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博彩经营制度法规升格条文更严谨_风闻

　　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昨日向立法会引介《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业务制度》法案，随后议员们进行一般性讨论及表决，参与投票的三十一名议员，有三十人投了赞成票，只有直选议员林宇滔一人投了反对票，因而该法案以高票获得一般性通过，随后将交由常设委员会进行细则性审议。

　　李伟农在对《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业务制度》法案作引介时指出，《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业务制度》法案，是在已经实施了约二十年的《规范娱乐场幸运博彩的中介业务》行政法规的基础上拟定。该法案的主旨，是订定经营娱乐场幸运博彩的参与者，包括承批公司、博彩中介、合作人及管理公司的业务准入制度，并制定完善的资格审查机制，订明受监管主体之间的义务和责任，使博彩行业更健康有序地经营和运作，以及预防各种不法行为的出现。

　　与二零零二年颁行的《规范娱乐场幸运博彩的中介业务》行政法规相比，《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业务制度》法案的最大分野是，《规范娱乐场幸运博彩的中介业务》是作为「下位法」的行政法规，而《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业务制度》则是澳门特区法律体系最高位阶的法律，是行政法规的「上位法」，与新《博彩法》列于同一位阶。当然，它只是新《博彩法》法案的配套法律或周边法律。实际上，按照李伟农司长昨日的说法，为推动娱乐场幸运博彩业持续健康发展，特区政府将会重新检视及逐步完善与博彩相关的其他法律制度。因而《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业务制度》只是新《博彩法》的配套法律之一，以后还将会有其他的周边法律「陆续有来」。

　　将规范赌场博彩经营的法律文件，由行政法规「升呢」为法律，除了是要对博彩业进行「行业整顿」，进行严格监管，提供严密的法律保障所需之外，可能也与《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业务制度》法案中，有对违法行为进行追究刑事责任的建议规定密切相关。

　　实际上，《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业务制度》法案建议规定，明确刑事及行政违法行为。其中新增的「不法接受存款」罪，建议规定博彩中介、管理公司或合作人，又或任何人以博彩中介、管理公司或合作人的名义，意图为该等实体获得与娱乐场幸运博彩或其经营相关的利益，而直接或透过第三人，要求、招揽或接受他人以任何方式提供的现金、筹码或其他款项的存款，如按其他法律的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二年至五年徒刑；另外还建议规定，新增拒绝履行法案所规定的合作义务者，构成「普通违令罪」；如不遵守保全措施的命令，则构成「加重违令罪」，比照《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予以定罪量刑。

　　按照国际惯例和澳门特区《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只可对「行政处罚」作出规定，而不能对剥夺当事人的人身自由亦即判处徒刑的刑罚作出规定，这是法律的专有职权。因此，既然新的法律文件带有刑罚的规定，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来完成立法程序。这是依法治澳、依法施政的具体表现，当然也折射了严厉监管博彩业的变革思维，契合贺一诚「协同奋进，变革创新」的政治抱负。

　　在这种严守依法治澳底线的之下，也折射了特区政府「科学决策，民主立法」的新思维。实际上，《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业务制度》法案今后要进行修订，就必须经过立法会，不是像《规范娱乐场幸运博彩的中介业务》行政法规那样，可以由行政长官充分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想改就改」。因此，这也是充分尊重立法会的职权，遵守基本法设立的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也互相配合，重在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

　　在具体内容上，《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业务制度》法案与《规范娱乐场幸运博彩的中介业务》行政法规相比，也有不少差异之处。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不同，是后者主要是对中介人的经营作出规范，而前者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赌牌持牌人亦即博企的规范，将博企也收归于严厉监管的「笼子」中。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业务制度》法案建议规定，博彩中介及管理公司仅可向一间承批公司提供服务，且其合同须经政府核准，以更有利于监管。而且，订定承批公司、博彩中介、合作人及管理公司的具体经营义务，以及明确承批公司相对于博彩中介、合作人及管理公司的监管权，为连带责任提供更清晰的认定依据，并禁止博彩中介、合作人或管理公司自行，或透过第三人，要求、招揽或接受博彩者或其他与娱乐场幸运博彩有关的实体的现金、筹码或其他款项的存款，以加强预防及遏止出现非法吸存的不法行为。

　　这就比现行行政法规更规范、更严谨、更精准，这也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矫正过去博彩业尤其是中介人的经营「野蛮生长」、「无序发展」情况的必然。

　　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思考，比照新《博彩法》第二十二条C项的建议规定，设置限制包括中介人在内的博彩业经营者，在澳门司法管辖区以外投资赌场的条文。

　　实际上，澳门就有一些包括中介人在内的博彩业经营者，在澳门司法管辖区之外大张旗鼓地投资赌场，从东南亚诸国到朝鲜、韩国、俄罗斯等，甚至目前烽火连天的乌克兰，以至远到非洲，都有他们所开设的赌场。这些行为，严重「掏空」澳门的资金和客源，给澳门经济及财政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失。因此，即使是对中介人，也须「斩断黑手」。

　　李伟农在引介中回答议员们的询问时指出，目前有部分经营者选择退场，其困境是长期疫情造成，并非政府修法引致。这个澄清很重要。实际上，部分贵宾厅和卫星赌场的结业，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而且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就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百零三条增加「组织中国公民出国／出境赌博罪」条款，及公安部等国家机关联手进行打击跨境赌博犯罪活动的斗争之后，就断了卫星赌场和贵宾厅特别是后者的「水路」，当然无法继续经营下去。这与新《博彩法》完全无关。因为新《博彩法》正在立法会第二常设委员会进行细则性审议中，尚未通过，并未实施，更遑论「已经」发挥影响。

　　在昨日的一般性表决中，有一张反对票。如果说，在对法案进行细则性表决时，因为对法案的个别具体条文有不同意见而投下反对票，并不出奇。但一般性表决是对整个法案的表态，如果只是因为对法案中的某个条文有不同意见而否定整个法案，等于是反对特区政府以至「背后」的中央政府对澳门博彩业进行「行业整顿」。即使是在立法技术层面上，以一棵树来否定整座森林，也似乎是不够深思慎虑。这与不久前因搜集资料不足，在质询外雇问题时发生巨大数字差异，而引发社会讶异一样，不能仅以「粗心大意」来自辩。作为建制派的一员，这个「觉悟」显然还不如一贯以来「凡政府必反」的「反对派」，而这次却是破天荒地投了赞成票的高天赐及其搭档谢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