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研究告诉我们什么_风闻

**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没有人讲得清中国经济史的大图像，尽管我们许多前辈和同人作了杰出的研究，但也多是对单个地区或单个话题，有特别的了解。只有了解自己完整的过去，一个民族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今天。而了解过去的基础工作，是了解这个民族过去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并进行国际比较。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按当今的标准看是十分落后的。例如，我们发现按1990年美元测算，明代人均GDP约为920美元，清代约为760美元，低于改革开放后的水平。注意以上美元计价的绝对值取决于古代与现代的货币比值，按照实物产量乘以当今世界物价计算，以上收入水平更低。作为推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人生命的经济价值，是远远低于现代人的。战争中生命牺牲的经济成本比今天低很多。

第二，从北宋初年到明代，中国人均GDP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波动，清代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我们的分析表明，人均GDP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增长速度超过资本、土地的积累速度。在将近900年的时间里，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这一下降没能被粮食亩产量的上升所弥补。换言之，人均占有的土地量、劳动工具包括牲口数量是下降的，这导致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

第三，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在宋代中国的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在1300年（元代大德四年）之前已经落后于东罗马帝国，1400年（明代建文二年）前后被英格兰王国超过；1750年（清代乾隆十五年）之前，虽然中国的部分地区和欧洲最富裕地区的生活水平相距不远，但是作为整体的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欧，因而，东西方的大分流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发现与以上人均GDP逐渐下降的发现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中国人均劳动生产效率的不断下降对于经济发展、国家进步而言是重要的负面因素。

客观评估古代经济发展是为更好地了解现在展望未来。以上发现是过去十几年来我们的研究团队长期努力的结果。如何解释我们的研究发现？有人说，我们的发现证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那么强大；也有人甚至据此讲，中国历史上并没有那么辉煌。这些说法都错误地解释了我们的发现。我们的发现是说，中国的人均GDP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只是从公元1300年左右开始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开始落后于英格兰王国，这并不等同于说中国在历史上没有那么辉煌。相反，这说明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比我们之前的认知更加早熟，古代社会达到人均发展水平的高点比我们之前的认知更早，中国经济开始落后于西方的时间段也早于世人的认知。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比之前认知的更加早熟、落后于西方的时间段比我们的认知更早这一发现？我个人倾向于做如下解释：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在很早就进入了一个高水平的超级稳态。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很早就在意识形态上达成统一的国家，西汉时期就已经达成了这种统一。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也相对成熟得非常早。又由于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没有受到太多外来者的侵占和攻击。所以，中国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相对稳定，以孔孟之道为核心、意识形态相对统一的大一统体制和政治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使中国的经济很快就达到了增长的潜在水平，进入到一个稳态之中。由于中国社会相对稳定，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崇尚多子多福，中医又有较为发达和早熟的保健和生育技术，这使得人口增长得非常快。这样一来，中国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大而不强、稳定又相对脆弱的帝国形态。

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落后于世界，而是说明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比较独特的一支。据此，有一个推论就是，中国如果没有和外界发生直接的交流和冲突，就不可能发生英国式的工业革命。因为中国的人均GDP下降，但劳动力并不短缺，对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创新需求不足。尽管在中国的个别地区如江南的人均GDP相对较高，但是不可想象在大一统的体制下，局部地区出现资本主义体制，而整个国家仍然是封建体制的状态。

目光转向今天，中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地发展？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这种自洽的、稳定的文明体系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产生了自我革新和自我变更的动力，促使中国近代以来发奋自强、逐步开放，最终带来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巨大成绩。研究历史告诉我们过去，目的是展望未来。研究过去让我们懂得了自身的发展历程，也更加让我们理解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这正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坚持改革开放的动力。

文章选自北京日报，2022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