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中国宗族文化的态度与改革_风闻

关于对中国宗族文化的态度与改革，千万不要犯脱离实际、挪用不适合的理论、割裂策略的目标与策略的落地奏效，等错误。

（其实以前看《骁话》里小王提过一嘴社会基层管理与改革方面的内容，那时候就想写了，但想想算了。趁现在上海呈现的问题，和风闻有人讨论宗族问题，我也简单“班门弄斧”吧）

1、脱离实际方面。

中国现在的宗族和乡贤，早不是封建时代和半封建社会（比如民国）的那种宗族和乡贤了。新中国通过土改，让他们都不再具备掌握土地资料的生产资料，进而不再能够有效侵蚀地方基层与乡村的政治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权力了；同时，新中国经过对基层管理的高渗透和重构，让他们也不再具备对基层和乡村的政治与行政管理权力了（都在以党的村支书为中心的村委会手里）。所以，要斗争的话，首先不要搞错对象，也不要无准确的”的“就去”放矢“。

2、挪用不适合的理论方面。

现在社会普遍推崇的社会管理学，是以西方为发源和主导的城市化的社会管理学。这个西式的城市化社会管理学，起源于西方文化复兴和宗教革命为始点，至发端于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而初具雏形，中间伴随着局限于前期的西方城邦制度的成熟和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围绕城市的管理制度的发展，如此建立并最终成型的。所以，这个管理学最初的革命/改革对象是西方政治封建和宗教封建的“双重封建”式的管理制度与模式，全程又是围绕以城邦/城市的管理为中心去作为主体内容的。

可这西方这种情况，与中国只有政治封建而无宗教封建的情况，并且哪怕政治封建上依然是皇权不下乡，但却早已在全中国、对全体中国人形成了两千年的高度统一和高度下沉的中华政治文明的情况，以及中国一直偏向以农村为中心而不是城市为中心的情况（现在有所改变，但农村依然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很不同的。

这种不同，就是为何中国能够在发生国难与危机时，农民往往齐心出大力（包括抵抗外敌和农民起义），而西方却难以动员乃至触动到农民农村（除了靠地主带上少许民兵去参与上层军政事务），更从没有产生过真正的农民起义的原因。这种不同，也意味着西式城市化的社会管理学，恐怕也是不那么适合照抄式地搬用到中国的。至少在中国农村基层，没有宗教只有宗族，你铲除了宗族后拿什么来填补宗族在乡村文化、乡村精神、生活及情感的互助/团结/协调/带头/组织/交流等的相关功效？要引入宗教，还是你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在乡村建设起城市般的基层管理（在乡村建立起城市般的基层管理，除了需要庞大的资源，也是需要诸如基建、物资及服务的廉价获得性供给等条件的）？并且，在现在的西方农村，其基层管理上也并不足够完善，也是通过宗教进行辅助管理的，中国也要引入宗教这么干吗？

其实，以宗族为代表的乡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传统和中华文明的根！你可以对其改良，比如进行去政治权力化和去行政化，但千万不可一灭了之——当心动摇中华文明的根。连马克思思想都要进行中国化，岂能在社会管理特别是乡村基层的管理与生活的建设层面，去简单挪用西式城市化的社会管理学！

3、割裂策略的目标与策略的落地奏效，这个方面。

制度的先进与落后，或者良与坏，不是只以其设计的思想和架构等制度本身的元素去体现与决定的，而是偏向于由制度所发挥出来的作用与功效是否优良而体现和决定的。搞错了这一点，就会犯再“先进”的制度也无法真正落地，无法发挥真正的功效，乃至强推就会对制度的设计者、施行者引火烧身的错误和恶果。中国历史里，写满了相关的经验与教训，比如屡屡失败的改革，特别是涉及基层就大概率改革失败，乃至秦朝的快速毁灭（秦国奉行了六世的制度，真就无法强迫又短期就奏效地运用于与秦国的国情有很大的不同的其他六国，这是秦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制度的改革与施行的过程中，除了要铲除旧的组织与制度，也要及时并且有效地填补其空缺。后一步一旦跟不上，那后果往往比没做前一步更恶劣。同时，铲除不难，但建立和填补一个新的有效的就可难了。北方某些乡村宗族等文化式微，却没建立起基层管理和生活辅助等综合作用高效的制度与组织，就是造成这些乡村被外来宗教渗透的根本原因。同样的，这次的上海疫情的管控表现，也呈现出了在最基层的层面的管理建设还不够，特别是不够下沉和周全化。

想要进行某些改革是可以的，但要搭配在对象的相关架构和基础的改变进程中进行推进，比如从乡村变成城市化，并且不能忽视打破之后进行及时并且有效的填补，也不能不具备建立新的填补的能力之前就急切地先行打破旧的，更不能只是简单挪用和照抄别人。

         总之，对深深涉及农村基层生活领域的制度式改革，需要脚踏实地、综合考量、贴实设计、谨慎逐步。这一点，其实国家高层也知道，“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央一号文件”就是其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