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和社区居委会有生疏感距离感？_风闻

设想生产生活在时空上是重叠和整合的情况，比如国有企事业单位，产生家属院文化，企业办社会模式，工人新村，三线文化，当时都是非常具有时代特点的现象模式。而若干年前规模还较小的自涌现生成的服务和商业型市区也能保持内聚性，因而形成相对整合紧密的“街坊文化”，“胡同文化”，“里弄模式”。

今天的大城市生活中，资源被更多样化的力量所影响和配置，人们生产和居住时空场域是交错的，分离的。也是为什么在上海工作的年轻人感觉和居委和党的基层工作者联系不甚紧密，较少“走心”沟通的客观因素之一。

经过最近20年高强度的城市化浪潮与产业发展，上海在内环与中环之间的以前工人新村外围，又建成了大量新建城区。超大城市和快捷交通网络催生了“睡城”和“卧城”模式。以前有几位同事甚至白天在上海上班，晚上回到临港新城或者昆山家里。除了维护自己的“长期财产”，他们的精神，文化，意识，思想和这片新土地连结并不深刻。可以说卧室在此地，“生活在别处”。

很大一部分中环以外的地区和卫星城地区其实是最近25年，甚至15年内才刚刚完成的城市化。人口结构被重新塑造，形成追逐产业资源进入的外地的“白领精英”新移民+郊县本地人+改善居住条件或新购房的上海人的特殊人口结构。能够进入郊区最基层居委工作的年轻人以往不多，而最基层中老年管理者和新社区占多数的70后80后“业主”也是被房产的行政属地嫁接在一起，而非内生形成的基层组织结构。他们在生活背景，知识结构，工作方式和网络浓度上根本不同。上班族平时朝九晚五甚至996，对居委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感官和客观上都存在距离感疏离感，缺乏有效有机的融合，较难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

平时居委的存在感和作用较低，可能是没有力量，也可能是缺乏动力。基层治理结构显得过于“黄老无为”，甚至平时真正调节邻里矛盾和民事纠纷的作用都起不到，战时就更加捉襟见肘难以招架。在工作方式和工作能量上，基层组织实际效能和基层群众在信息时代网络生态下的期待诉求存在错位和失配现象。很快，Z世代也将成为社会主力人群，如何改善基层工作的渗透性在场性，继续真正走群众路线，将社区认同作为国家认同顺其自然的延伸和具体化，需要新的思考和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