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抑郁症越来越多？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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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族

编辑｜桑明强

抑郁症是世界第四大疾病。迄今为止，人们对抑郁症的病因解析尚不明晰，但可以确定的是，原生家庭、社交圈以及社会环境，是诱发抑郁症的最常见因素。这类人群长期处于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的状态，这种状态通常也会波及到他们的生活，出现原因不明的身体不适。

在传统认知中，积极的人总能迎接胜利，消极的人会像林黛玉一样早逝。“你这是无病呻吟，多愁善感，闲出来的。”人们对抑郁的看法不一，有对抑郁群体的压迫和批评，也有用科普形式让这个群体靠近大众。但对抑郁有失偏颇的解读，也激起了网络媒体对这个群体的不良炒作。

不知从何时起，抑郁症突然成为某些人博得人际关注，自我安插的社交符号，在这种情况下，抑郁症被娱乐化成一种病态的“营销”，但对于真正的抑郁群体来说，这个标签是他们想尽力挣扎摆脱的，抑郁症不是他们身上的标签，也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抑郁是脸上的肿瘤

晚课结束，同桌发现去上厕所的蒲三相还没回来。

同桌把他的书包收好，等着他回来，准备一起去吃夜宵。此时的他，在10公里外的郊区，一个人坐在湖边。手机的震动没有停止过，陆续闪烁的消息中，大多数是只有一面之缘的同校学生。他给和自己一起上课的朋友发了一条消息，“我已经油尽灯枯了。”

第二天早上8点，蒲三相回到宿舍，他的母亲已经从家乡连夜赶来，坐在了他的椅子上。室友们看到他回来后，陆续出门，吃早饭，没有和他进行眼神接触。在上课前，他们又回来，给蒲三相的桌上放了两碗热干面、两杯豆浆。

这样的状况，在蒲三相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

学习、打游戏，是青年时期蒲三相生活的两点一线。他的学习很好，父母为他创造了不错的生活条件，他也从来不过问父母的工作，父母给多少零用钱，他就花多少。父母不担心他的学习，所以也不干涉他的其它爱好。在校园里，学习成绩在蒲三相的生活中占据了绝对重要的位置，和自己成绩同样优秀的人做朋友，成了他的择友规则。

高二时，父亲突然失业。过去，父亲对蒲三相的教育风格向来是自由、放任的，但在2年的失业期中，父亲变得暴戾，甚至因为一些小事，动手打蒲三相的母亲。骤变的家庭关系，蒲三相认为是父亲失业导致的。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去外面打了份工，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只能做一些体力活。无论是兼职还是小时工，只要能赚到钱，她都会去做。那段时间里，母亲一个月打工挣来的1、2千块，是父亲失业后全家唯一的收入。

看着劳累的母亲，蒲三相将这种难捱的生活归咎于父亲身上，让他没想到的是，父亲还未重新找到工作，就锒铛入狱。原来，曾经优渥的生活，是父亲在灰色地带中摸爬滚打带给他的。这让曾经潇洒的父亲形象，在蒲三相的心中一落千丈，身边亲戚对父亲的指责、唏嘘，对蒲三相施舍式的关爱，让他感觉如鲠在喉。

考上大学后，他在物理上远离了这些是非，他以为，大学就是“重开”自己人生的希望。

大学里的多彩活动打开了蒲三相新世界大门，他参加、旁观了许多社团，也结识了不少朋友，但不是各种小团体的中心。班级同学聚餐时，蒲三相对生活、他人的关注度过少，导致口中经常讲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语，最终的结果，不是被他人忽视，就是被对方斥责。

蒲三相试图说服自己，人际关系不能带给他任何好处。后来，他经常在课堂上独自占据着某一区域，和考上大学前一样，蒲三相保持了专业排名的前3%，生活上，他能省则省。每年班级上会对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进行助学金的评选，蒲三相自然名列其中，在一系列评估文件下发后，同学们将他选为当年的一等助学金获得者：6000元。但蒲三相却拒绝了，班长找到他，问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个资格，蒲三相回答，“我就是不需要。” 

被人群排挤在外的蒲三相，认为自己在人际关系上的最大问题，是对现实生活认知的缺乏。 

但他更加害怕，在自己融入集体后，他不光彩的过去就会浮出水面。这种矛盾，让蒲三相变得更加极端，非黑即白的认知标准，让他身边的人都和他保持距离。这种疏远，让蒲三相找不到生活意义感。同学请他喝酒吃饭，他觉得无趣，在他看来，与其追逐现实的不完美，还不如追求精神上的富足，除了吃喝拉撒睡，蒲三相把其它时间都放在哲学思考上，比如“什么是完美？”

 “那时候，有人看出我的状态不对，就来关心我，但我只会说，我没事，你想多了。”这种不吃饭、夜不能寐、拒绝交流的状态，引起了蒲三相辅导员的注意，辅导员约他进行心理辅导，也私下与他身边的同学谈话，这非但没有解决蒲三相的心理问题，反而让他觉得，身边人看他的目光变得更加诡异。

每周坐2、3个小时的公共交通，辅导员陪着蒲三相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的诊断是抑郁症，在做诊断测试题的时候，蒲三相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生活的细节，向着抑郁特征靠拢，所以在医生给出诊断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结果。

“我觉得我和正常人不一样，但我不想让别人因为我有心理问题来关注我。这就好像是我的脸上长了一块肿瘤，而别人一直盯着它看。” 

我问蒲三相，最绝望的时候，是什么拽回了你的理智？

他说，我的母亲。为了让我上学，她那么辛苦地工作；在我父亲那里受气，对我却一直很关心、很温柔。如果我做了不理智的事情，那就辜负了她，我不忍心。 

从大二时绝望的边缘拉回来后，蒲三相想要继续坚持辅导员给他安排的心理治疗，但因经济条件并不允许，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自我开导，但偶尔还是会陷入死循环。对面寝室的同学知道了这件事，便经常拉着他出去喝酒，引导他畅所欲言。有时候，蒲三相在聊天中提到喜欢的小物件，隔几天就会出现在他的桌上。

我不想成为“祥林嫂”

两杯酒下肚，李双晴就觉得天旋地转。

第二天醒来，从朋友的话语里得知，昨晚她醉倒在地上，最后被朋友们扶了回来。李双晴很清楚她的酒量，昨晚并不是喝醉，而是心情过于崩溃直接晕倒。她对自己这样的状态产生了恐惧，便跑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为她准备了一份自测题，上面的内容对于李双晴来说都太极端，她并没有出现那些问卷上的抑郁行为，但她还是主动和医生讲述了自己对生活提不起兴致的现状。

在了解她的情况后，医生也无法给出合适的解决方案，便开导她要好好生活，顺便和她一起骂了她的前男友。 

“我觉得诊断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

李双晴刚刚结束了一段两年的感情，20岁的她，平静地接受了分手。她叫上一群朋友，出门旅游散心。旅途十分愉快，似乎已经洗脱了她分手后的悲伤。回到日常生活后，她的状态却急转直下，和同学在食堂吃饭，大家聊得热火朝天时，李双晴也能成为其中一员，但当激情的聊天结束后，她就会立即进入到极度安静的状态。 

“一开始，我会和他们讲我的心情多么糟糕，但我怕这种情绪传染给他们，让他们有压力。所以，后来，我逼迫自己来消化，我想逃离‘祥林嫂’的那种状态，然后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

李双晴并没有让情绪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她重复着上课、吃饭、睡觉。只是这些生活习惯悄悄变了味——带给她的不再是充实感，而是得过且过的压抑性。为了摆脱失恋后的孤独感，她逼迫自己回忆恋爱往事，在网上找情节丰富的恋爱电影和自己进行比对，妄图在痛苦中刺激自己走出过去，与朋友形影不离时，她一切正常，一旦回到独处的时间，她就会变得极度消极，没有动力。

 朋友的陪伴一定程度上疗愈了她，但朋友不够理解她，让李双晴不断收回她的倾诉欲。

 “我总会不自觉地将话题引到我分手的事情上，这让他们觉得，我想挽回这段感情。但我低落的原因，是无法处理分手后情绪上的变化，并不是回到悲伤的源头，我自己清楚，回到感情中不是解决我情绪的办法。”有时候，在无意中，朋友给李双晴制造了一个更加痛苦的道德问题，“我是你的朋友，我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不向我求助，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李双晴发了许多关于自己情绪的文字，这是她压抑后，宣泄的唯一途径。她意识到，过往带来的痛苦是无法避免的，而独自对抗抑郁情绪，往往会产生更多的二次伤害——自己在社交圈中，也慢慢被边缘化。

抑郁的来源是什么？她问自己。

是走不出的思维迷宫、舍不得摒弃的无力感，是眼睁睁看着自己一去不复的时间枯萎消亡。我需要正常的生活，而大脑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掩盖情绪。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加上合适的导火索，当时未能排解的情绪就会奔涌而出，甚至到达不可控制的地步。

与大黑狗角力

抑郁就是一种病，葛亦台说。

葛亦台的外公年轻时是历史老师，带着她长大，小时候经常给她讲一些历史故事。外公性格有些固执，这份固执被继承到了她的母亲身上，同样也给了葛亦台。

两年前，外公确诊肺癌，家里人带着外公几乎跑遍全国的三甲医院，但没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半年后，外公不幸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葛亦台的母亲拒绝让她去见外公的最后一面。目睹了外公在这半年来承受的病痛、以及治疗带来的疼痛，葛亦台没有任何办法和外公分担，共情能力极强的她，在最后时刻，被母亲拽断了最后一根理智的弦。

那段时间，葛亦台正在忙着毕业和申请研究生院校，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她的双手指尖经常出现无端的刺痛，因泪水模糊的视野里，出现了一只“大黑狗”。“这只大黑狗站在我的旁边，拽着我的裤脚，想把我拉近深渊。”每当具象化的抑郁出现时，葛亦台就会产生极端的焦虑情绪，一边哭、一边摔东西，她出现了记忆力减退、睡眠障碍的症状，她发现自己难以专注在日常生活的事情上。 

本身就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的她，意识到心理亚健康状态的第一时间，就去到专业机构寻求帮助。医生为她开的处方，有心理疏导，也有药物治疗。“我觉得药物对我来说非常关键。有些抑郁症患者，他的大脑结构、血液中的神经递质与正常人是不同的。到了这个地步，单靠心理疏导是没用的。”

葛亦台遵照医嘱服用了一段时间的抗抑郁药物，在药物生效后，她会主动和身边的人聊自己的状态和烦恼，也尝试着与自己对话，寻求心理上的和解。但这些积极行为的前提，必须是在她用药之后。 

医生让她停药观察的时候，她犹豫了。停药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她又自己去买一直服用的药物。抑郁症每次发作，她都下意识先去找药吃。“服用药物后，我的情绪平静下来了，但平静过后是自责、愧疚，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在克服抑郁的过程中产生的自责和挫败，同样影响到她的生活，一种极端的自卑在她的心里蔓延开来。

“我会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然后拼命地否定自己。”

葛亦台的父母见过她抑郁症发作的样子，也陪过她一起去心理诊所，葛亦台没有打算把抑郁的事情瞒着父母，她说，“反正我父母不会认识到，我的抑郁中，有一部分是他们的原因。”

葛亦台的父母是公务员，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对子女的要求也非常高。葛亦台偶尔犯下一个小错误，换来的便是母亲的自怨自艾，“我的教育太失败了，我这辈子怎么这么惨，培养出这么一个女儿。”母亲的本意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刺激女儿变得更好，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每一句叹息，都成了葛亦台心中的钉子。 

“我会觉得，这真的是我的错，我没能成为他们的骄傲。”父母对她的责备，葛亦台会放大10倍再来鞭笞自己。今年24岁的她，在父母面前，仍旧没有一个属于成年人的话语权。 

在与抑郁的大黑狗角力的过程中，抗抑郁药物、朋友、自我反思是对抗的力量，而父母对她来说，是旁观者，有时还会对她倒打一耙。

不属于自己的时间

聊到自己抑郁的那段时间，蒲、李、葛三人的语气轻快、坚定，仿佛那些记忆并不属于他们自己。

蒲三相独自来到重庆，开始了新的生活，他的抑郁症便逐渐好转。毕业后，蒲三相从事了物流方面的工作，经济开始独立。他给自己购买了一套制作音乐的设备，在发现自己心理出现问题的那段时间，一整天下来，他能听一百多首歌，偶然在一首纯音乐的评论区里，看到一个抑郁症患者在音乐制作中获取疗愈的故事，蒲三相也决定效仿他试一试。 

他说，自己制作的音乐里，最想体现的主题是“陪伴”，就像当年他的母亲和他对面寝室的同学一样。再后来，他也交到了新朋友，朋友外向，生活丰富，带他见识了不少新鲜事物。在他好转的这段时间，他仍旧被动地接受生活中到来的现实，有进步的是，至少在意愿上，他变得主动了。 

因为在申请艺术相关的专业，李双晴孤身一人去了上海。她不习惯朋友不在身边的日子，但疫情到来，让她不得不接受独处的现实。在那段日子里，她秉持不打扰别人生活的原则，跳出自己的思维闭环，以经验主义的角度，理性地交流、分析了自己痛苦的核心，剥离了经历的表象。这个过程中，她获得自洽。因为疫情的变动，也让她意识到珍惜现有的，比回顾过去有意义。

葛亦台说，她会尝试一些能促进多巴胺分泌的事情。改变她能控制的物质，是疗愈自己最直接的方式。对父母，她还是想在自己状态变好的情况下，再尝试与父母沟通，但她对父母可能有的反应，抱有消极态度。学会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承认自己普通的同时，不丧失继续生活的动力，是她仍在努力调整，希望达到的心态。

那段抑郁的日子，对他们的人格塑造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回想起来，他们痛苦、无助、被心中的假想敌挟持；一些当时的纠结，当下的他们自己也无法理解。在走出抑郁的过程中，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更多关于自爱、关于生命的思考。他们需要的，是尊重、正视对待，而不是嘲讽、过度关心等异样的眼光。 

在蒲、李的眼中，抑郁是一段记忆，是当时的精神状态；在葛亦台的眼中，抑郁是需要治愈的病症。将自己定义为“患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视心理亚健康的状态，也是一种积极的自救行为。

（本文蒲三相、李双晴、葛亦台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