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过佛莱堡_风闻

卢麒元 人民思想库 2020-04-26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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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了，佛莱堡（Freiburg）。我曾经多次神游你这神奇的土地。

佛莱堡，位于黑森林南部最西端，隶属于德国巴登福腾堡州，人口二十一万多人，是德国最阳光灿烂的城市。我注意这个名字，倒不是因为这里的阳光。而是以这个名字闻名于世的经济学流派——佛莱堡学派。我记着那些名字，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威廉•卢扑克（Wilhelm Roopke）以及伟大的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

一、佛莱堡学派的价值。

或许，佛莱堡藏着一把中国寻找了许久的钥匙。

作为德国历史学派的落日余辉，佛莱堡学派算不上辉煌。佛莱堡学派，模糊了德国历史学派对历史特性的认知，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这种模糊和接受，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使得佛莱堡学派失去了传统历史学派的特征，以至于他们的经济学失去了鲜明的个性。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如日中天的地位，更加使得战败国经济学家们显得无足轻重。

然而，正是基于对两次战败的痛彻思考，德国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勇敢的扬弃。佛莱堡学派在骨子里始终坚持历史学派的一贯思想，但在形式上向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全面”妥协。建立了战后的“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概念。历史很有趣，佛莱堡学派在经济学上的近乎失败，正好促成了他们在社会实践上的完美成功。他们的主张，以及他们身体力行的实践，使德国仅仅经历一代人，就全面振兴了经济，成为欧洲最强盛和最具活力的“经济超级大国”。多年以后，艾哈德先生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偶像。

佛莱堡学派大气、深邃和淡定。

了解佛莱堡学派，就必须关注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百年论战。此次论战，发生于1840年到1941年。这个时期，正是德国形成民族国家、实现工业化、跃升为军事强国的历史时期。一般观点认为，这是一场关于方法论的论战。事实上，这是关于主体性的论战。德国历史学派始终坚持历史特性和文化特性的重要性，用归纳推理的方法，揭示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奥地利学派则坚持普遍性和一般性原则，认为只有抽象的经济人和经济行为，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经济学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应该使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揭示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其实，历史学派坚持的历史特性，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关注个体的特殊性，也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说到底，他们想要坚持德国在经济理论中的主体性。实际上，这已经脱离了归纳推理或演绎推理的方法论范畴，深入到了世界观范畴。其实质，是强调一个民族国家的自主与自觉。历史学派强调，任何先进的理论均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理论与实践必须实现高度的吻合，才是有效的，或者说先进的。脱离了实际情况，理论并无先进性可言。也就是说，适应性重要于先进性。这一点，倒是体现了德国人的哲学修养与民族个性。当然，在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岁月里，与古典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奥地利学派，坚持普遍性和一般性原则，也是可以理解的。奥地利人一直周旋于欧洲列强之间，天生具有“世界人”的气质。

这也是非常值得当代中国人深思的地方。我们太过简单地接受了一般性原则，而忽略了中国的历史特性。历史一再证明，脱离现实的“先进性”总是不断地制造“落后”。

正是在百年论战之后，佛莱堡学派诞生了。它在坚持历史特性的同时，作了极富智慧的妥协。也可以这样描述，佛莱堡学派吸纳了自由主义的精华，并根据德国特定历史条件，创造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尤为可贵的是，艾哈德（经济学家及第二任联邦德国总理）等人，身体力行将这一理论，成功地转变成联邦德国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请注意“社会市场经济”概念。显然，佛莱堡学派深刻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好处。他们没有继续走“战时计划经济”的老路。他们彻底接受了产权私有这一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但是，他们同时非常清楚地理解，产权私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弊端。艾哈德认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只有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实现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使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民走向富裕。因此，他们在推进产权私有和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同时，强化了国家公共财政转移支付能力，保持着极高水准的二次分配力度。佛莱堡学派对政治组织和金融寡头极其敏感，德国的经济制度设计有效约束了官僚权力和金融寡头的发展。联邦德国的经济制度，有效缩小了贫富差距，实现了国民的共同富裕。不通过国家占有生产资料，让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使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国家强制性介入二次分配，实现效益之后的公平与公正，保障较高的国民福利，也同时保证了消费与供给的平衡。联邦德国非常好地实现了，国内经济均衡，国际经济均衡，人口与资源的均衡，阶级之间的利益均衡。

佛莱堡学派具有高度的哲学理性。他们认同“产权私有制度”和“现代市场制度”，与此同时，他们也高度重视并深刻理解“社会”的含义。他们将“社会”主义的着力点，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轻轻转移，巧妙地放置在社会再分配上。他们通过强化公共财政政策，克服了传统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较好地在资本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理想。同时，他们通过有效地制度约束，将行政官僚和金融寡头的权力控制在特定范围之内，较好地解决了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的弊端。联邦德国的经验广泛地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借鉴。

佛莱堡学派没有简单地接受美国（占领者）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也没有固执地拒绝马克思主义影响，他们选择了一条折中的路线。佛莱堡学派的定力，来自于德国历史学派对“历史特性”的深刻理解。我将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特性”阐释为“主体性”。正是因为这种宝贵的“主体性”，佛莱堡学派得以超越意识形态束缚，挣脱世俗政治纷争，规划出一条适合德国的道路。

佛莱堡学派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主体性或许就是打开“愁城”的那把“钥匙”。

二、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

自由美丽得像花一样。

深入理解德国的历史学派，就必须了解他们的对手奥地利学派。

在历史学派沉寂之后，奥地利学派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发扬光大。其中，最亮丽的部分就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学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代表人物恰好是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1Hayek，Friedrich August)。秉承奥地利学派的一贯思想想，新自由主义仍然坚持他们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原则。概括起来大约主要在三个方面：产权私有化；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完善和发展。它总结了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暴露出的自由放任市场的问题，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寻找出路。仔细推敲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脉络，笔者惊奇地发现，他们与佛莱堡学派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他们在坚持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同时，向“社会”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有意思的是，他们将这种妥协归结为“道德学说”。他们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并以“道德学说”为理论基础，重新梳理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笔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激烈碰撞下，人类思想进步的新的里程碑。它对于二十世纪，以至于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社会实践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无疑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基础。自然地成为冷战时期，对抗社会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客观地说，新自由主义是有进步意义的，它在强调人的自由的同时，强调了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并使这一认识，转变成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新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至少形式上如此），这对人类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新自由主义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其理论获得了蓬勃地发展。广义的新自由主义几乎涵盖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大部分流派。包括：伦敦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供给学派等等。新自由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了重大调整，出现了新保守主义，也就是以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撒切尔主义。他们对资本主义公有制和福利主义过度发展进行了修正。新保守主义影响巨大，掀起了新一轮私有化浪潮。这一浪潮也同时席卷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国正是在此时开始了改革开放。

新自由主义不仅仅获得了理论上的成功。尤为重要的是，它延伸成为影响深远的社会实践。，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全球化趋向。

若想真正吸收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精华，就必须清楚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道德学说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持。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市场行为一旦脱离道德边界，必须依靠基于道德的制度约束，而不能依靠道德本身。道德本身对“经济人”行为缺乏足够的强制性制约力量。尤其当这个“经济人”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时候，道德学说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

其次，不对称的贸易自由必然导致贸易不公平。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自由贸易”是一种单边自由。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由于，后发达国家不掌握商品的定义权、定性权和定价权，处于被动买卖状态，“一体化”规则始终在侵犯弱者的“自由”。英国人曾经将鸦片作为商品，“自由”地贸易中国的白银；美国人正在将“卖权”包装成“信用资产”，“自由”地贸易中国的外汇储备。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沦为了金融殖民主义的理论依据。这一点与古典自由主义颇为类似，古典自由主义始终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殖民主义的理论依据。历史惊人的相似！

最后，“自由”被强制“嵌入”封闭的经济体系当中，破坏了旧系统的均衡。从南美国家开始，到前苏联，强制“嵌入”的“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了旧经济体系崩溃，给相关国家带来国民财富的巨大损失，导致相关国家国民福利水平历史性倒退。“先进性”脱离了“适应性”，往往比“落后”更可怕。时髦的东西未必有用，当然更未必是好东西。

提出上述三点悖论，无意于贬低新自由主义。然而，我们必须了解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的局限性。

的确，自由美丽的像花一样。然而，就是为了这朵美丽的“自由花”，固执的德国经济学家竟然进行了“百年论战”？慢慢拨开繁琐的概念和逻辑，“百年论战”实际是一场哲学论战。这是关于“自由相对论”的论战。自由是相对的。主体的自由，往往构成客体的不自由。主体的绝对自由，可以导致客体走向“通往奴役的道路”！在“自由主义”之路上，我们见识了黑奴、鸦片和虚拟的金融衍生商品。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修养令人钦佩。其实，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花环”遮掩着一个关键词：扩张。这是拥有主体性的发达经济体系向外扩张的“自由”。对于不发达国家，盲目地接受“自由主义”，差不多等于接受花样翻新的“殖民主义”。

数遍阅读哈耶克先生的《通往奴役的道路》，终于理解了奥地利近现代以来悲惨的历史命运。的确，自由美丽得像花一样；然而，美丽的花朵却无法挽救自己的祖国。

写到这里，笔者不能不充满忧虑地回望自己的祖国。

三、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与现实。

解放。

中国拥有非常优秀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早于世界其他国家将近两千年，中国就可以娴熟地治理一个超级大国了。

早在汉朝，中国已经有系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甚至有系统的产业政策。《盐铁论》记录了中国两千年前的经济学大论战。桑弘羊对经济的深刻理解，绝不亚于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大师。到了唐朝，中国已经拥有涵盖全国的商品交易市场，已经开始进行远达欧洲的国际贸易，长安城是世界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丝绸之路是最早的国际贸易大动脉。到了宋朝，中国已经大量使用纸币（角子），并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的通货膨胀理论，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政府的货币政策，那时的中国“总理”已经知道用“平准”的方法进行宏观调控了。及至明清，工商业快速发展，全国性的贸易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若干商品交易中心，甚至形成早期的金融中心，山西的钱庄闻名天下。

遗憾的是，早熟的经济发展，制造了过于“发达”的政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终于成为近代经济发展的桎梏。我们在完美的地理孤立中落后了。西方国家先于我们完成了工业革命，并用工业革命的成果，轰开了我们的国门。来自外在的“摧毁”，在破坏旧有制度的同时，彻底地击碎了中国的文化自信。文化被摧毁，使历史特性失去了载体。从此，我们的灵魂开始去流浪。

是的，我们一直在追求解放。我们的躯体早就已经实现了解放。可是，我们还在寻求解放。解放什么呢？

中国有过“盗火者”。无论是“盗”来的，还是“送”来的，都是别人的东西，我们始终都是客体。一个“抄”字，确实了得。虽然，也“抄”出了一堆的“大师”。但是，由“抄”成的“大师”们规划出来的制度和政策，是否既能吸收“先进”文化的精髓，又能有效地处理“历史特性”呢？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哲学。我们是如此地重视“先进性”。一切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理论，我们都以为是先进的。只要是“先进”的，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生搬硬套。教条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又一声春雷送来了新自由主义。我们一直在追求形式上的“解放”。我们甚至相信我们已经完成了“解放”。然而，那不过是用一种枷锁替换另一种枷锁。没有了灵魂，即使解开了枷锁，又能放归何处呢？

讨论中国经济学，不能不研究路径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德国血统”。

中国近代以后，深受日本学界的影响。而日本近代以后的经济学家，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日本的经济制度，是模仿德国体制建立的。一百年前，中国开始出现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模仿前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当年思考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时候，政治的思想源泉是马克思主义；而经济的思想源泉是德国历史学派。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身就属于历史学派的范畴。笔者非常钦佩马克思的理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在思考公平正义等社会问题时，目光停留在了生产资料上。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马克思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答案。在某些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这一答案异化为神圣的戒律。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列宁，当然也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这就使得唯物主义者们犯下了唯心主义错误。中国的经济理论，始终受制于二手的、不成熟的“德国”经济理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到处都能找到德国人的影子，却始终未能掌握历史学派的真谛。

中国一经改革开放，就投入到新自由主义的怀抱。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激烈碰撞的三十年。短短三十年中，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攻城掠地，由渗透逐渐成为主导，最终成为主流。有趣的是，仍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竟然成为显学。并且，就经济层面而言，已经成为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而且，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改革派”或“改革”的标签，甚至影响到组织人事制度安排。更为有趣的是，新自由主义还形成了一种文化的审美倾向，在学术和传媒领域，新自由主义几乎等同于“现代化”或“时髦”。新自由主义也确实像化妆品般的被滥用。中国发生的事情，让许多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目瞪口呆。笔者感到十分惊讶，一种经济学理论，可以产生如此复杂的文化冲击，甚至形成奇怪的社会现象。

笔者在研究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的时候，非常惊讶地发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比我们想象的要走得还要远。中国的自由主义带有强烈的古典自由主义色彩。那种缺乏道德追问和道德关怀的达尔文主义，几乎随处可见。我们甚至堂而皇之在制度和政策上，继续奉行早已被新自由主义唾弃的萨伊定律。笔者必须说明，正是这貌似进步，而实为历史倒退的理论“创新”，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导入了全面扭曲的困局。

历史总是让人无奈。研究中国经济学的路径选择，令人不免唏嘘。

中国理论战线一直存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争论。形式上，颇有点像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的论战。然而，内容却庸俗得多了。他们始终无法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如果，这真的是一次关于方法论的论战，中国已经产生了一批真正的经济学家了，中国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可以少走很多弯路。非常遗憾，被庸俗化了的论战，更像商人与官人的争吵。争吵的结果，就变成了“嵌入”式改革。市场经济被一点一点地“嵌入”公有制体制。在各种力量搏弈下，制度一点一点地变形，并努力在变形中保持平衡。“嵌入”式的“过度装修”，根本无法建立起本民族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所以，从事“装修”业务的“经济学家”成为主流。老实说，这真难为了当代的中国政治家。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当代政治家非常了不起，在如此剧烈的扭曲中，竟然维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平衡。

在赞扬中国当代政治家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关键点，那就是中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国民素质。是中国国民无与伦比的牺牲成就了今天的“奇迹”。

我们可以不深刻，但是，我们不能不清醒。扭曲是有极限的，牺牲是有极限的，“奇迹”也是有极限的。“嵌入”只可以用于“装修”，而无法完成“重建”。

中国的学者或许可以从佛莱堡学派得到一些灵感。中国的政治家或许可以从艾哈德身上得到一点启迪。或许，中国也需要一次经济学的百年论战。

许久了，我沉浸在1840年到1941年发生在欧洲的百年论战之中。这场论战是偶然的吗？一个被压抑和欺凌的民族开始崛起，最需要的就是思想解放！德国自十九世纪以来，产生了宛如星河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是偶然的吗？这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审视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和现实，心情不免压抑而沉重。我们所寻求的解放。不过是从一种桎梏跳入另外一种桎梏。通往解放的道路仍然漫长。

四、走自己的路。

魂兮归来！

本文无意于进行任何批判。我们执著于是非太久了。中国学术失去主体性已经太久了。没有“灵魂”，就没有办法建立主体性。我们需要放下世俗的浮躁与浮华，进入精神的宁静与禅定，让高贵的灵魂重返正在僵化的躯壳。

我们需要规划未来。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第一步是去庸俗化。阅读中国经济学家的文字，常常感到痛楚。我们可以不讲科学，但至少要有哲学。就算没有哲学也罢了，但不能放入“脂粉”和“眉眼”。中国缺少贵族式的论战，近代以后，我们没有一次用笔完成的战争。笔者认为，终极的胜利只能用笔来完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里面出真理。中国经济学应该是真诚的、严谨的、科学的。但是，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高贵的。高贵是如此的珍贵。精神上的耸立，才会有学术上的高度。精神不能耸立，其他东西崛起来干甚麽？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第二步是去工具化。经济学去庸俗化的同时，极易倒向所谓“精密科学”的歧路。那种基于数学的经济学描述，其实是另一种庸俗化。放弃民族立场，脱离哲学根性，将经济学变成“钱计学”，是金融寡头的“营销”技巧。中国目前出现的大量“分析师经济学家”和“机构经济学家”并非偶然，那标志着金融寡头已经严重“越界”了。放弃立场和根性的“工具化”倾向，与庸俗化同样可怕。将经济学工具化，是金融殖民主义的经典做法。三百年来，一直如此。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第三步是回到历史。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性。我们必须回答“我是谁？”我们必须清晰定义中国的历史个性。我们必须回答“我从哪里来？”我们要准确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定位。我们必须回答“我在哪里？”我们必须明确规划未来的方向。我们必须回答“我去哪里？”中国的思想家如果不能解决哲学问题，就无法去庸俗化，也极其容易工具化。我们只能徘徊于“小康”概念，用“阿拉伯数字”代替理想。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第四步是面向世界。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与世界进行平等的交流。请注意两个关键词：科学和平等。科学要求我们，在学术上放下宗教情怀，不再迷信任何理论，不要跪下我们高贵的膝盖，不再顶礼膜拜，不再低头爬行；平等要求我们，在尊重知识和真理的同时，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尊重我们自己的文化，尊重我们所处的特定环境，在尊重的基础上兼容并蓄，均衡发展。经济学不应成为政治的奴婢，经济学不需要“脂粉”和“眉眼”。科学和平等是我们需要坚守的底线。我们的视野，应该超越国界，在更广阔的时空进行思考。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第五步是实事求是。我们不必拘泥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和逻辑；我们不必受限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范式。我们可以建立适合中国文化特点的所有制形式；我们可以建立适合中国历史特性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可以用法律约束行政官僚和金融寡头的权力；我们可以限定中国政府的职责和成本。我们可以用中国的语言说清楚中国自己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可以系统地提出，建立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一般性原则，就如同当年周恩来总理为国际政治建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当然，我们一定能够在保持效率的同时，实现各个方面的均衡。

中国经济学真正的难点在于哲学。缺乏哲学的根性，经济学的大厦就没有坚实的基础。缺乏宗教信仰的人们，很容易从达尔文主义出发，重复古典自由主义的老路。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新整理中国的哲学，重建我们的哲学根性，就显得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将为世界精神文明作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经济学的希望在青年。近代以来，中国的战败情节一直挥之不去，反抗性思维压倒了创造性思维。过度敏感和过度反应时常破坏我们的理性思维。有时候，我们将反抗本身当成了目标。我们一直希望通过特定的事件，或者特定的数字证明什麽，结果却模糊了真正的目标。中国的经济学就应该只是经济学，既不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也不是现实主义的赶超理论。我们必须回到人性的关怀，我们必须追求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的青年可以放下历史的包袱，重新审视历史，理性地直面未来，为中国寻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

中国的经济学必须直面现实。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财富急速向食利者阶层集中，生产效率开始下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外部环境开始急剧恶化。中国已经进入了多事之秋。中国的经济学，不应成为嘉靖朝堂的“青词”。中国的经济学要能解释问题，中国的经济学要能解决问题。中国经济学不仅要为中国经济问题寻找答案，也要为国际经济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经济学更接近美学。经济学是研究动态平衡的学问。经济学家应该是美学大师，经济专家应该是艺术家，他们是平衡的缔造者，是美的创造者。平衡是天地人之间的大平衡。中国经济学可以秉承中庸之道，在大开大合之后，恢复和平宁静。在和平宁静中，养成大气、深邃和淡定，浩然耸立，风范天成，独领风骚于天下。

真诚地希望，中国的政治家为中国的哲学以至于经济学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政治应该学会也必须学会倾听。政治永远是哲学的孩子，政治永远是经济的兄弟。政治一旦走向奴役之路，庸俗就会遮蔽高贵，冲动就会代替理性，暴力就会淹没真理。中国的“文艺复兴”，需要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我们并不希望中国出现俾斯麦。但是，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出现艾德勒。至少，我们可以学会欣赏和支持中国的艾德勒。

最后，我要赞美德国历史学派的伟大。他们是德意志“灵魂”的守护者。为了履行“守护”的责任，他们不惜进行“百年论战”。我们的祖国已经期待很久了。谁来做虔诚的执幡者，谁能登上昆仑山呼喊：魂兮归来！谁会成为伟大的战士，光荣地履行“守护”的责任。为了中国的主体性，我们绝不介意与任何对手进行新的“百年论战”。

本文以佛莱堡为题，并非源于文章的主题。老实说，是因为我喜欢德国人的大气、深邃和淡定。在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德国人没有顶礼膜拜。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哲学追问，他们产生出许许多多令世人仰慕的大师级学者。二十世纪初，德国是世界经济学的中心，全世界的经济学人朝圣般的前往德国。尤为可贵的是，德国的学者不仅仅是书斋里的强者，他们一样是社会实践的强者。从俾斯麦，到马克思，到艾德勒，他们真诚而严肃的践行着他们的思想。

本文标题中使用“掠过”一词。是因为没有深入具体的细节，只是轻轻地掠过。同时，“掠过”的含义还包含了不想停留，掠过佛莱堡，掠过奥地利，也掠过芝加哥。最后，“掠过”更深的寓意是超越，思想的翅膀是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我们可以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无论如何，我都不想掠过北京。飘荡的灵魂，终究需要归处。任何一个思考者，他的灵魂最终都将属于他的祖国。我不想去做“流浪儿”，中国人天生就不具备“世界人”的气质。我会将自己的灵魂永远系留于居庸关的烽火台上。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建国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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