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美式“两面人”，夺占对美主动权_风闻

对惯于将人权工具化四处挑事的美国来说，一般认为“出人命”是很敏感的一件事。但若观察美国社会，会发现这种敏感是选择性的。

例如，美国社会对因新冠疫情出现的伤亡表现出迟钝与高耐受力，让人觉得“美国人命不值钱”；但美国社会对战争伤亡却表现出高度敏感，又让人觉得“美国人命很值钱”。

生命的价值不能简单以金钱来衡量，这里所说的值钱与否，更多是指社会对某类热点议题的关注及忍耐。有人说因为新冠是天灾，战争是人祸，所以才会产生这种差异。战争固然是人祸，但新冠在美国造成的堪比战争的严重杀伤，实在难以划归为“自然灾害”，美国自己深知此点，也曾试图嫁祸中国，只是没有成功。

对中国来说，研究美国的这种矛盾是有价值的，不仅可以给很多“老问题”建立“新叙事”，还可以开发斗争工具，丰富斗争理论，获取实际收益。

一、党争政治决定了美国社会对新冠伤亡“低敏感”。除了在个别“特别重大”议题上可能形成跨党派共识，两党还会对自身都无法解决的议题达成“停火默契”。民主党在有关疫情方面对共和党的攻击多集中在特朗普其人，在“因疫死亡”方面发力实际保持克制。美国体制决定了更换总统并不能实际解决防疫问题，其中一方围绕“因疫死亡”对另一方所作的任何文章，政权更迭后只需将主语一换即可“还治其人之身”。两党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在有关舆情引导方面都会选择“花拳绣腿“，而非”拳拳到肉“。

二、原罪政治决定了美国社会对战争伤亡“高敏感”。与新冠疫情不同，战争的责任界限是能够“划清“的。假如民主党执政时期发动或加入一场战争，共和党在战争伤亡方面大做文章几乎没有负担。即便共和党轮流坐庄入主白宫，且同样不能或不愿撤军止战，但只要抓住“民主党发动或加入这场战争”的原罪，即可将成本及风险进行转移，甚至为自身激进或失败决策赢得周旋空间。

同样是“人命关天”的事，在这里却表现出了矛盾。中国应用美国这类矛盾的方式有很多，例如可将美两党关于新冠疫情伤亡的“停火默契”挂牌示众。应用这类矛盾应关注三个要素：议题是否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是否能够划清责任归属；是否有现实可执行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借此预判美国在一些热点议题中的行为方式，同时根据自身需要为美设计压力环境，对美行为施加影响进而实现引导。

一、在俄乌议题中为美国角色转换设置障碍。美国政府希望社会舆论对其在冲突爆发前发挥的作用低敏感，以此减轻或消除原罪，两党在此方面具有默契。但伴随冲突推进，俄乌冲突的焦点将自然过渡到“结束战争”以及与重建对俄关系相关的议题上，在此过程中美国如何发挥作用，将伴随两党互相攻讦成为美国社会下一个人为制造的党争议题。

大国博弈忌讳听风就是雨，俄乌议题上美国在部分国家中的“风光”是暂时的。俄乌冲突结束时，普京所公开提出的主要目标都会达成。伴随俄罗斯逐步理顺战场，同时中国继续稳步实现各项发展目标，美国必然会在重建对俄关系上开启新热点，且会不遗余力再次试图把中国推入左右为难的漩涡。中国宜以强大定力稳固中俄关系基本盘，以多种方式拓展中俄合作覆盖面；以定向合作控制中美分歧不失控，以道义真理反击美国射冷箭，着力减少但不消除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可选角色，逼迫美国在自己搭的戏台上下不来。

二、在台湾议题中强化美国社会的代价意识。美国政府希望社会舆论对台海局势高度敏感，以此借力、聚力形成对陆压力，两党在此方面具有默契。但若台海形势出现危机，美国政府则希望社会舆论对美国介入的风险与损失低敏感，以拓展周旋空间，减小采取极限施压等风险行动的阻力。

开展各项工作应避免以己度人，中国老百姓广泛关注台湾议题，并不代表美国也如是。和中国相比，目前台湾议题在美国民间百姓中的关注度并不高。对美国来说，相对低的民间关注度为其采取冒险行动留下了试错空间，就像一张还未着几笔的宣纸，尽可大胆画上几道。这也为中国参与塑造美国社会对台议题认知提供了机会。在台湾议题中仅强调美国不义，难以打动美国百姓，相当可能还会激起精神反抗。中国宜考虑两条腿走路，向国际社会强化美国不义形象，向美国社会强调介入代价与成本，让美国的社会认知成为美国的行动障碍。

中美博弈并不意味着美国支持的中国都反对，但提高美国各项目标的实现成本，降低美国各项目标的实现可能应当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开展对美工作所应认真考量的事。我们要先具备此种能力，做好这种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