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病毒共存”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逻辑错误_风闻

“与病毒共存”首先是美西方提出的，一方面是他们文化里面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支撑，是与病毒共存被社会大众能够接受的心理基础，尤其以英国首相说的“我们必须准备失去我们的家人”最为直接；另一方面是因为美西方个人主义至上，使得他们确实不能够实现有效隔离防控，政府只能以与病毒共存作为妥协方案。此方案在美西方已经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香港一度也陷入病毒泥淖，所有的与病毒共存的国家、地区都是以大量的人口消失作为代价的。这一点与我国自古生命至上的文化观念相忤悖，所以自疫情初始我们就严格执行社会面清零，并且效果卓著。

 但是国内始终存在于病毒共存的声音，并且还是很关键位置的人员多次提出，他们的根据就是我们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极其少数的消灭了某一种病毒，我们始终是与大多数病毒共存的，所以我们迟早必须与新冠病毒共存。其实这种说辞是非常不严谨的，有着巨大的逻辑错误。这种说辞是典型的大前提错误推导出错误结论的逻辑荒谬！

首先我们是不是始终与病毒共存，与什么样的病毒共存，在什么样的范围与病毒共存？没有被消灭掉的病毒就可以定义为我们与该病毒共存吗？埃博拉目前没有被消灭掉，是不是就应该定义我们始终在与埃博拉共存？既然要与埃博拉共存，为什么陈薇博士还要研发医药消灭它？解放初期，麻风病在国内肆虐，我们同样采取的就是隔离措施，很快就得到控制，我们与麻风病这种极为凶险的病毒共存了吗？我们是在与感冒病毒共存，是的，那是因为感冒病毒没有强大的致死率、伤害率，从生命至上的角度来说并不矛盾，因为感冒的确较小的威胁到生命安全。但是，无论从德尔塔还是奥密克戎的致死率还是后遗症来说都是我们不可接受的，那我们还能和这种病毒共存吗？当然，在短时间内我们可能很难彻底消灭新冠病毒，那也要限制这种恶魔在极小的范围内与我们共存，而不是让其如风肆虐全国，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不认可这种结果的。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史也是与各种病毒抗争的历史，自有文字以来就有与病毒（瘟疫）斗争的记载，我们目前的防疫政策是我们祖辈屡试不爽的有效方法方式，这也是中华民族始终是全球最大人口基数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

希望与病毒共存这个伪命题不要再误导我们防疫抗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