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梦黎｜从平台宕机到“团长”崛起——数字时代的主体性难题_风闻

编者按

近期，上海的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本次疫情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如基层治理、物资配送、市场监管、民生保障等，都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为此，《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特邀请身处上海的各领域专家学者，以第一人称视角，就自己在居家研究、志愿服务中的所见所感，形成系列学术随笔。编辑部希望通过嵌入式的观察，以学者切身的生活体验为基础，为疫情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供更真实的观察视角，为当下的疫情防控提出更具理性和操作性的建议。

从平台宕机到“团长”崛起

——数字时代的主体性难题

肖梦黎｜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第四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征文三等奖获得者

本文系微信公众号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编辑部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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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无力，团长崛起

上海此次疫情以来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方面上海市民纷纷5:50定闹钟起床抢菜，甚至一度出现了用拍车牌的软件抢菜的“盛况”。作为嵌入式观察者的我自3.16日小区封控以来只抢到过一单叮咚与一单麦德龙。究其原因除了运力不足外，还有身体怠惰（比如实在起不来床。听说有刚成为母亲的同事每日喂完奶睡两小时起来抢菜，我确实是自愧不如）、实力不行（家里50兆的带宽远不及其他千兆带宽的同城朋友）、技术不行（有小我几级的计算机学院的学妹编写了插件小程序，名为叮咚助手，据说非常智能，还能缺货递补），当然最后还有意识不行（抱有侥幸心理、不够重视），这一点后面再详谈。另一方面则是拯救全上海人民的社区团长迅速崛起，手握各种资源运筹帷幄。至于我为什么平台抢货不积极，也有小区封控过早、团购极其繁荣补足了相关需求的原因。此波疫情以来，我首先投入了负责楼栋温饱的第一线，志愿服务先从解决菜肉开始，迅速拉群，排摸不能熟练操作手机的老人家。战绩最辉煌的一天，我帮楼里邻居买了18箱蔬菜、800个鸡蛋，10份肉，还有14份牛角面包。社区团购使我们楼栋从温饱快步迈入了小康，但是也出现了团购是否加重了社区疫情传播风险的隐忧。

此外插播一条4月8日的信息，京东APP上线疫情民生保供专区，上海民众瞬时刷爆直播间。当我兴高采烈地准备采购点什么时，发现连矿泉水都一瓶不剩。可没两天，就发现京东配送时间不断推迟，已逐步推迟到4.24日。京东相关人士表示保供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链”，一定要保证“链”上各环节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才能保证供应的及时性与准确性。但现在看来，似乎大型平台之链仍未打通。

平台与社区团购的内核趋同

自2018年开始关注平台企业的相关治理问题以来，我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互联网平台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其内核到底是什么，换言之，平台到底最像谁？如果将平台视为一种双边/多边市场的架构，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类似体。1.0版本可以认为是流动市集的组织者，这一形式对大家来说都不陌生。买卖双方在村长或者有名望的乡绅的组织下进行交易，市集组织者可能会固定交易的场所（可能是村中闲置的空地）与时间（每月特定的几次“赶集”），并可能向卖方收取一定的费用（称之为“场地费”或“税费”）。当继续开脑洞后，各种商品交易所与证券交易所可视为2.0版本。

当交易发展到一定阶段，某些品类商品的交易需要固定的场所与设施，又内生出一定程度的规制需求时，交易所就应运而生。这时我们发现，实物交易变成了交易代码，有形产品变为了所有权凭证，交易的迭代进行了升级。再后来，我们发现互联网平台就形成了3.0版本，交易费用降低、价格公开、交易时间延长、甚至可以支持有保障的匿名交易。互联网平台极大地拓展了交易范围、交易品类，食品外卖、日常交通与创新劳动内容的众包、甚至出现了直播间里售卖火箭等惊人举动。

在这个顺向推导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互联网平台企业实现了往日市集的提档升级，通过技术发展降低了交易与搜索成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选择。其实，社区团购也是平台的一种，只不过简化了多种流程，缩减了链条长度。究其根本，团长也是一种交易渠道，承接了电商平台的功能。借助技术便利，即便身处封控楼栋，也能纵横捭阖。我们小区有一位神人团长，据线报24小时无休地在阳台接洽业务，短短三日团成了三林熟食、进口水果、鲜肉礼包、海鲜礼盒、西树泡芙还有速食水饺等各类抢手生鲜。每单数量在150人朝上，客单价中位数在180元左右。由于身处封控楼栋，团长足不出户，就坐拥上千个黏度很强的社区用户。并且，作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交易方式，无论是电商巨头，还是社区团购，都显示出一种共通的数字鸿沟与隐性歧视。老人家不仅买不到菜肉，在封控延长的时候，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都难以维系。小区里一位老人家做核酸时才被发现由于食盐没了好久，腿都肿了。老人们既没有倾诉渠道，也不愿将自己的窘境暴露人间。如何处理好老人在数字时代的隐形与“不能言说”，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平台与社区团购的差异性

疫情期间的社区团购与此前讨论热烈的社区团购有较大区别，后者主要以低价抢占市场、吸引老年群体，引发了较大的争议与风险。而此次上海疫情中涌现的诸多团长则可以区分为泾渭分明的两类，一类是基于社区需要自发进行的清水团团长，一般不加价、主要为了解决邻里缺菜的困难而挺身而出；另一类就是市场热议的黑市团长，不仅炒高了市场价格，还潜在地扰乱了市场秩序。在笔者写作这篇文章时，上海刚刚制定发布了《关于规范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团购”价格行为的提示函》，就哄抬物价，以及短斤缺两、菜品质量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管控措施。

那当我们思考脱胎于平台企业却又与其有显著不同的社区团购时，需要考虑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具体有什么区别。随着大型平台的物流链条越来越专业、越来越长，是不是不仅大而不能倒，而且长而容易中断。于是我们在特殊时期只得回归原始的集市模式，虽然借助了互联网通讯技术，但仍然是在微信群里以物易物，甚至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置平台的支付担保体系于不顾。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平台提供了更多的品类、更多选择，但是复杂体系、多重环扣也增加了更多风险。疫情期间社区团购的盲盒销售方式则减少了分拣、运输、分发等多个环节出现问题的可能。当然，一个电商平台可以拆分出上千个社区团购，但疫情风险下，堵点丛生。一个仓储人员的阳性可能导致一个大仓关闭，几个大仓的关闭则可能使平台近乎瘫痪，无法疏通节点。这个意义上，社区团购是低配版的电商平台+盲盒经济，是更完整意义上的灵活众包，但也只能应一时之急。 比如这一期间所有的蔬菜盲盒都是西葫芦、白萝卜、胡萝卜、洋葱，猪肉盲盒多是前腿后腿等类型。对许多人来说，疫情过去很长时间内可能不想看到西葫芦与胡萝卜。

社区团购特别是本次疫情中由居民主导的“清水团”可视为一种情感劳动。虽然不够专业、有一定的临时性，但居民对发起者的信任度高，志愿参与度强，反而成了此次疫情中大家进行生活物资补给的重要力量。团长也在居民群里获得了崇高威信，从而短期内胜过其他类型的采购方式，既是无奈之举，也是必然之举。

关注人是永恒的主题

关键时候大型电商平台的宕机给疫情期间的运输与保供带来了极大困难，天价的打赏费用、求而不得的外卖员与快递员被戏称为“上海你得不到的男人们”。一旦日常运行良好的平台中出现了中断环节，就会引发诸多揣测，比如若出于防疫要求而无法释放足够的骑手，那如何保证在外面进行运输的人员的核酸检测状况（特别是改由随申办上的核酸码后，静态截图可以使用一个月、身份核验又很难实现）。诸多小区在封闭了三十天后仍然阳性频出，笔者所在的小区也是如此，因此政府机构审慎表示团购外卖等物品接触可能是传播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打通堵点，又要确保安全，更要努力保供，这就好像是在钢丝上起舞，需要极高的政策智慧。

大型电商平台为什么不管用了？究其实质还在于其中的物流人员无法流动。当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才能回到头来反思平台到底有什么特别，是由于物流体系、技术系统、货源，还是人？也许我们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大家总关注数据和算法，把这两者称之为平台的双翼，但数据和算法不能空转，关键时候“人”的缺失却会使平台陷入无用之地。平台的数智化使得劳动者的工具属性不断增强，出现了算法控制劳动等异化现象。平台上的劳动者与我们相逢不见面，穿着统一服装的小哥让人逐渐忽视了他们也是一个个鲜活的主体，正是他们构成了平台运转中最重要的一环。数字主体是生命实体的数据化，是算法建构出的身份虚体。但是在数字世界生活久了，还是要回过头来看看搭建平台基础设施的具象的一个个人。比如针对数字鸿沟问题，城市社区里的老年人多为数字弱势群体，接龙——下单——付款——收货每个环节都不容易，最后的解决之道还是依赖年轻人——结对子，或者人力摸排实现物资供给。关于平台上劳动者的研究重点多围绕灵活用工展开，探讨如何在传统劳动关系的框架外为新型用工形式给予倾斜保护。平时如果忽视作为主体的劳动者，将他们困在算法里无力挣脱。关键时候再想起他们，希望他们进行无私奉献，就为时已晚。突发疫情只不过放大了这种忽视。如果确定合理温情的规制框架，既让他们跑起来，又让他们有安全感，既让他们主动接受查验，又让他们在确诊后也能有一定的生活保障，也许才可能真的解决问题。

团长只不过是回归了万物互通互联的本意，以熟悉的邻居身份串起了物流难以送达的难题，缩短了保供链条的长度。这其中的悖论在于环节越长越专业，约束越多；环节越少越简单，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越大。团长通过情感建构等方式制造熟客，却无法避免商品质量瑕疵与高昂价格的困境。如何破局，也许还是要逐渐释放专业平台的力量，以平价、便利的物品供应缓解高价挤兑等乱象，政府通行证的合理发放、有效监管，平台的基础设施约束叠加有人情味的社区团购才能有效解决疫情期间的保供难题。希望小哥们早日回归，这座城市也能渐渐治愈，太久没见到车水马龙的热闹情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