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上海，小阳楼志愿者的流水账_风闻

现在我正在面临可能是人生中最纠结的一件事：

就在昨天晚上，我们被通知楼里有阳性病例，病例已经被带到方仓去了，我们楼开始了新一轮的封控期，同时，也冠上了小阳楼的称号。

而我也从一个普通的，因为居民团购没人帮忙搬运的志愿者变成了一个小阳楼里的志愿者。现在的我和我其他的志愿者朋友们，都是这栋楼的居民，也都增加了自己是否暴露过/将暴露在阳性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我就用流水账的方法，记录我作为一个普通居民到小阳楼志愿者所看见的一些事情，描述一下这次上海疫情中，普通人视角里的上海疫情管控。

一、疫情之始

最开始的疫情管控是3月中下旬的时候。当时上海疫情已经开始抬头，但是基于对上海之前处理疫情能力的信任，这次大家一开始都并未非常重视，很多人只是应付应付小区组织的核酸，然后各回各家。

为啥我用了应付这个词？

因为彻头彻尾，每个人，似乎都在应付。当然，这里我只针对我自己小区的情况，不针对任何特定群体。

1、居民在应付。居民做核酸完全出于自发，可做可不做，没有人会登记你是几栋几户，只有一个码而已。而居委会的应付更是把居民的应付推高到另一个层次：

2、居委会在应付。六个核酸监测队伍，居委会组织大家在室外一片相对空旷的地方，人挨人，人挤人地排60个人，然后一个个去检测。这种排队方法怎么能够避免二次感染？明明很多地方翻车了为什么还会这么检测？当我看到大白衣服下一个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是老叔叔老阿姨，甚至都看不到几根黑发的时候，我也不愿再去多和他们争些什么；

3、甚至部分医护都在应付。我做了三次小区集体核酸，三次采样的位置都不同：第一次是草草地在我口腔两边腮帮子的部分划拉了一下就结束了，第二次是腮帮子和喉咙口很浅的地方，只有第三次是在喉咙较深处。试问这种采样结果保险么？

这个局面一直到后来外地医护进驻以后才变成了每户登记，间隔两米的科学检测方法，采样也明显严谨了很多。

但是病毒的传播是不会应付的。毫无疑问地，小区封了。没多久，上海也封了。

同时物价也疯了，上海的居民也疯了。

二、疫情蔓延

三月底开始，疫情的阴云越来越浓，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四位数日增数字。我们小区先于上海封闭，小区刚刚封的时候，我还抱怨过送货怎么到处都关店，买几单东西送了两个小时。谁知道这变成了目前为止我最后一次能够叫到外卖小哥。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后一单饿了么的递送）

这次买到的货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一直到4月7号，我和我同住的两位室友都靠这批货和小区发的一批物资熬了过来。

但是我们也发现菜确实不多了，这时我们在跟小区其他居民沟通的过程中发现楼里有个团购群，于是加入了进去。

正逢第一次团购收货，老小区老居民多，搬运物资的人少，作为壮年男性我第一时间报名，开始了我的志愿者工作。

这段时间上海的物价我也只能以离谱来形容。不是说买不到东西，但是绝大多数团购的价格都真的离谱，在这里我给大家看看我们楼里团到的一些东西：50元的蔬菜包（见下图），250元六斤的猪肉，138一份平时大概40块钱的酱醋盐套装。虽然也有价格相对合理的东西，比如75元的一公斤大红肠，60元十斤的大米，60元30个的鸡蛋。但是总体物价比正常情况下翻了两到三倍是起步的。

但是就这样还要抢，还有很多老人因为错过了一次两次的团购在群里四处求助，也有宅在家的年轻人在只剩三个土豆的时候迈出家门去向居委会求助，但是总体而言，贵虽贵，团购进展一直比较顺利，居民配合度也很高。只是很难想象，那些收入在平均线以下的人，到底要怎么才能活下去——

毕竟社区没发太多东西。

社区大概是四月二日第一次发了一批蔬菜。量不大，但是蔬菜说实话挺新鲜，不过整包东西里没有肉，没有主食，唯一的蛋白质就是火腿肠，30多克*8支装。这让我第一次对上海物资分配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第二次发放已经是十天后的前天，这次我拍了个照留念：

这次发放有肉了，但是总得来说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主食发了450*3的面条（白象的面，好评），然后手撕鸭和酱肉大约就是三个人一顿的量。

我们小区还算好的，发了两次。据说有很多小区只发放了一次菜。我上海有个亲戚家则更是有趣：一栋楼52户人家发放3袋米。注意：不是每户，或者每层3袋，而是52户加起来三袋。

这么一解释，大家就知道我们社区团购的必要性了：光靠居委会发放的那点菜，是会饿死人的。

先介绍一下我们团购小组的背景：

这个团购的组织+搬运的人一共8人，基本负责整栋楼（25层，一层8室）的全部团购需求的统计和递送。这些人没有居委会背景，但是在居委会进行过登记。

其实整个团购工作没啥好说的，团长天天在家里接各种各样的需求，然后联系各种各样的资源，看看能不能团更多的东西，其他人主要负责搬运和送达。

但是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自己不注意，除了医用一次性口罩以外，是完全没有防护的。

大约一周前，楼里居民凑了6000多元，给我们这些志愿者买了一批防护物资，我们购入了25套一次性防护服还有一小批口罩、酒精、手套等物资。但是事实上，对于防护工作有了解的人应该清楚，这些一次性产品没有正确使用其实跟没穿没什么区别，而事实也证明了我们这些志愿者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甚至连正确穿戴都做不到，更不要提脱下后集中处理一类的问题了。

可是当时我们并不是小阳楼，所以其实这个问题虽然令人担忧，但是却停不下我们的工作步伐：

经常有货半夜12点以后到，发完已经是凌晨2点多；楼里两个电梯本来就坏了一个，之前另一个也罢工了，正好碰上发放易腐败的红肠，于是我们爬楼送了11层以下的居民，送完正好电梯修好了又送了11层以上的，听着居民们一个个的谢谢，我们还是有一些成就感的，直到小阳楼的事实把这种小小的喜悦之情打成了无尽的担忧。

三、变成小阳楼以后的魔幻现实

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小阳楼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变成小阳楼以后是要高强度检测，还是降低检测强度？

我知道大家都觉得是前者，但是实际却是后者。

因为现在是小阳楼了，所以之前接触过阳性病例的志愿者全部撤下了，所以抗原检测的试剂盒现在堆在楼下无法发放。

无法及时发放和收集这些试剂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还有新的病例，作为志愿者我们无法及时获悉。

而我们目前并没有封户，所有居民理论上都可以在楼里乱晃，很多居民还是有在走廊上抽烟甚至聊天的习惯，而可能产生的阳性环境时时刻刻威胁着作为志愿者的我们。

所以：

本来应该是封户——发放物资——及时发现并转运病人——憋14天解封的科学封控链条，

变成了

不封户——物资自己团购——志愿者发放——病人无法及时发现——未发现的病人带来二次传播的风险——二次传播被检出后再重新封14天的这个流程。试问病例怎么会不增加？试问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

而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志愿者变成了最危险的那一部分。

说实话，这个志愿者群体里没人是因为钱来干这活儿的，况且这个工作也没钱赚。

团长是一家公司的老板，我自己是一个小电商公司的负责人，其他人工作也都能很轻松地满足生活所需，如果是为了经济利益，不会有人来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儿。

但是现状就是：我们继续做志愿者，只会增加自己的暴露风险；而不做这个事，楼里总得有人来做，否则那么多人的吃喝都不能保证了。

这是一个两难的悖论。

风险其实无所谓，只是我想发问：为什么基层对于及时发现病人仍然这么不上心？效率为什么还是这么低下？

这个问题可能要留给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去解决，又或者永远不会有答案。

四、上海这次基层工作的几个突出问题：

1、党组织的模范先锋带头作用严重缺乏。

是的，我知道大家都在观察者看到了一个新闻：上海已有70多万党员向居委会报到，但是我想请问：上海的居民们，你们有谁在自己小区里看见党旗了么？甚至其他地方的朋友们，你们有谁在上海的新闻里看到党旗了么？

没有党旗的党员工作，就是针对党员这个群体的苦力抽调而已！！这种工作既不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吸引更多党员参加，又不能为党的工作做好宣传作用，更不能让居民在困难的时候及时找到组织求助，所有压力最后都在半拉子的居委会烂掉！！

有人说没培训过的人没啥用，我就想请问：哪怕征集三轮车让精壮党员去运货，上海问题都能缓解多少？！

2、过度依赖市场化

在疫情这种特殊时期，还寄希望于市场化调节能够起作用，对于居民而言，尤其是那些收入不高的居民而言，无异于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现在上海的购物渠道不是楼下的某家店，而是一个你可能除了疫情期间而外永远接触不到的供应商。如果楼下的超市坑了你，你未来还能用脚投票，甚至上门找事儿都不是不可能，但是流动渠道可不一样。

而现在的上海居民对于那些流动渠道奸商而言，就好比聊斋里的狐妖之于书生：在书生最需要的时期出现了，狠狠地爽了一把；在书生功成名就后，就会原地消失，书生不用负担任何责任。

这种理想顾客只会在这种特殊时期出现，而如果你是奸商，这时你最期待的是啥？是疫情最好永远别结束，封控永远进行下去，当收益和责任不用划等号的时候，不要用金钱去考验任何一个商人的良心。（马克思说过，当……300%……践踏……）

3、最重要的，从始至终的决策思路一直在变，从来没有真正下决心。

三月底的时候，口径是“上海绝对不能简单封他个几天，否则会影响全球”；

又过了几天，又变成了：在“清零”和“躺平”之间选择第三条道路是行不通的。

而之前疫情已经蔓延开了，前面的那个说法不恰恰就是想要寻找第三条路么？！

今天看了一篇文章说得好：

如今的上海就是内地的香港，其本质是一座服务于资本的城市。它曾经拥有的服务基层的能力随着第二产业的占比降低和外迁变成了历史，然后在金钱购买服务的逻辑下基层的服务能力变成了花钱外包的简单工作。

而当服务的最重要的利益变成资本利益的时候，人民利益势必会被抛在后面，至少不会再排在第一位了。

这次疫情很好地反馈出了上海，这座中国乃至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最脆弱的软肋，也证明了资本化社会在面临危机时，统一组织协调能力能弱到什么地步，即使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