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的就业压力和就业问题刍议_风闻

就业不只为谋生。

本文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的立意假设之上的。如果你对此非常有异议，看了会不适。

若回想，这应该是好多年前我跟一位MBA即将毕业的年轻人，在闲聊当中就有关话题产生的一个立论（“理论”）上根本性的一个分歧。而且在我后来的实际工作实践与思考中，自我感觉自己的那种想法已经屡屡得到了验证。

不管他（她）曾经是一位农民，来自乡下的农民工、工人、技师、某一领域的技术专家，到外卖快递小哥、小业主，还是越来越多的“码农”们，还是一个中大型企业的经营者、领导者，在这上面几乎也都一个样。

就业压力和就业的问题，也可以说在我们新中国立国之初之前也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再思考那些当年国家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时，我们极少能想起来使用“就业”这个词。—— 这使得“就业”这个词汇在我们这里显得“很年轻”，很新鲜。

—— 这只能说明我们当今学界的一些理论家们或许太专注于思想“创新”了。

与此还有一个比较类似的经济社会现象，没有得到当今学界足够的重视、研究和思考，那就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曾经也多次出现过的通货膨胀现象和问题。

新中国立国之前与之初，面对的巨大的就业压力和就业问题可以如何理解呢？

当时最严峻的国家挑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已经没有自己可以耕种的田地，连续多年的战乱和动荡，已经让很多国民处在了流离失所的境地，哪还有什么安居乐业的机会呢。即使最广大的农民还可以租种地主家的土地，但交租之后的余粮实实在在已经太少太少了，根本达不到养家糊口的水准。

我们国家的民主主义革命（包括抗日战争能够最终取胜的最大支撑和关键也在于）实质上叫土地革命。——也就是要解决最广大的老百姓能够有效地就业与安居的问题。

什么叫有效地就业，即最广大的民众本可以通过种地也能够实现养家糊口的最基本生存生活的需要。

新中国建国之后，土地改革在1952年前后全面完成。这是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追求实现工业化是求富裕。所谓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农民的就业”安顿好了，但整个国家如果不大力发展工业和商业，还是很难继续改善居民的生活一茬一茬接着往前奔。

在西方国家对我们普遍实行经济和技术封锁，以及我们自身也难免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约束下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只能立足于内循环。由此一来，庞大人口的就业压力和就业问题长期成为了一个无论如何也回避不开磨不开的国家政治和社会问题。

从举国大力支援“三线建设”，到发动和鼓励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背后都有着需要切切实实地努力解决我国的人均耕地严重不足，及城市工商业非常落后可提供给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增量严重不够的社会矛盾。【顺便说一句，现在有些反映当年上山下乡知青生活的电视剧尽管已经比较“真实”了，但实际上距离当年“真实”的社会生活还很远。文学艺术也难免是有局限的】

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我们在主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结构性就业的矛盾和问题。农民太多了，人均可耕地又太少，过剩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要穷则思变，往人口更加集中存在着工业生产和商业更活跃的城市去。

有工业化生产的地方，可以新增的工作机会未必就一定会增多，这时候很大的经济弹性在商业。所谓无商不活，但商业要想被统一地管理（监管或管制）起来要比有效管理工业的难度大多了。这在1950-1980年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政治和社会风险无比集中的领域。

城市商业疲软，带来增量的就业便很有限。许多城市的年轻人既无土地可耕种，当地也无工作就业机会可享受，只剩下等着接前辈的班一条路。大量知青上山下乡寻出路，绝不仅仅是政治因素，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国家经济驱动的因素。

国之大者，在民生。民生之重，在就业。

在一国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就业结构与就业方式的不断调整、适应和有序高效地去应变，去积极主动地去改变。

新中国的前三十多年，我们国家就业主要的方式方法或就业理念，是主要依靠国家政府进行周全的规划和并不太周详的计划，中间作了很多难，是我们绝大部分“70后”（“80”、“90”后）所已经无法再去充分想象的。

因为，那时候人们即使有市场的某种思想意识或概念，也只是局限在为数有限的“商品”上，任谁都很难想到或者敢想“人”也可以作为“生产要素”去到“市场上”去交易。我们长期以来有着文化印象的故事是，不太久之前我们国家更多存在过的除了地主与雇工（形式多样），便是学徒、徒弟和师傅。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人本身也是可以被当做“生产要素”去“安排”的。

—— 这或许就是西方经济学的高明之处吧。

由此，就业的压力和就业问题也才可以顺理成章地托付给市场或市场经济 —— 这中间需要巨大的人类思想的调整、转变与适应。

所幸的是，我们恰逢“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中间的理念转换很顺利，也很高效。

在已经过去的20多年间，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本上已顺顺利利地脱离了从事农耕生产的工作，而城市老一代的居民和子弟，再也不需要为难以就业而发愁。

就业与再就业，大家全都不再需要找市长。“不找市长，找市场”是1990年代非常正能量的一个词，这中间如果说有一些不那么太和谐的小插曲，便是主要在我国的南方地区特别在珠三角，曾经在一段时期闹过不少自发的罢工潮，针对的当然其实也不是政府。

如今这一轮的就业压力和就业问题凸显，可以说是在2014年（左右）之后 —— 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再一次跃升到了一个新阶段 —— 再一次面临了相当突出的就业压力和就业问题。

首先是所谓“民工荒”，在南方很多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现在已经普及到了全国各地。所谓“民工荒”并非就是“民工荒”—— 是再愿意还愿意从事以前老一代民工所从事的工作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 这正是我们国家时代的发展与进步。

不得不说，有一些经济学家很早之前就已经生硬地臆造出了一个“人口红利”的名词。不知道他们是虚心引进的还是自己“独到的理论上发明”。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词，或许一些西方国家的某些人还不至于误以为，是我们抢走了他们的一些工作机会和饭碗。现实生活当中根本就不存在“人口红利”这一说，只有劳动者的价值贡献是否得到了合情合理的体现。

如果说我们国家真有所谓“劳动红利”一说，那新中国之前我们国家的“劳动红利”是高还是低？

一边是“民工荒”，一边是大学生和年轻人的就业压力（现如今已经蔓延到35-45岁以上中壮年群体）长年居高不下，面对来势汹汹的社会人口老龄化，我们当今的劳动力究竟是严重地缺乏，还是已经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相对过剩了呢？

一方面我们需要鼓励生育再生育，一方面除了面向市场和努力奋力争取挤进公务员队伍外，未来较大量增长的增量就业机会在哪里呢？居高不下的就业压力如何才能够得到有效的释放？

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表明，结构性的失业和就业压力问题，大多很难通过单纯的市场机制去缓解。从王朝兴替，到周而复始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市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市场之外除了公务员领域，是否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机会和可能，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需求的事业领域呢？地方政府在解决当地的新增就业和稳就业的突出的社会挑战和机遇面前，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不影响市场经济发展正常秩序的前提下，还有哪些可以发挥政府独有的组织功能和调节作用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