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退超龄农民工，不能这么傲慢！_风闻

刘子 | 文 

近日，多地发布规范清退超龄农民工，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从事建筑施工作业。本意是保障施工安全，防范生产风险，却因一刀切的粗暴做法，引发诸多争议。但争议来争议去，最后解决问题的落脚点，大多又回到户籍改革和加快城镇化这两大老调上。

在笔者看来，许多评论者和政策发布者类似，都陷入了一种居高临下，或旁观者的傲慢。总结下来，有“三大傲慢”，即政策傲慢、城市傲慢和精英傲慢。

中国民工管控史

常规的中国历史解读法，主要是朝代更迭，王侯将相，英雄人物。很少有历史学家反过来，从农民的视角去解读。

农民视角解读，可以得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规律——历代大体在“初定，分田-人地合一，限制流动-兼并，破产-产生流民-积累，流民动乱-天下大乱-朝代更迭”的主线中反复。

不要小看这条主线，因为，这几千年的惯性，今天依然在发挥着作用。

回顾新中国历史，1950年公安系统内部颁发了《特种人口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开始了对重点人口的管理工作，顺便开启了户籍制度。

1954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但1955年，又随即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明确全国城乡户口登记和管理制度，从事实上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同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启动，并于1958年发展为集体公社运动。

历史惊人地相似，两者一结合，依然是从分地到“人地合一、限制流动”的路数。

像《陈焕生进城》，彼时，农民要进城办事，需要凭介绍信才能住店，且不能随意在城市走动，更不能到城市工作。好的一面则在于，土地集体所有制阻止了兼并-农民破产-流民的全球性历史规律。

但在人多地少、农村贫穷的国情下，“流民”自然不可避免。严管控时代，偷偷摸摸做生意、“投机倒把”分子、各种大串联可并不少见。

改革开放后，随着珠三角、长三角率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劳动力巨大缺口。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入城务工、经商，开启了农民工进城历史。1992年，国家在财政压力下宣布取消粮票制度，更直接激发了大范围民工潮。自此连续多年，年入城农民工数量都在2000万以上。

农民工大量进城，支撑了城市、工业发展，但一定程度上，也给城市带来环境、交通、治安管理等方面的挑战。同期，大量缺乏竞争力的国企在改革之下，致使大量员工下岗，两相结合，更加重了城市管理者、市民对农民工的心理抗性。针对“流民”的各种“严打”“查三证”等歧视性行为就从来没断过。

1994年，公安部户籍制度改革文件的草稿中，就提出按照职业和居住地来改革户籍制度，但在征求各部委和各地意见中遇到许多现实阻力，不了了之。1995年，国务院转发了《关于加强流动人口就业证和暂住证制度》，各地政府随即纷纷出台政策，通过数量、证件、管理、审批和工种等，限制农民工跨区域流动。

比如，北京就把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和工种限制在13个和206个，且基本都是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苦、累、脏、险工作，农民工要是从事“不属于他们的工作”，被抓到就要罚款。

许多城市还规定，警察随时可以检查“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如果拿不出来，就会被当作盲流，强制收容、遣返甚至拉到工矿干苦力。王宝强就曾回忆，他刚去北京时，就看到很多群众演员由于没有暂住证，被拉到房山、昌平挖沙子。

2003年，广州大学生孙志刚就由于长得像农民工，但一时忘带证件，遭到强制收容，并在收容所被殴打致死，引发全社会关注。同年，国务院颁布政策，提出取消农民工歧视政策和规定，并启动农民工维权和就业环境改善等工作。

2007年，国家又出台劳动法，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普通劳动者确立法律保障。但实际执行，往往差强人意。

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量企业为降低成本，采取了劳动派遣、临时工等方法，合法规避劳动法相关规定。这些常见的方法，也一直沿用至今，为大量建筑企业、用工企业规避了合同纠纷、事故善后等风险，降低了五险一金、基本保障等成本。

与企业想法并无二致，城市也“希望农民工融入工厂，但不希望他们融入城市”。他们通过户籍、医疗、学籍等制度，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福利系统外，即城市只要劳动力人口红利，但又不想承担“额外”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成本。直至第一代农民工年老体衰，负担、风险大于贡献，又一纸禁令将他们赶回原籍。

这样，真的好吗？

问题真的是户籍制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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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户籍制度作为相应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有其合理性，可以渐进改良，但要“革命”，并不现实。

“流民”管控，向来是历史大问题。今天，即便没有户籍制度，也一定会有别的制度。或者，向西方学习，在保障不饿死人、不发生暴乱的底线下，按照经济规律，该失地的失地，该破产的破产，该去贫民窟的去贫民窟。

而且当前的户籍制度，是与土地制度相配套的，实际上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降低城市发展成本，助推城市大发展。

成本总要有人承担。试想，若非上述户籍、医疗、教育等一揽子保护政策，城市用工成本和配套负担就将大为提升，就难有数十年的飞速发展。可以说，是几亿农民、亿万农民工的持续牺牲，奠定了中国城市、工业飞速发展的基础。

第二个作用，是配合土地制度，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权。

在城市缺乏保障、尊重，工作环境恶劣、买不起房又落不了户的情况下，中国的农民工，凭什么还心安理得地呆在城市？因为，他们有退路——退一步讲，万一城市生存不下去，回家有地种，有房住，有基本保障，这些谁也夺不走。

除了退路，还有希望。城市房价太高、消费太贵，要想“自由”，根本不可能，而农村“财务自由”的门槛就要低得多。在外辛苦一点没关系，被人瞧不起也没关系，没有社保也没关系，只要能赚钱攒下钱，回家盖栋小楼，买辆小车，有自己的院子、园子、几亩地，空气好、环境好，不负债，不求人，不用低声下气……这不比在城市蜗居更强？

即便城市普通市民，等你年纪大了，你就不想？所以城市，大可收起你的傲慢。乡村，也大可保有自己的一份自信。

制度好坏的论断，应建立在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制度的基础上。试想，如果一下取消户籍制度大谈形式上的“平等”，在14亿人的现实国情，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下，城市自己都内卷不已，根本无法提供更充足的住房、福利、配套服务和高质量就业。这些政策成本，也终究要摊到万千普通新老市民头上。

此时，真正得意的，是那些在政策或自由市场下，能够在城乡自由切换、游刃有余的精英群体（已经存在）。他们，在乡村有着大宅院、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稳定的社会地位，又在城市获得高收入、良好福利、社会身份，两端占好处、互相配合、不断扩张，恐怕才是与共同富裕渐行渐远，才是兼并与混乱的缘起。

因此，当下户籍制度依然有其存在合理性。我们要反对的，是在这种理应逐渐消解的阶段性政策上不断做加法，不断把身份、住房、福利、受教育权、社会保障、资源等通通往上挂靠。

相反，我们应该给它做减法，把与人口管理、基本行政管理无关的内容，逐渐与户籍制度剥离，该弥补的弥补，该公平的公平，该回归市场的回归市场。

三大傲慢

上述“只要收益，不要责任”“只要融入流水线，不要融入城市生活”“只要年轻力壮，不要年老体衰”的实质行为，以及各种歧视等，都深刻体现着“城市傲慢”。

第二种傲慢，来自“精英傲慢”。

当前中国精英阶层，普遍存在一种“经济决定论”，而且是如上“只要收益、不要责任”式的畸形经济观——比如地方主政官员只要政绩、不要责任，比如各种经济学家、知识精英唯城市化、“大国大城”式的论调。

不同于中国思想界，西方思想界从未停止对“经济决定论”的反思。

作为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曾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崛起、大萧条、世界市场崩盘等时代大转型，1947年，他就在一篇会议论文指出，“对经济决定论的教条式信念的各种表现形式，已经成为阻碍人类心灵进步的主要障碍……所有会思考的人都认识到人类今天的生存环境是不稳定的，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

泰国学者尤托也分析指出，“实际上，经济的思想早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存在，而经济学研究却只是工业化时代才得以形成的一门学科。狭隘的经济学思维事实上已经成为当前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

回到我国社会，聚集、规模化、“大国大城”式的经济办法，真的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吗？

我赞成经济聚集规律和作用，但我也认为，我们不能迷信、执迷。

一方面，正如美国知名文化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所指出的，“问题不是我们认为经济是不重要的，我们认为经济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些政治经济学家从事经济研究的方法是非常糟糕的”，许多经济学者，存在只看收益，不管社会成本和责任，只居高临下灌输道理，而不顾多数民众实际“获得感”的精英式傲慢。

譬如城市化，理论和实际当然不错。但是，城市不断聚集，科技不断发展，不断加剧的内卷，走低的居民“获得感”，消费主义后的债务陷阱，这些怎么破？优胜劣汰下，大量的“劣汰者”去向哪里？大多数人艰难活着的价值又在哪里？

这些，精英主义经济学家都不会告诉你。

另一方面，聚集、规模带来效益，也时常意味着风险。譬如这场疫情，消耗了多少社会积累？面对高科技不断累积的毁灭性风险，怎么办？还有，这7500万汇聚到城市的超龄农民工，他们又该如何疏散、安顿？

经济学不能只讲发展，不讲社会成本，只讲精英价值，不讲民众实际感受，也不应只讲城市化，不讲乡村振兴。

第三种傲慢，来自政策傲慢。

时针拨回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地上掀起乡镇企业热潮，一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巨大亮点。数据显示，从农村工业化起步一直到1988年，乡镇企业产出年均增长率都在30%以上，高于同期国营工业、也高于社会总产值增长十个点以上。

而且，乡镇企业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一度带动农民收入增长连续4年超过城市，农村消费额也一度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0%以上，有效拉动了内需增长。

若按此方向发展，尽管后面几十年发展可能会没那么快，但也许会更加均衡、更侧重内需而非外部刺激、中小企业也会更加健康、社会也会更加共同富裕。

遗憾的是，彼时关于乡镇企业挤占城市及国营工业原材料和市场的争论不断。结合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政府一方面对乡村甩包袱，不断减少对乡村党政组织、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公共投入，另一方面明确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这些，直接压制了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并促使资源不断向城市、央企国企集中，国民经济也从内需拉动转向出口、投资拉动。

1989年，随着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标志着三农失去政府在政策制定时的利益代表，三农话语权迅速衰退。

此后的发展，人们耳熟能详，城市走向房地产、招商引资、工业园和地方政府公司化。三农不但缺乏增长亮点，反而被视为包袱。

回顾第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发展、演变史，亦何尝不是政府站在城市工商业需求的角度，对农民工进行的放开-助推-限制-补偿和淘汰政策的演变史？

当然，我们要尊重历史，相应的制度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如何对待超龄农民工，不仅是“还债”、共同富裕、社会稳定的需求，也是社会治理和文明是否真正进步的重要象征。

当第一代农民工为中国城市、工业发展贡献完青春和人生，变得老去、“无用”，请少一些粗暴的一刀切，多一些市场的、人本的办法，请少一些政策傲慢，多一些对他们的体量、尊重和关怀。

另一种思考

第一代农民工的老去、“无用”也是事实，还得客观面对。事实上，这样无情的淘汰早就在发生，只不过最近才引起媒体关注。

｜图片来自格隆汇

如图，中国50、60后都有2亿多人，他们中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以十年为期粗略估算，即相当于平均每年退出起码3000万老龄劳动力。

民间真实的淘汰，比我们看到的政府禁令更早也更残酷。事实上，各种制造企业早已对55岁的老年群体下了禁令，比如我老家的父辈，早五年前开始，凡是55岁年纪以上的，就大多再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能进地方工业园高污染的电瓶厂、金属厂、化工厂之类（这种风险工作，政府怎么不禁超龄农民工），或者四处打点零工。

他们还有劳动能力和强烈的劳动意愿，可惜就此大量浪费，且失去社会保障。好在现今社会进步，农村基本保障也建立起来，农民再怎么着也饿不死，于是，许多人干脆自暴自弃，把“退休”时光交给麻将、扑克和六合彩。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也不要逢人就夸城市化的吸引力。调研中许多制造企业也反映，50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工，意味着他们的孩子正处于结婚生子阶段，很多人即便未到退休年龄，也往往选择辞工、回乡带孙辈，并提前开启退休生活。所以许多超龄农民工群体的“清退”，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的主动选择。

那么，庞大的超龄农民工问题，劳动力过剩，叠加严峻的经济现状，该如何破解？

除了现有框架里的继续完善户籍制度、社保制度之类，笔者有一些思路，可以抛砖引玉：

1、恢复、发展“老年精品农业”。

青壮年不愿种地，已经是客观事实。以后的地谁来种？中国的粮食安全、种子芯片安全如何保障？

跟谈乡村问题就大谈城市化、户籍这样的思维固化一样，谈农业安全、发展问题，也不能老谈规模化、集中化、加大国家投入这些老调。发扬我党优良传统，结合市场需求，调动群众积极性，依靠人民的力量，分散农业风险，才是正途。

近年来，城市对高品质、有机农产品的需求不断提升，但工业化、规模化生产的主流模式，可以保量，却不能实现高质量供给。

农村有大量会种地、也愿意重新种地的中老年人，多年来荒废土地也不少。可通过政府鼓励整合或开辟荒地，建立老年精品农业合作社，统一对接城市或单位需求等方式，实现老年人就业、农业消费升级、和粮食/种子安全保障等“一举多得”。

2、发展乡村工商业，恢复乡村综合经济生态。

几千年来，乡村的职业分工是模糊但有效的。乡村很少见只种地的“职业农民”，一个农民，除了种地，往往还兼职养蚕、木工、篾匠之类的手工业，闲时还可以做点小生意、打点零工，因此，尽管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也通常可以维护一个大家庭的小日子。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乡村经济，是农、工、商融合，互补而健康的。这个体系，直到改革开放后，被现代城市工商业主导的大分工打断——今天主流政策力推的“职业农民”、规模化生产，也是这个思路。

灵活、多渠道、多元化就业、挣钱，向来是民间智慧。现代职业大分工、以岗定位的方法，不过是工作方式之一种，而且城市中产内卷的现状也证明，一个人如果只有一种技能、只有一份死工资，往往并没有发展主动权，日子并不见得安稳。

职业化、固定化当然并没错，但它们本质还是规模化大生产、资本化、方便管理的需求，而不是劳动者的根本需求。劳动者，谁不希望更自由、更灵活就业、更多元收入？

所以发展乡村经济，一大根本也在于恢复多元的乡村经济生态。种地、打工、做点小生意之类，都不足以赚大钱，但三者加在一起呢？

一个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是著名的淘宝第一镇——徐州市睢宁县沙集镇。

2006年，当地三位青年农民在淘宝上注册、生产销售简约家具，在这个原本贫穷的地方点燃了电商产业的星星之火。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下，沙集网销家具呈现出裂变式增长态势。至2020年底，沙集镇域共在全网开店15891家，占沙集农户总数80.6%，家家户户有店铺已成为真实的写照。其中，开店最大的是78岁，开店最小的为16岁，平均年龄31岁，覆盖老中青三代。

做生意，并不是商人、企业家的专利。今天，许多沙集人仍是农民，因为他们还种着地，又从事着网上买卖，成为了网商，还从事产品的生产，是产业工人或企业家。农工商三重身份合一，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农工商者”。

3、恢复乡村教育。

假设资源有限，中国乡村振兴、乡村建设只能干一件事，那我一定要力荐教育。

我在许多文章中都反映过这个严峻事实，即乡村教育的抽离、城乡教育的严重失衡是导致乡村空心化、大衰败的核心原因。道理很简单，地方撤并乡村中小学，将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到乡镇、县城，釜底抽薪地诱导农民不得不进城。此时，乡村剩下来的孩子，基本都属于实在没有进城能力的家庭。如此，一方面是教育的极大不公平，另一方面则是留守乡村的全部是社会失败者，全无能力、信心、社会资源，靠他们这些社会最底层的“淘汰者”，乡村能振兴？

乡村医疗基础虽然不好，但农民身体一般更好一些，也没有城里人那么脆弱、“怕死”，还可以忍受。但看着自己的后代受不到好的教育、天生就被社会淘汰，哪怕回乡的超龄农民，也会坐立难安。

**乡村要振兴，归根结底还是人的振兴。**即便人民公社的穷困时代，乡村教育水平与城市差距也并不大，何以到了富裕的当下，退步成了天壤之别？

孰之过？

恢复乡村利益代表

乡村之所以被压制，很大程度上在于政策制定端、地方政府常委决策制中，缺乏懂乡村、爱乡村的利益代表。

很显然的事实：地方政府常委体系里，有谁是负责乡村工作的？涉农部门，在政府体系里是个什么地位？你跟地方主要领导谈招商引资、工业、科技，他们往往兴致满满，但要谈三农，为什么都没有时间？地方政协，大多是政企、知识分子、专业人士这样的社会精英，里面有几个三农人才？

尽管党中央、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并要求五级书记共管乡村，但一者，要执行起来，转变发展思维，还要漫长的时间；二者，书记负责全局，精力有限，不可能钻研乡村；三者，乡村工作复杂，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短期还看不到明显成效。

有人帮你说话才会有改变的机会。所以当前最急需也极为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在现有政策、决策体系中，恢复或提拔乡村利益代表！

管中窥豹，超龄农民工问题，不只是他们这一个群体的问题，也是城乡平衡发展、打破经济发展固化思维、政治与行政改革等系统问题。

“为何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从简单、人们熟知的户籍、社保、城市化之类的经济常识，到普及、思考诸如此类更多的生活常识、社会常识，就当是一个民间知识分子所能尽的绵薄之力罢。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专栏作者，撰稿人，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参考书籍/文章：

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潘家恩，《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

刘守英，《“沙集模式”——数字时代传统乡村的后发“秘籍”》；

观察者网，轩讲，《第一代中国民工面临“退场”，他们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