风闻

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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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教授

对于空间经验的重新诠释构成了20世纪以来哲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当代，作为哲学话题的空间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可量化的客观空间，而是基于身体经验和存在经验的空间，是大地之上的空间，是生活世界，是意义构建的要素。如此描述的空间经验呈现出差异化和多元化的特征，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和政治意义。空间不是抽象的属性，而是大地之上的具体空间，事物的空间置身性是其存在的本质属性之一，作为意义构建物的空间是以交互主体的方式被构建出来的。这些对于空间的哲学思考，在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和艺术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达和验证，源自现象学的这些空间思考和空间思维模式最终会赋予我们的生活以全新的意义，就如福柯所言，这是一个“空间的时代”。在新文科建设的契机下，关于空间的哲学思考与当下哲学研究的迭代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这次契机，对中国的哲学进行一次空间重构，使之更能符合时代的发展。

与空间经验相关的新观念也对当代的知识生产和世界理解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哲学作为自古以来人类知识体系中的核心部分、作为世界经验的基础，在近代以来逐渐呈现出专业狭隘化、纯粹学院化和文化本质主义等特征，日益陷于困境。今天，如果以空间视角审视，这些困境在三个层面上体现：第一，在现代学科建制空间中，哲学逐渐丧失了对知识的统治性地位，越来越成为现代学科建制下的单一专业活动，问题视域日益狭窄；第二，当代哲学日益与生活和时代问题逐渐脱钩，成为学院内的纯粹的理论活动，哲学思想的时代关怀和现实感日益薄弱，与生活实践渐行渐远；第三，自启蒙以来，被视为理性活动的哲学体现出一种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模式，成为西方文化空间内的思想活动，把非西方的思想传统排除在外，因此面对当今深层全球化的宗教、文化冲突越来越无法应对。

如果说今日哲学研究的专业化、理论化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三重困境相应地体现在三种特定的空间处境中，那么对困境的克服也就要求相应的空间变革。在构建新文科的学科背景下，哲学研究的空间变革势在必行，相应的变革向度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展开。

突破学科建制的空间

空间时代的哲学研究必须跨出当代知识建制中的专业学科空间，拓展哲学研究的跨学科空间。众所周知，哲学是人类最古老的知识形式之一，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研究领域都堪称广博，哲学家广泛关注关于世界和人的所有学科领域，哲学是知识之树的主干。然而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学科化和专业化成为科学知识的突出特征，哲学也相应地逐渐丧失了“诸学科之王后”的地位，成为现代学科体系下的一块拼图。这种学科化倾向一方面带给哲学研究一种纯粹性和专业性，为学术而学术，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哲学仅仅局限在经典文本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蠕虫”，没有能力再为人类知识的进步作出贡献。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与哲学学科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知识建制上“知识的所有对象都被分配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可以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这在后果上就造成了作为学科和专业的哲学的挫败感，如胡塞尔所说，“形而上学的一再失败和实证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获得巨大成功所形成的鲜明对照。”

要改善哲学学科的这一处境，就要让作为专业的哲学跨出学科建制的空间束缚，推动哲学的跨学科发展。哲学不能在自身的概念系统和经典文本中作茧自缚，从而将自身限定在哲学史的范围之内，而是要重新唤起作为知识系统之主干的雄心，为整个人类知识体系、方法体系奠基，对不同的具体科学领域进行哲学反思、发现哲学问题。就如海德格尔所言，“哲学是一个最本己领域的学科，但不是一个专业”，它在“处理一种普遍的东西”，它不是对各专业门类的“附加之物”，“而恰恰就是那些专门学科所是的东西”。如果说，随着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当代科学正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哲学及其所处身的世界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哲学问题以及研究中面对的这种“普遍的东西”并未改变。因此，哲学研究也要跃出狭窄的固有学科空间，以更宽广的问题视域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人与自我的关系，将哲学研究与认知科学、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紧密结合，赋予普遍的哲学问题以新的思考视角和生命力。

突破学院和大学的空间

空间时代的哲学发展还应当跨出大学和学院哲学的空间，重归现实生活， 参与时代观念的构建，实现学院哲学与大众哲学的重新融合。今天的学院哲学实际上是18世纪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哲学形态，在这之前，哲学无论作为“认识你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是“神学的婢女”，都是与时代观念和大众生活紧密结合的。随着18世纪之后现代大学的成熟，以及科学知识体系的复杂化和严密化，哲学也似乎越来越成为象牙塔中的学问，日益远离日常生活。哲学不再是苏格拉底在雅典市场上与人们的平易近人的交谈，也不是马克思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思考，而是脱离了时代境遇的佶屈聱牙的复杂概念和文本，不经过长时间专业化的学习和训练，就很难在学院哲学的领域内作出有意义的研究贡献。哲学这种学院化的倾向在20世纪德国的“大学哲学”（Universitätsphilosophie）潮流中得到了最为彻底的体现，哲学退出了时代观念和共同体世界观的构建活动，满足于纯粹学院化的概念游戏，只在文本中发现问题，这一倾向使得哲学研究越来越远离生活世界，成为一小撮学院哲学家的谋生手段，丧失了哲学原本的宏大意义。

然而从古至今真正有生命力的哲学思想从来都是与时代境遇、时代问题密不可分的，伟大的哲学家们无论其思想体系多么复杂，但是其支配性的问题动机始终是与时代境遇铆合在一起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面对的是智者的横行和民主制度下精神的堕落；康德面对的是启蒙时代宗教退场后形而上学的困境；马克思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之生存的艰难境遇；尼采面对的是现代性的勃兴和“上帝死了”的挑战；海德格尔面对的是青年运动的思潮和德意志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难题。即便是典型的学院哲学家胡塞尔，他在晚年所作的演讲“欧洲人的危机”中也长篇累牍地对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时代精神表达了深刻的担忧，这种担忧甚至可被视为整个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思想动机。也就是说，像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这样的“纯粹哲学”实际上也不能以纯文本的经院式研究得到充分的理解，而是只有将之置于所处的整个欧洲和世界的时代境遇中才能得到完整的解读。

因此，要强调哲学的空间变革，即突破学院和大学的空间，重新融入日常生活和时代境遇、参与时代观念的构建。具体而言，学院哲学应当更积极地与国家哲学和大众哲学建立多向度的理论和实践联系，而不是自我隔绝、自我孤立，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思想的时代性和当下性。特别是与大众哲学的结合方面，学院哲学应当提供能够为大众接受的思想产品，而不是只有小圈子能够理解和交谈的学术黑话，但同时学院哲学的大众化并非意味着流俗肤浅或者哗众取宠，而是要基于扎实可靠的哲学史知识，将细密的哲思用亲近大众的文风表现出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属于哲学通俗化的杰出尝试，李公朴在为该书1935年单行本首版所作的序言中就指出：这种通俗化的哲学写作，“只要理论不歪曲、不错误，是绝没有庸俗化的危险的”。学院哲学的研究致力于理论的把握和准确表达，而大众哲学则更倾向于平易近人的理论表述，两者的有效结合是哲学的发展方向，当代欧洲的生活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Lebenskunst）思潮即是此向度上一个初步成功的尝试。今天的哲学只有突破学院和大学的空间限制，才能获得开放的问题视域，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当然，尽管康德以他自己的方式捍卫了常识，但是无论是在理论哲学或是实践哲学中，哲学本身绝不等同于常识哲学，批判理性更不是常识理性。常识理性始终有其问题，或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式的“独断”，或者是在道德问题上的“天真”。康德在变革时代给哲学、给人类理性所规定的“启蒙”，究其本身，既不离于常识，当然亦不止于常识。伴随着德国唯心论的进一步发展，黑格尔跟随着哲学的古老理想，构建起一个庞杂无比的思想体系，哲学家对于宇宙和自然的观想尽数收纳其中。然而，当时代的世界观想业已由自然科学所形塑，哲学形而上学如果试图将一切都视为绝对唯心论的内在主题的话，哲学便以另一种不同于牛顿式自然科学的方式远离了我们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当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Franas Herbert Bradley）在19、20世纪之交把哲学的目标规定为追求精神性的终极实在，并将之视为最高的绝对时，一场新的“捍卫常识”的哲学运动便登上思想舞台了。

在布拉德雷发表《现象与实在》（1893年）十年以后，英国哲学家摩尔（G. E. Moore）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驳斥唯心论”（ refutation of idealism），进而“捍卫常识”（defence of common sense）。对于摩尔来说，尽管布拉德雷严格区分“现象”和“实在”，将人们熟知的事实和事物仅视为“现象”，而将宇宙整体性的精神性的东西看作“实在”，但是他其实并不真切地知道他所使用的现象和实在这些概念与普通人的常识中用这些词所指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关系。摩尔针对布拉德雷的关于“时间是非实在的”这一主张指出：布拉德雷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和普通人的理解有什么关系呢？看起来，当我们把时间理解为大写的“Time”（时间）时，它的确像一种高度抽象的实体，但是如果人们把这句话放到常识语境中具体加以理解的话，那么，很容易发现，如果时间是非实在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事情是在任一其他事情的“之前”或“之后”发生，也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和任何另一个事情是“同时”发生的，人们也就没法去说某件事情是“过去”的或是“将来的”，如此等等。对于日常语言用法的分析同摩尔对常识的捍卫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摩尔本人也坚信，对这些常识所赋予我们的自明之理的分析是哲学的任务。

突破固有的文化和地理空间

在全球化时代，哲学研究的空间变革还意味着要突破西方中心论或者诸如中西二元的架构设置，把哲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全球范围，绘制多元化的世界哲学地图。今天我们理解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等同于西方哲学的基本叙事框架，如海德格尔所言，人类的哲学理性总是可以追溯到单一的肤色、单一的性别、单一的世界观。这种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史书写方式实际上是把欧洲思想史构建成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精神史，将欧洲的知识生产方式和启蒙运动的理性标准视作人类知识生产方式的圭臬。然而今天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西方之外的思想传统也应当受到哲学研究的充分重视，哲学研究需要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固有模式，呈现一种新的世界性、多元化、跨文化的思想地图，就如刘易斯·高尔登所言，“转变理性地理学”（shifting the geography of reason）。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针对西方中心论的转换尝试并不导向任何一种新的中心论立场或仍然有限的二元论立场，而是要绘制一幅容纳欧美、东亚、西亚、非洲、南美、俄罗斯、东南亚等丰富多元的思想和文化传统的世界哲学地图，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是在此向度上的一个伟大尝试。

“重绘世界哲学地图”，要求哲学研究突破传统哲学史惯常的西方中心论式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同时也要摆脱诸如中西二元论这样的文化本质主义立场，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把多元文化中的思想传统均视为人类哲学的组成部分。只有在这样一个基于全球空间的多元历史的框架中，一幅现代化、人性化的思想图景才能充分展开，不同文化和思想传统之间的充分交流和理解才能实现，面向未来的人类观念史才能得到德勒兹意义上块茎式的自由生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只有对多元的他者抱有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才能有对于自身传统的恰当的自我认知，一种具有建设性的跨文化哲学和思想对话才能展开。

概而言之，当代哲学研究应当实现三个维度上的空间变革：突破学科建制的空间，实现哲学的跨学科发展；突破学院和大学的空间，实现哲学与生活世界和时代境遇的重新融合；突破固有的文化和地理空间，实现哲学的多元化拓展和跨文化的思想交流。只有完成了这三个维度上的空间变革，当代哲学研究才能真正实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为全球化背景下新的知识构建模式和人的存在方式提供相应的思想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