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好故事的能量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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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蝈 | 文  

好故事的能量

《人世间》的导演是李路，他上一部大火的电视剧是《人民的名义》。

这部剧看得我几乎每一集都要哭，想下笔写写，却又千言万语不知怎么说。文学界有一种职业叫“评论家”，能评论得头头是道的故事，往往不是一流的。对真正的好故事，人们是不会说很多话的，只会看一遍再看一遍，或者就着其中某些桥段看好几遍。

原著小说《人世间》曾获得2018年茅盾文学奖，作家梁晓声以自己的东北家庭记忆写出了115万字。故事从1969年开始讲起，生活在东北吉春“光字片”的周家五口人面临离别，父亲是八级技术工要前往重庆支援“大三线”，大儿子周秉义要去兵团报到，二女儿周蓉为爱远走贵州，留下小儿子周秉昆和母亲在家留守。

一家五口分散天南海北，也就过年有时回到光字片团聚，一家人各自跌宕的悲喜都在时代的大开大合中展开。

作为一个没怎么离开过江南地区的80后，东北是遥远的，年代是遥远的，在东北五十年的全景描绘下，既有全面恢弘的大厂改革，也有底层普通人的生活日常。这些普通人，近在眼前，他们有时代的弄潮儿，更多的是被时代伤害了的小人物。我买来了原著却不敢打开——因为据说小说更加压抑沉重，电视剧已经把故事的调性色彩调得温暖明亮了许多。

好故事来自于哪里？

一个好故事，核心在于有魅力的人物。尤其是要搬上影视剧，角色的魅力更加重要。张爱玲、鲁迅的小说为什么很难演？**因为他们笔下的人物往往是被时代、社会压榨掉了仅存的生命力，只能在充满蛛网的命运角落里暗自叹息。**这样的人物是很难上舞台的，只能在文字中细细体会。

在当下流量加持、爽剧甜宠盛行的一众影视剧中，题材追求热点话题感十足，场景道具日臻精美，情节也更密集紧凑，但人物却越来越干瘪，性格的发展毫无逻辑可循。这样的影视剧离“好故事”太远了。

编剧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人物的弧光”——每一个故事都在展现人物一段成长历程，他从懦弱变得勇敢，从自私变得无私，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成长的变化就是人物的弧光。

《人世间》的人物塑造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一次，没有一个人是脸谱化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反派。尤其是周家三兄妹，分别代表了上、中、下三个阶层的人物形象。

其中对主角周秉昆的命运讲述最为丰满，这个人物也传递了故事本身的价值观——温暖的平凡。

周秉昆是家中最普通的留守者，没有哥哥姐姐北大的光环，心里有点小自卑，总想证明点什么给父母看看。他胆子不大，却对爱情勇敢执着；他为人热心仗义，把朋友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他历经苦难是个“倒霉蛋”，每当生活好不容易有点起色，又马上迎来了下一重危机。

在故事的结尾，他也没有像流行爽剧那样，迎来自己的成功逆袭。但这才是最接近生活的真相和底色，没有逆风翻盘，没有世俗的成功。每个人都是默默地和自己的日子相守。他靠着爱、真诚、良知和本色，一次次在粗暴的危机面前贴身肉搏。他代表了底层的小人物，伤痕累累，甚至一无所有，却活得坦坦荡荡！这个人物是我最喜欢的。

剧中的哥哥周秉义、姐姐周蓉也都充满魅力。很多人不喜欢周蓉，尤其是80后90后，说她很自私。但梁晓声却说，周蓉是他这部作品中最喜欢的人物了。作者和观众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偏差？

在我看来，周蓉是那个时代的“另类先锋”。她50年代出生，那个年代的人大多像郑娟一样忍辱负重，文化程度比较低，习惯自我牺牲的。但周蓉却是一个自我意识相当强烈的人，她敢爱敢恨，十九岁为了爱情从东北远走西南，对自己所爱的，义无反顾。她不懂人情世故，没帮她分到房子，就能把礼物要回来。这种“任性”“自我”，在那个时代具有超越的魅力。

但在今日80后90后独生子女身上却不少见了，对时代的超越消失了，“个性”成为了“共性”， “自我”也被理解成了“自私”。所以，在年轻观众那里，忍辱负重的郑娟，收获大家一片喜爱；活出自我的周蓉却成了被骂最惨的那一个。

大时代，小人物，大东北，小家庭。且不说上述主演，里面每个配角也十分鲜活。真是应了那句行话：“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好故事的稀缺性

好故事是稀缺的，它会给人一种向善的能量。曾经，我们的好故事非常多。就像《我爱我家》《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父母爱情》都是其中的经典。它们多是平民的视角，讲述老百姓自己的生活，嬉笑怒骂、喜怒哀乐，引起我们极大的共鸣。

但现在的故事呢？人均中产、身居大平层、出入豪车、全身名牌、霸总豪门，却掩盖不了时代精神的疲弱。用编剧毛尖的话说：“影视剧就是全中国最封建的地方，按地位，财产分配颜值，按颜值分配道德和未来。”

她还说，“大钱胜小钱，有钱胜没钱，正出压庶出，正室压侧室。耍弄心机做坏事的，往往都是那些从底层爬上来的角色。”国产剧已经在消灭“穷人”、消灭“普通人”，偶尔来几个“穷人”也是来坏富人们事儿的。 

反之，能产生共情的好故事，拥有一种普世的情感。《人世间》从人人都想脱离的“光字片”开始，从最传统的“家文化”扩大到了熟人社会的法则。这份共情源于两点——一是关于国人对“住”的痛点，二是来自于熟人社会的温情。

好故事的爱与痛

国人的居住痛点

《人世间》里对“住”的问题，有着来自不同阶层的描绘。省级干部大院里，是省长敞亮的洋楼别墅，知识分子蜗居在“筒子楼”里，为了分得两室一厅要打点送礼；最难的是“光字片”里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他们一直在为居住发愁，一张炕睡全家人，每个人都想逃离“光字片”。

虽然周家在炕上的絮絮叨叨，温馨琐碎感人，但更多的是像国庆家那样，为了住房不停争吵的。

可“住”何止是当年东北“光字片”的困境？十几年前上海火爆的《蜗居》到最近上演的《心居》，都在讲述人们在上海努力生存、奋斗买房的故事。时至今日，《心居》已经没有了《蜗居》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也没有《人世间》对苦难的尊重、温情，只有市井里弄、中产阶级们的计较猜疑，人物悬浮、时代精神已经开始坠落苍白。

“住”的痛点，何止是在剧中，正是长期以来人们居住条件的恶劣，才导致我们变成今日最爱买房子的民族。在很多人的早年，身体和生命并没有被很好地照顾、尊重过。

二十年前，苏州的古城区也有大片棚户区，厨房卫生间都是自己搭建的“违章建筑”。在当年为保存苏州古城的特有风貌，数十万居民一直生活在老城区内，日常生活还离不开“三桶一炉”（马桶、浴桶、吊桶和煤炉）。每天清晨，居民们在路旁“声形俱备”地洗刷着上万只马桶，成为当时古城内一条苦涩的“风景线”。在当时能让老百姓扔掉“马桶”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啊。苏州从1985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在消灭“马桶”一直到2010年左右，总共消灭马桶十万余只。这样的情形，上海也是一样的。上海的住房问题要比苏州更加严重。

因为住房难，那个年代里人们的生活方式是比较压抑扭曲的，有些人一到晚上会少喝水，因为怕晚上上厕所太麻烦；有些学生宁可跑到马路边路灯下写作业，因为家里的楼板薄，总是传来邻居打麻将的声音。在逼仄的空间下，人们习惯性地压缩自己的需求。文明，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生活，这是在温饱富裕以后，人们才会去思考、去追求拥有的，就像抽水马桶并非与生俱来。

熟人社会的温情

住的问题固然压榨了我们的生存空间，“熟人社会”却得以构建，展示出它的温情。剧中的“光字片”依托熟人社会的法则，从独立的小家延伸到“邻居”“发小”“朋友”这样的小圈子社会，只是“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化的洪流下逐渐瓦解了。

八九十年代江南地区也有不少类似的棚户区。寒山寺边曾经有一大片低矮平房，我有个同学就曾经住在那里，打个羽毛球都会飞到寺庙里。随后大叫一声，寺庙里的小和尚就会把羽毛球扔出来。平头百姓、佛门僧侣一墙之隔，释俗混居，和睦相处，想想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不仅寒山寺，苏州除了几大名园外，很多不知名的小园林都住着十几户甚至几十户人家。电线密密麻麻、太湖石假山上晒被子、亭台里堆杂物，谁家大人有事外出了，孩子就自然上邻居家蹭饭。

“熟人社会”还有一种代表，就是“以厂为家”的文化。那时的一座座国企大厂配备有自己的托儿所、学校、书店、电影院乃至医院。一座大厂就是一个小社会，一座小城市。人们的流动性比较低，集体的归属感很强烈。和今天上班就是工号、工牌的企业文化完全不同。

一边是住房的紧张，一边是熟人社会的温情，在物质稀缺、居住恶劣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联系也更加紧密，更注重帮衬扶持。

“熟人社会”作为80后的我多少有一点经历。它有不好的方面，比如不够自由、缺乏机会，扼制人们的创造力。但它也有好的方面——温情与归属感，人与人之间的情谊、理解和守望相助。在天灾人祸面前个人、小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其实是很低的。有一个强大的熟人社会，能够更加高效、团结地抵御风险。

文学从“无用”到“大用”

近些年《人世间》《大江大河》《山海情》这些电视剧都收获了很好的收视率和口碑。这些电视剧都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我们一直对现实主义题材十分重视。这些剧都很热，但原著好像又没那么畅销。

我曾经和“读客文化”的创始人华总聊天，我有个问题——“经典文学有没有回归到我们的生活中？”

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莫言的《生死疲劳》一个月的印刷量达到48万册，雄踞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前列。但华总认为《生死疲劳》的成功，是源于销售网络的成功，并不代表阅读风向的转变。

此后我也和一些出版人聊过，大家的共识是文学类图书还是比较难卖的。经典文学作品还拥有固定的粉丝群，通俗文学只能等待影视化的改编。

文学书籍难卖不奇怪，因为文学是一项最“无用”的专业了。它没有实际的功能，只是在创造一个个幻想的帝国、精神的花园。它甚至谈不上是一项“专业”。但时至今日，在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阶层认知形成撕裂的当下，文学或许是“让我们成为我们”的良方。

就像俄乌战争、新冠疫情等等天灾人祸前，多的是矛盾争论、站队拉架甚至冷嘲热讽。媒体流量在加重撕扯、消费灾害，好的文学则尊重差距、敬畏苦难。

《人类简史》里写道：“人类几乎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种种虚构的故事和概念围绕，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行事。无论是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

就像《人世间》传递着时代的共情，江南人一样能尊重理解东北生活。是好的故事，好的文学，唤醒我们心底的良知情愫，打破偏见，弥合撕裂，消除人与人的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