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新闻学院最爱沈从文的教授走了_风闻

秦志希教授（1948.10~2022.4）

谨以此文缅怀我的导师秦志希教授。谢谢您，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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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志希，湖北鄂州人，1948年10月生。按照传统的说法，他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读完，文化“革命”了，没得大学上，辗辗转转，1970年应征入伍。

很多年后，他如此回忆：“我在部队被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诚友谊、被那种积极进取竞争的意志、被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和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所震撼、所感动。它成为我后来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因为历经沧桑，后来有机会读书，秦志希就十分珍惜，1972年，他进入武大中文系深造。

彼时，“文革”尚未结束，知识无用论弥漫，但秦志希拼命地读书，“还记得在武大的工农楼复习功课，时值夏天。武汉的夏天是很难受的，温度很高，蚊子也很多，当时没有空调，连电扇也是稀罕物。我们几个人将电灯拉到楼房的平台上，常常看到夜里12点钟。当时并不觉得难受，只是觉得很惬意。当时也并没有很多其他的想法，没有想过将来要做出什么成绩。那是一种很自在的心态。”

秦志希并不是死读书，他还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在校期间担任了武大学生广播台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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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大中文系毕业后，秦志希留校任教，并在职取得硕士学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颇有心得。

他身上文人气息浓厚，有老庄思想印痕。他对学生说，做人有两种意味：一种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情怀，视界广远，抱负宏大，神情高迈。另一种则是身处低位，持低调状态。面对周围群峰高耸，你去体验它们相对于自己的优势。因处低位，因而就能形成一种“蓄势”，处于一种积累的状态，这就能有效地吸收各家之长，容纳百川，来滋养自己、增长自己。

他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自称才资平平，平时不过分张扬。

盖因如此，他最钟情沈从文，“我觉得沈从文是个很有特色的作家，我欣赏他那良好的审美感觉。他笔下湘西世界的生活画卷，灵动而秀美，奇特又冲淡，有的还略带悲剧意味，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武大中文系源远流长，名家辈出，秦志希如若按部就班地做学问，大抵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学专家。

但命运女神向他挥起了另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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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8岁的刘道玉怀着一颗忐忑之心接任武大校长。

新中国成立前一度是全国重点名校的武大，当时已下滑到全国重点大学末流水平。上任伊始，刘道玉立下“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言。

在1951年的院系调整后，武大只剩下文、史、哲、经、外、图和数、理、化、生等10个系。刘道玉在调研和思考的基础上，陆续对武大的专业进行合并、新建和重建，先后恢复了法律系，新建了新闻学系等，一个新型的多学科的综合大学逐渐形成。

1983年7月15日，刘道玉把时任武大中文系讲师的吴高福找到办公室，托他筹办新闻系。

当时就给了吴高福两间房子，其余自己想办法。于是，吴高福四处去邀约仁人，亲自上门恳谈，很快就组成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九人队伍，又借了一辆板车，同几位同事一起到学校家具组拉了一些旧桌子、椅子，就这样把武大新闻系的牌子挂出来了。

那九个人都非科班出身，均是从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转过来的骨干，其中就有秦志希。他起初不太愿意，对文学研究有了感情。他在中文系的老师也表示惋惜，觉得人才难得。

但在火热的八零年代，理想主义高涨，个人自觉服从组织需要。

从武大中文系一同转入新闻系的老师还有吴肇荣（现代文学、后来担任武大新闻系第一届系主任）、张金海（古代文学、后来开创珞珈广告学派，国内广告理论研究的一流领军人物）、李敬一（古代文学、武大“四大名嘴”之一，曾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后成为新闻传播史研究专家）。

秦志希的研究志趣则在于文化学与新闻学的结合。这与武大新闻系的独特处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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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武大新闻系正式招生。第一届领导班子里只有一人学过新闻且在媒体工作过，他就是后来长久担任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罗以澄。

这还是新闻系党支部书记吴高福努力活动的结果，他通过湖北省委宣传部给罗原单位（湖北潜江县广播站）做工作，将他调入武大。后来类似操作，他又把在湖北咸宁日报工作的胡武、在湖北日报工作的苏承雪等人调入武大。

不过，吴高福的大手笔是带着刘道玉校长的亲笔信，三顾茅庐，奔赴西安，把著名报人、新闻学者何微请来武大。

八十年代，在中国新闻学界，有“北甘、南王、西北何”的称谓，都是泰斗级人物。

“北甘”，人大新闻系的甘惜分；“南王”，复旦新闻系的王中；“西北何”，何微，西北政法大学新闻系创始人。

这三人都是老革命，长期活跃在政治宣传战线，解放前或是新华社地方分社负责人、或是地方党报总编辑，解放后又都进入高校任教。

中国新闻教育起始于1920年代，以教会学校为代表，北有燕京大学，南有圣约翰大学，教材及教师都与西方渊源颇深。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北大新闻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则并入复旦新闻系。

1955年，又红又专的人大成立新闻系，并合并了北大新闻系。至此，新中国新闻教育就形成人大与复旦并立的局面。

甘惜分认为报纸与政治密不可分，政治第一；王中针锋相对，提出“报纸两重性”“读者需要论”“社会需要论”。

王中的新闻理论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他认为报纸具有商品属性，这招致了劈天盖地般批判，尤以甘惜分为甚。

王甘二人遂结怨，这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桩“公案”。

王中被打倒，不过甘惜分也没能躲避暴风骤雨。等到1980年代后，两人都回到教岗，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交锋。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何微来到武大新闻系，振臂高呼。较于理念之争，他更重视“办好新闻教育”与“培养出合格新闻人才”，教师要参与实践，学生要有远见卓识。

这间接促成了武大新闻系的别样风格。

罗以澄后来回忆，武大新闻系不能完全照搬人大、复旦的模式，不过换个角度，也有一个好，人文底蕴比较浓，所以排了很多文学、哲学的课，这些是学新闻很重要的一些东西。笔杆子的后面、技巧的后面，是文化底蕴的问题。当时虽然没有提“跨学科教育”，但武大新闻系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弱势反而变成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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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与众不同的教学氛围中，秦志希一边教授现代文学，一边研究新闻传播学。

他很清楚自己的劣势，年纪大、转向晚，不能跟随前面的研究者亦步亦趋，他借助文学研究优势，在跨学科上寻求发展。

他认真地研读青年学者的成果，比如夏琼、张昆、周光明、强月新、冉华、姚曦等人，他们都是武大新闻系建立后，吴高福分别从复旦、武大的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出的佼佼者。

谋定后行，厚积薄发。秦志希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佳作迭出，如《中西新闻传媒文化比较分析》、《梁启超与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传播观》、《解读跨国文化传播的文化后果》等，他在消费主义与新闻传媒的关系建构上用功最深，反响最大，主要有：《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2002年）、《论消费文化语境下新闻传媒的变异》（2006年）、《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2007年）。

跨学科研究在学界常见，但大都是以A学科简单关照B学科，宛如两张皮。秦志希做跨学科研究时，要求自己对所涉及的学科理论必须有通透了解。 

据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南长森回忆，他在武汉大学攻读新闻学博士学位时：秦志希老师授课，仅一“新闻”的概念能讲二节课，先生手持几张纸片，头头是道，条分缕析，其理论积淀之深厚，学术视野之开阔，文化学养之深邃，确实令人折服，平生得先生半点“壶奥”可谓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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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秦志希参与申报武大新闻学博士点，并成为武大新闻系最早的三名博导之一。

当时，中国新闻学界仅人大、复旦、北广及武大拥有新闻学博士点，博导屈指可数。秦志希进入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

他左右开弓，这边厢深耕新闻传播学，那边厢不忘沈从文。

1990年代以迄，对沈从文及沈从文现象的研究突破禁区，不再简单视为“左”，也不任意拔高，而是更加客观观察到沈从文笔下的乡村都市二元对立。

秦志希敏锐把握了这个趋向，发表了《关于都市文化批判与乡村牧歌的置疑——沈从文文化困境描述》。他认为，沈从文对湘西文化自身的弱点危机并非没有认识，这使得他陷入更深的文化困境：当他感受到湘西的狭隘蛮俗时，他向往都市新世界；当他生活于都市时，却发现都市文化残害自然人性，于是向往湘西乡村。这种乡下蛮子与文明教授的双重意识造就了沈从文作品中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的冲突，无法摆脱的文化困惑最终制约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并导致了他艺术生命的终结。

之所以对沈从文念兹在兹，这其实是秦志希内心深处某种投射。

他说，“与我同时代的许多同龄人相比，我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我感到很幸运。而他们不少人都在农村、工厂，虽然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乐趣，但不像我留在大学里，一直接受着人类文明的熏陶。有时候想想，其实并不是个人有什么优势，而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遇。”

归根结底，如沈从文所说：“人是文明的产物，应该不断有所追求。”

秦志希期许学生将来大多从事新闻。人活一世，给民族，给国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他自己是武大中文系毕业，后来才转到新闻，所以，他比其他人更懂得作为一个新闻人应有的傲骨和素质。新闻不同于文学可以随意想象，新闻人的责任和毅力都要十分的过硬。

为此，他在一篇严肃学术论文中少见地抒发感慨：

在不太宽松的舆论环境中，当代的某些新闻从业者对于自己专业方面的认识有着一种新生的宿命倾向。在这种环境中，他们面对老百姓的苦难常常“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这方面吉登斯的一个观点值得注意。吉登斯说在一种不能避免磨难的人生中，活着的人其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自主，因为他只有通过自主控制和能动地去克服磨难才能生存。这种说法对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有一种“无力感”，甚至会因其产生某种“宿命”观念的时候，不妨作出这样的自我意识：我们恰恰是“有力”的，因为自主性和能动性与我们的生命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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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秦志希本可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但出于对新闻教育事业的热爱，他欣然接受武汉传媒学院的聘请，出任人文与传播学系主任一职，还被聘为湖北工程学院“彩虹学者”，发挥余热。

他待学生极好，亦深受学生喜爱，“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人生的乐趣往往是与学生联系在一起的。我与学生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平等相处。”

他觉得做一个老师，首先是授业、解惑要得到学生的认可、推崇，如果课上得不好，学问又做得一般，在学生心底就没有威信可言，也就没有亲和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做一个好老师，应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是学生真诚的朋友，让他们信赖你。

其实私下里，秦志希十分感性，他很害怕被学生忘记。每到毕业季，他都会跟学生们哭成一团。

他最骄傲的事是普普通通的自己成为了高校教授。他也有遗憾，对文学研究很感兴趣，但没有做出更好的作品，没有一本好书，转向新闻后，在理论上也没有宏观上的创新。

不过，后来他应该释然了。在给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刘国强著作的序言中，他写了这么两段话：

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我自己有时也不免自问：学术何为？古人有云，著书皆为稻粱谋，能叨列“三不朽”者，非圣即贤。但我想，大多数读书人恐怕是介于功利与理想之间的吧？不敢奢望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但也不满足于以文媚世而给口腹，存忧世之心，畅欲辨之言，即不能妄求有补于世，也必能自问无愧于心。

囿于时代及学科局限，绝非人人皆能在学问上开宗立派，但如米尔斯所称“个人与历史在社会结构中的联系”的意义，秦志希恰好不可避免的出现在那些节点，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闻教育做出开拓性贡献，而且泽及后人，足矣。

先生千古！

参考资料：

1.《秦志希：气静神宁做研究 “蓄势”求突破》，沈刘红，人民网

2.《刘道玉：没时间驻足回望》，欧阳诗蕾，南方人物周刊 

3.《【口述史】吴高福与初创期的武汉大学新闻教育》，刘建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

4.《谦和致志 大音希声——专访人文与传播系主任秦志希教授》 武汉传媒学院网站

5.《为何是王甘——王中、甘惜分新闻思想及“甘王之争”的产生原因与时代背景》，刘鹏，国际新闻界

6.《当代中国媒介风险报道透视》，夏冠英、秦志希，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