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桐｜汉语文化自信与国际汉语文学的价值认知_风闻

朱寿桐 |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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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文学家置身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氛围之中，直面世界思想文化舞台复杂多变的情势和东西方文化时时碰撞的局面，他们的国际汉语文学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自信显得尤其深刻、典型和有力。国际汉语文学的创作体现了汉语发展的文化惯性，是对汉语文化的坚定守护，对中华文化建设与升华具有反哺意义，对在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完整的理念下把握世界汉语文学与文化现象，厘清汉语文学和文化在世界文学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所称的国际汉语文学家，尽管大多是“五四之子”，以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为其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但他们厕身海外、栖居异乡，天然的文化情感决定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坚定认同，使得他们对中华文化——对他们而言，中华文化已是一种相对于外国文化，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化的整体性呈现——不论传统与现代，也不论国粹与新知，一概将之视为自己的文化源头甚至是精神寄托之所。这就是中华文化自信在国际汉语文学家那里乃至在整个华人世界呈现的一种文化逻辑和文化形态。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重视国际汉语文学的研究，特别是重视国际汉语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的研究，这是中华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他们直接面对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强势氛围，直接面对世界思想文化舞台复杂多变的情势，直接面对东西方文化、中外文化碰撞的局面，体现在其国际汉语文学创作和运作中的中华文化自信便显得特别深刻，特别典型，且特别有力。

汉语文学的国际创作****体现

汉语发展的文化惯性

尽管五四时代就屡有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检讨，甚至出现过“废灭汉字”之论，但中国人无论在哪里，也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还是习惯于写汉字、说汉语，用汉文进行写作以表达自己的中国情怀，抒写自己的中国文化体验。在海外的文化环境中，华人及与中华历史文化休戚相关的其他人士用汉语进行文学写作，是一种文化记忆、文化习惯和文化情结的体现，并不是单纯来自理念上的中华文化自信，而恰恰是这样的文化记忆、文化习惯和文化情结体现着深层的中华文化自信。

国际汉语文学创作的主体力量是因各种原因流散于海外的中国文人和酷爱汉语的国际人士。中国流散到世界各地的人士，除了特定年代如美加修筑太平洋铁路的“金山时期”，一般都以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居多，而这样的人群都习惯于用他们熟悉并依赖的汉语表现他们漂流在外的“胸臆”，于是，流散海外的中国人中，文学人口所占的比例应该远远大过中国国内。汉语文学创作者无论在欧洲、北美、澳洲,还是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都显得特别密集，这些地区的每一个时代都呈现出人才辈出或繁星璀璨的汉语写作局面，同时每一个地区在不同时期也经常出现汉语文学社团纷起、刊物频出的景象。在全世界的移民社会中，唯有华人移民会如此热衷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书写与交流。其他民族在异国他乡也每每形成一定规模的移民社群，但很少像国际华人这样对本民族语言文学体现出如此浓厚的创作激情和运作热忱。这是华人知识分子的文化习惯，更是他们对汉语文学和文化的一种依赖，一种自信的体现。

长期旅居加拿大的老作家痖弦，于21世纪初到美国考察了其汉语文学发展的情状后提出“构建世界上最大华文文坛”的倡议。他认为：进入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重大使命就是要努力构建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坛之应有地位，“以华文文学参与人口之多、中文及汉学出版之广泛，以及中文在世界上的热烈交流激荡等现象来看，华文文坛大有机会在不久将来成为全世界质量最大最可观的文坛”。汉语是目前全世界母语人数最多的语言，有近 14 亿母语使用者，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汉语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语种之一。例如，澳大利亚虽然是以英语为主的国度，但中文与德文、希腊文、法文、日文等语言也一同被列入该国的第二语言教育，而其中中文的使用更为普遍，这也调动起了旅澳华人的文学热忱。进入21世纪后，澳洲华文教育的力度不断加强，中文报刊长期坚守阵地，各种中文网站相继建立，自媒体平台更加普及，澳华文学的发展空间得到了进一步开拓，其中涌现出了何与怀、汪应果等杰出的作家、诗人。

对于东南亚地区来说，汉语文学一直是该地区最主要的文学形态。这一多民族地区虽然官方语言多不以汉语为主，但汉语文学在这里一直是最活跃也最有成就的文学形态之一。这里的汉语文学通过大量“南来”作家以及“途经”文人，与中国本土的现代文学建立了紧密联系。当年，出亚如欧赴美皆须乘风破浪、假道太平洋，于是途经马六甲海峡然后东巡西航，或者通过马六甲海峡回归祖国，成为大多数出访西方的中国文学家的基本路径，这就留下了大量中国文学家途经或逗留东南亚的足迹与史迹。徐志摩、刘半农、老舍、巴金、洪灵菲、艾芜、聂绀弩、钱锺书等都在东南亚汉语文学书写史上留下了各自的印记，秦牧、陈残云等在新加坡驻留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更有郁达夫、胡愈之等“高调南来”的作家，他们在东南亚各地为汉语文学的积累与开拓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根据郭惠芬的收集和统计，中国现代文学家“南来”东南亚的至少有159位。

欧洲汉语文学以运作悠久、社团众多为特征。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创会会长赵淑侠曾做过这样的概括：“半世纪来，欧洲华文文坛，已从荒凉的沙漠变成绿洲，郁郁成林，繁花满树，别具一番风景。”在欧洲汉语文学的发展中，成立过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欧华文学会（前身为荷比卢华人写作协会）、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前身为中欧跨文化交流协会）等大量协会、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简称欧华作协），最富有生气的则是梦娜主持的欧洲新移民华文作家协会。

美国、加拿大所构成的北美汉语文坛，向来是海外汉语文学的盛产地。从20世纪后期开始，由于一方面愈来愈多的留学生走进了“新移民”文学的行列，另一方面不少来自国内的专业作家开始旅居海外，北美汉语文学蓬勃发展，甚至对整个汉语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强心效应。代表性作家作品有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少君的《人生自白》、张慈的《浪迹美国》、卢新华的《细节》、薛海翔的《早安，美利坚》、宋晓亮的《涌进新大陆》等；还有纪实文学的推涌，如老作家赵浩生的《中国学人在美国》、沈宁的《美国十五年》、钱宁的《留学美国》、阙维杭的《美国写真》、张敬民的《美国孤旅》、穆京虹的《在美国屏风上》等；其他尚有严力、冰凌、林燕妮、李舫舫、程宝林等作家的作品，以及陈瑞琳的文学评论，这些都对整个汉语文学的世界性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各种离散或者流散身份的华人以如此巨大的热忱、如此持久的毅力和如此全面的成就，投入到自己母语文学的创作和运作之中，从而形成了痖弦所构想的“全世界质量最大最可观的文坛”，这是汉语文化全球视野中的一个奇迹。其他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别国区域也会有人群的聚集，但都没有产生有一定质量和规模的本民族语言文学创作与运作的海外“文坛”，更不用说形成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学现象了。而国际汉语文学自20世纪下半叶起的确在全世界形成了有规模有质量的“文坛”，在欧洲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敏感的汉语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并总结各国各地汉语文学的历史与传统，陆续出版了这方面的著作，较有代表性的有方修的《马华新文学简史》，吴奕铸、赵顺宏的《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稿》，罗杰·丹尼尔斯的《美国华裔文学史》，张国培的《泰国华文文学简史》等。梁丽芳、马佳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则从更加宽阔的角度总结了加拿大汉语文学的历史与传统。这样的学术总结还在不断进行中，《国际汉语新文学主流》一书应该是对全球汉语文学的历史和传统进行全覆盖研究的成果。

将国际汉语文学视为一种具有特别质量的、“最可观的”特殊“文坛”，这应该是世界“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国际汉语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相整合，所构成的“汉语文学” 应该是世界文坛最具“质量”、最大规模和最为活跃的区块。这是一种以汉字文化为基本思想内涵，以汉民族文化思维为基本精神特性，以汉语为基本承载机制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是整体的，在世界文学格局中体现着汉语文化的魅力、风采与成就。就国际汉语文学而言，以某一国度某一地区的“华文文学”进行命名和概括的可能性越来越薄弱，随着“地球村”效应的形成，跨国度旅行和移民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便捷，被杨炼称为“世界性漂流”的族群越来越庞大，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定位这些“漂流”文学家早已不切实际。一大批作家通过自己的“漂流”进行文学生产，同时也通过汉语文学创作和运作践行自身的文学理念，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运作所构成的汉语文学的国际生产，不仅在空间概念上拓展了汉语文学的疆域，而且与中国国内的汉语文化区域一起，为世界文学和文化贡献了光辉灿烂、活力四射的汉语文学空间板块和质量板块。

如果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思想人文方面的当代作为应首推汉语文学。汉语文学在当代世界思想文化史上的能见度和美誉度显然超越了汉语承载的其他方面（如哲学思想、人文学术、艺术等）。汉语文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向汉语世界以及非汉语世界奉献出了一批杰出的文学作品，而且也在于它富有生气与活力的创作，在于它芳草天涯、生生不息的滋长、繁衍、蔓延以及富有文化质地与文化内蕴的运作。韩国汉语新诗人许世旭认为，汉语文学对汉语文化传统的承载与表现，也可以用来表达其他族裔的经验与情感：他自己的汉语新诗即是“借中国的文字和模型，抒我自己的高丽情怀”的作品。

国际汉语文学体现着漂流和离散海外的汉语文化主体集群对于母语文化的充分自信，虽然这种自信并不意味着过度依赖。谢盛友这样理解国际汉语文学家的文化关系：首先，要通过阅读逐渐了解所在国文化，“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中国文化，最起码要保持自信，有时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优越感”。保持文化自信甚至秉持母语文化的某种优越感的最直接的方法便是进行母语写作。无论在什么国家，一个从事自己母语写作的人总是能赢得普遍的尊重，如果在这样的写作中能进一步传达出母语文化的深厚内涵，这样的作者无论在同族人的心目中还是在外族人的评价中，都具有明显的文化优势。这或许也就是谢胜友所说的“优越感”。

国际汉语文学对汉语文化的

坚定****守护与倾心皈依

国际汉语文学家出于自己的文化自信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优越感从事汉语文学创作和运作，即便是在远离故土的海外也依然保持着相应的热忱与激情，由此形成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汉语文学热潮，构成了世界文坛的一个重要景观。如果将国际汉语文学创作和运作的总体成就，与中国本土及周边汉语文化辐射圈的汉语文学传统及新活力整合起来，则可以整体呈现出汉语文学的巨大质量和影响力。国际汉语文学家通过汉语文学的创作和运作，也在努力地反哺中华文化，真诚地捍卫中华文化，有效地光大中华文化。

如果说中国本土的文学家对于中华文化常常采取弘扬与批判、坚守与反思相结合的态度，那么，流散在海外的汉语文学家则会更多地选择弘扬、坚守的态度，因为在异国他乡的异质文化包围中，自我的肯定必先依赖于对己身所属的母语文化的肯定，自我的文化自信必须依赖于对自己的母语文化的坚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汉语文学家在国内可能是坚决的传统文化批判者，可到了国外以后就变得特别“国粹”。

闻一多在《洗衣歌》中表现了海外华人遭受种种歧视，以及因此造成的情感的创伤与精神的痛苦，这是早期华工在美加做苦力的特殊记忆，这样的情感体验使得闻一多在那段时间对东方文明和故国精神产生了由衷的向往，正像他在《太阳吟》中所抒发的一样。同样以早期华工为题材进行汉语文学写作的黄运基的作品，也很容易勾连起同样的情感。黄运基通过他小说中的人物说道：“你是不能明白华侨是海外孤儿的那种切身体会的。”旅居海外或者流散外国的文人才会有高度敏感的母体文化依恋症，当这种症结诉诸文学表现的时候，常常会以夸张的态势化成一种心理郁积，一种文化情结。白先勇写《台北人》系列作品的时候表达的是身在中国台北的青年对当地文化的厌腻甚至反叛，同时对西方文化盲目艳羡和憧憬，而在写《纽约客》系列作品的时候则多表达身处异国他乡的青年对中华文化的依恋甚至痴迷，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恐惧和焦虑。小说《到摩天楼去》写得较为隐晦，但寓意相当明确。小妹玫宝在家的时候得到大姐玫伦无微不至的呵护，姊妹俩沉浸在东方式的温情脉脉、手足情深的传统气氛中。然而当玫宝来到美国，来到姐姐面前的时候，姐姐已经沉溺于西方式的生活，几乎毁坏了所有东方式的温馨。玫宝失落地、失望地登上了皇家大厦的观景台，雪片厚重地聚积在摩天楼的顶部，宛如给大楼戴上了一顶大白帽，这帽子是冰冷的，它所罩护着的也是冰冷的西式生活，对于玫宝来说，没有温度，更没有温馨。在西式生活的包围中,身处异邦的中国人非常珍惜母族文化的温暖与香馨。于是，在《芝加哥之死》中，白先勇干脆给那个在西式生活氛围中彻底绝望的留学生起了一个叫“吴汉魂”的名字，离开了汉文化的精神，失去了汉语文化的庇护，忧郁的青年也便失去了希望。找不到“我是谁”，构成了在美华人无法解脱的心灵痛苦。与吴汉魂相类似的，澳大利亚汉语文学家欧阳昱贡献了《愤怒的吴自立》中的吴自立，他其实就是“无自立”或者“吾自立”，主人公本身潜在的厌世情结，严重的叛逆意识，对死亡的冥想，在无定、无根、无希望的氛围中让自己通向“我只有彻底毁灭自己，才能整个儿毁灭世界”的极端危机之中。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与上述两部小说同样深彻地表现留学海外的茫然与痛苦，他不知道自己该属于哪块土地。国际汉语文学表现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经常遇到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充满着疏离文化之根的困惑和茫然。作家代小说中的人物诉说着离开故土、离开本体文化以后的遭遇，不仅是失落、迷茫、绝望，甚至是癫狂、疯魔与死亡。

澳大利亚的汉语新诗作者心水，在异国他乡游览了一段时间以后，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华文化及其优雅传统的向往，游达令港，观谊园，情不自禁将《悉尼谊园》一诗写成了当代汉语文学家的“不如归去”：这里的“翠竹掩映、细碎鸟语”，在“呼唤我”，去“四壁挥毫的题诗”，在“引诱我”作“小桥流水配搭的图画”，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人优雅的生活写作方式；“曲径通幽，山石含笑恭迎”，“鸳鸯戏水，圈圈涟漪旋舞”，都是故国风情，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景象和韵致；只是，“茶居，无缘拜见杜甫”，“书房也难觅李白”，“异乡人徜徉在谊园的亭阁楼台上/沾满一身中国山水的乡愁”。这不仅仅是对文化乡愁的书写，更是对母语文化皈依意识的宣示。

汉语文学家笔下的人物可以通过各种积极和消极的方式化解远离民族文化母体的精神危机。他们选择了汉语文学写作和运作以实现自己的文化慰藉或者文化寄托。旅德汉语文学家倪娜曾表达，移居异国是一个痛苦、惶惑、迷茫却又冒险、新奇、创新的过程，面临着必须适应但事实上难以适应的痛苦，这些都构成其边缘化的文化焦虑，汉语写作就成为他们摆脱精神困境的出路。正如旅居匈牙利的汉语文学家余泽民所说：“写作并不是通常意义的文学创作，而是在异乡最孤独无助的日子里与自己进行情感对话的方式。”这是一种情感方式，是一种用文学进行情感慰藉的文化生活方式。

旅居海外的汉语文学家一度对疏离中华文化产生一种恐慌感，带着这种恐慌感的文化选择往往先是像辜鸿铭一样，以一种放大了优势的方式看待传统文化，以一种国粹的观念对待中国文化。近些年，有学者主张将中国新文学的起点追溯到清末民初的驻法外交官陈季同，特别是他著于1890年的《黄衫客传奇》，这一观点遭到了一定质疑。将陈季同创作于海外也影响于海外的作品拿来算是中国新文学的滥觞，的确有些勉强，但如果将之算作国际汉语新文学的早期作品，则有相当的道理。陈季同还著有《中国人的自画像》《吾国》《英勇的爱》等重要作品，曾用法文写了8部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实际上开启了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先机。“他的写作发挥平和、谦恭、宽容的中华传统，使中庸主义哲学成为文化交流极佳的精神状态，超越了国家、民族之间一时剑拔弩张的对峙，进入久远而开阔的文化对话，其平和、从容的海外写作经验拉开了欧华文学的序幕。”赵淑侠曾经这样解说陈季同开创的欧洲汉语文学的写作传统：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差异性，使得“两种文化互容互谅，截长补短，去芜存菁，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的可能性更大。这种新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些居住在欧洲的华文作家们写作灵感和题材的泉源”。

国际汉语文学的创作和运作中，始终都活跃着中华文化守护者的身影，周励所刻画的董鼎山便属于这样的代表。周励天生属于那种能将散文写出小说的笔致和魅力的那类作家，这也是她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这位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之后继续不倦地贡献她的散文文字，她所写的《星辰大海五年祭：寻找董鼎山的骨灰》亦复如是。散文通篇围绕着董鼎山先生的仙逝以及扑朔迷离的遗骨下落之谜展开，充满着令人着迷、令人扼腕甚至令人揪心的故事性叙述，不乏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曲折情节，写出了小说才有的回环笔致。文中不时地构想出与董鼎山先生亡魂的对话，频繁地梦幻出师生间、文友间灵魂交流的心语，使得文章在心灵书写层面充满着小说的风致。让我们感受最深也动心最烈的，还是颇有云遮雾罩意味的董鼎山与他女儿的关系，其中透溢出一般散文和小说都难以达到的思想与情感的韵致，像一个谜，像一个真正的故事，像一束来自陌生地方、不知哪个季节开放的不知名的花朵，让我们疑惑，让我们伤感，让我们回味无穷、浮想联翩。

文中的董鼎山非常担心自己一生的心血会被不懂他的价值的女儿扔到一条河里，因而他宁愿将自己的身后遗物托付给文友兼学生的周励——茱莉亚；有一天他竟对着友人伏肩而哭，感到他的女儿不需要他。但董鼎山为什么有不被需要，会被随意处置的感觉？那是因为他对女儿以及女儿一家是否能认知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没有信心。他的女儿和两个外孙女不懂中文，当然也就不懂得他的中文写作成就与价值。于是董鼎山的身后所托、遗产所托，也即他的灵魂所寄、精神所寄，都不在自己的女儿身上，而是在茱莉亚等这批年轻的文友身上。一个深刻的问题是彼此深深相爱的父女却缺少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正像董鼎山其实并不能真正理解和信任女儿和外孙女们的文化情感一样，他的女儿等人更是不能理解他以及他所系念、所崇敬甚至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和汉语文化。这种文化隔膜使得父女之间的爱得不到价值的支撑，得不到升华。

这是一种很深刻的情感认知，是一种掩藏在浓郁情感背后的，与文化人类学等各种新潮学术密切相连的理性，是一种对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的丰富掘现。这样的情感认知，这种对文化亲情的揭示，以及对文化亲情远胜于自然亲情的深刻理性的呈现与探讨，已很难见诸一般散文，即便置身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中也仍然显得浓烈而厚重，不至于漫漶而疏澹。

国际汉语文学对中华文化建设与升华****具有反哺意义

国际汉语新文学的创作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输出的结果，更是中华文化借助汉语文学家的海外经验和体验，借助他们的海外视角与视野，从主题和题材等方面开拓了汉语文学的疆域，对中华文化、汉语文化起到了实质性的反哺作用。这是国际汉语文学最重要的贡献，也体现着国际汉语文学之于中华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汉语文学和汉语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传统，还有着与这伟大的历史和传统相匹配的丰富、多元的构成。中国历史、中国传说、中国智慧、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固然是汉语文学和汉语文化承载和体现的主题内容，而中国人在异国他乡所经验的与在故国故地所习见常闻的事物、情节、场景、环境明显不同，将这样的特别故事、特别经验，连同与之相连的事物呈现、场景描写、环境叙事反映在汉语文学之中，无疑会大大拓展汉语文学的表现范围，丰富汉语文学的元素，从而对汉语文化和中华文化起到一种反哺作用。这是国际汉语文学的优势与贡献。

通过国际汉语文学作品，读者能够读悉100多年来中国人流落海外或旅居国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所见识的山川草木，所体验的喜怒哀乐，所吟咏的悲欢离合，那其中包含着在故国本土难以特别体会的人生沧桑和世事凉薄，它们构成了汉语文学宝贵的财富与资源，构成了汉语文化的一道靓丽景观。如果不是太平洋铁路华工通过汉语吟咏的悲苦歌吟，如果不是闻一多《洗衣歌》喊出的不平之声，我们很难了解早期华工移民的人生苦况和悲凉情感。在美国汉语文学史上首开“草根文学”风气的黄运基，通过长篇小说《异乡三部曲》史诗般地呈现了20世纪华人在美奋斗的历史，以血泪和沉痛的文字记录了“美国梦”在华人社会代代相传的艰辛脚步。加拿大汉语文学作家张翎的长篇巨作《金山》，同样是一部关于19世纪末加拿大中国劳工悲壮家族史的小说，其实也是一部中国人的海外秘史和早期华工的海外心灵史。对于中国人后来的海外生活，又有一大批重要作品进行诗性的或故事性的传述，如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严歌苓的《海那边》《无出路咖啡馆》等，都深刻地反映出不同时期在美奋斗的中国人的酸甜苦辣，同时抒写出文化身份难以确定的苦闷与烦恼。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强烈的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这样的痛苦的深彻性显然超过了任何“乡愁”情感。

作家张翎曾说：“我在国外已经生活多年，失去了国内作家那种深深扎在土地里，在一口深井里汲取文化营养的扎实感觉。虽然我每年都会回国很多次，但我只是过客，我对当下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深切的体验。但是距离也不完全是坏事，有时距离会产生一个理性的审美空间，营造一种尘埃落定的整体感。隔着一个大洋回头看故土，故土一定和身在其间时的感觉不太一样。”这样的表述实际上揭示了旅居海外的汉语文学家必然带有的不同于故土作家的感受与体验。在张翎的笔下，从《望月》里的上海金家大小姐，到《交错的彼岸》中那源于温州城的爱恨情仇，再到《邮购新娘》里那一段波澜跌宕的“乱世佳人”故事，缘起缘灭、情生情绝，张翎把满含时代风雨的异域故事写得辽远沉静。

曹桂林的小说《北京人在纽约》被拍成电视剧以后迅速受到观众的热追，中国人在国外的境遇、遭际以及曲折的故事、生活的真相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博得了各种去国者和在国者的共鸣，于是，其他国度的汉语写作者也纷纷拿起了笔，写作自己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感受与见闻，其中有樊祥达的《上海人在东京》，甜姐儿的《南京人在悉尼》，还有电视剧如《广州人在洛杉矶》《温州人在巴黎》等。这种题名结构固化的现象，在宣告了这种题材的普遍性以及通俗性外，至少可以说明它能够满足观众对海外中国人生活实情进行关怀与窥望的心理。于是，这样的写作迅速进入了市场文学的领域，单是“温州人在……”系列，便有《温州人在意大利》《温州人在纽约》等作品，甚至出现了很多以“一个人在××”或者径作“人在××”题名模式的作品，如《一个人在首尔》《人在温哥华》等。

处身海外的汉语文学家不仅能够生动地表现海外经验，并将之与自身的故国情怀及相应的文化萃思相联系，而且还能够以海外视角甚至是世界性的开阔体验处理中国经验或中国故事，从而使得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在这样的文化处理中产生某种增值效应，开阔了汉语文学读者的视野。莫言曾这样评论张翎的作品：“能够把中国的故事和外国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缀连在一起。”她的《劳燕》便是这样的作品，小说将惨烈而英勇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性宽度体验的巨大背景中展开，其中有中国江南女子阿燕和她的恋人刘兆虎以及众多乡亲、同胞的抗日故事，也有异国牧师比利、美国士兵伊恩的故事。这种世界性的宽度体验，也可以称为跨文化体验，为国际汉语文学的创作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空间转换与价值观差异，而是由现实距离所带来的对母语文化重新审视的目光。严歌苓21世纪的小说几乎都与中国历史有关，都从一种新的视角切入历史，看到了历史的另一方面。旅匈汉语文学家余泽民的小说《纸鱼缸》和旅比作家谢凌洁的《双桅船》同样表现二战题材，也同样表现两位青年的成长故事，通过小说中人物不同寻常的经历，对战争进行历史的反省，最后抵达忏悔、宽恕、救赎等人类灵魂深处的情感，体现出世界性宽度体验的维度。

带着世界性宽度体验进行汉语文学耕耘的女作家周励，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二战中许多被历史遗忘了的纪念地、人物和故事，将这些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历史地标、战争景点和相关情节通过非虚构方式进行文学传述，特别是她在“帕劳贝里琉（太平洋战争）激战现场”遗址找到了一块不见史书记载的“尼米兹石碑”，其意义便非同寻常。尽管这块碑记载的是作为历史“反派”角色的日军官兵顽强拼死的情形，但也同样传达出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尊严等严肃的人类主题，体现出一位汉语文学家世界性宽度体验的心得与视点。旅加汉语文学家陈河采用非虚构与虚构叙事相结合的文学策略表现二战。他的《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围绕着马来亚战场书写华人抗战史。特别是后一部作品，他历时两年，实地寻访136秘密部队珍贵档案，对二战时期马来亚战场华人抗日的历史真迹进行了真实记录，同时也切实关注马来亚本地人士的抗日事迹，包括鲜为国人所知的卡迪卡素夫人冒死救助华人游击队员的故事。

世界性的宽度体验很容易通向普遍的人性关怀和人类关怀，这样的写作对于汉语文化而言，还可能通向更深刻的人性反思。日本汉语文学作家孟庆华的《告别丰岛园》通过一位日本华侨女性的视角，叙述战争遗孤从中国回到日本后却生活在日本政治文化边缘，成了本国的“他者”的种种故事。这些被遗弃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在中国养父母的哺育下长大成人，具有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一旦回到日本，却成了异邦人（另类）。这些人物的出身印刻着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印记，但他们自己无力也不该代他们的父母承受相应的罪愆，更无力也不该代那些战争的发动者和凶残的刽子手承担罪恶的责任，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的文化情感处在中日文化之间，他们的文化认同游走于双重文化伦理的夹缝之中。这种对陷入文化夹缝之中的尴尬处境的深度描写，是作家超越国界的人道关怀的思想体现，是世界性宽度体验通向人性思考和文化认同等深度体验的文学呈现。

体现世界性宽度体验和文化、人性深度体验相结合的作品，往往更需要国际汉语文学家的努力，需要借助他们的人生体验的宽度与文化体验的深度，更需要借助他们对特殊题材进行开掘的勇气与力度。白先勇是当代中国作家中最早表现同性恋题材的一位，早期的作品如《寂寞的十七岁》《玉卿嫂》《月梦》《青春》等对此跃跃欲试，直到他于1977年推出长篇小说《孽子》，以充满忧郁、压抑情绪的笔调表现了同性恋青年的孤寂、彷徨、痛苦与绝望，向传统中国宣告了自己的“孽子”身份，带来了困扰于“情”的苦闷与“孽”的焦虑之间的深度体验，也给中华文化带来了一种别样的现代性气息。可以设想，如果白先勇不是长期处身美国，浸润了欧美文化，他是否有可能如此执着、如此坦率、如此直接地表达同性恋者的深痛的呼告。这种独特而带有某种冒险意味的经验表达和体验书写，确实给传统的故土文化带来了一种新异的富有挑战性的陌生因素。尽管中国传统文学中也有类似的题材表现，但当时对于这种特殊的情感状态进行理解性接受的主要还是在西方文化场域中。西方体验、世界体验的宽度通过《孽子》的接受过程得以生动体现。这样的宽度还体现在一些同样敏感的题材中。较大尺度的畸形情感的表现以及性事状况的书写，一向为中华文化的传统力量和伦理情感所警惕甚至排斥，文学家从世界性的宽度体验出发将这些敏感的内容带进了汉语文学，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汉语文学的内涵。这种畸形情感描写或者较宽尺度的性事状况书写，都体现着或者通向一种人性批判、生命反思的深度，这是任何一个民族在现代文化面前都无法逃避的精神内容。这些创作让世界了解到，在汉语文化世界也不缺少关注和表现现代人所面临的被传统社会视为情感畸形的人性现象的能力。

世界性的宽度体验通向深度的历史萃思和人性思考，这样的特别体验，带着汉语新文学家在海外特别的经验，不仅能够拓宽中华文化的覆盖面，而且也能够有效地深化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卢新华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伤痕文学的缔造者，旅居美国后，亲身体验到旅美华人的辛酸与快慰、悲凉与喜悦、尴尬与巧智，连续创作了小说《紫禁女》《伤魂》，以及随笔集《财富如水》《三本书主义》。这些作品生动地呈现出一个汉语文学家的世界性体验和西方体验，并用这样的体验反顾中国人的人生、中国文化的优势与劣根性，以及人性的善美与痼疾，体现出以他山之石攻本民族文化之玉的真诚情感和深刻理性。

国际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独具风采

国际汉语文学当然包括约定俗成的华文文学，只不过这一概念更加体现出其与中国文学一体化的可能性。在世界文学范畴内，国际汉语文学与中国国内汉语文学可以在整体上向世界显示汉语文学的风采、成就与魅力。当然，这样的显示还需要借助汉语文学必然承载的汉语文化内涵。将汉语文化引入对汉语文学的审视与把握，在汉语文化的整一格局下理解世界文学范畴中的汉语文学，可以将华文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难以涉及的对象加以涵盖，从而在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完整的理念下把握世界汉语文学与汉语文化现象，厘清汉语文学和文化在世界文学文化格局中的位置。

传统的华文文学研究指向非常明确，就是华文文学创作，而且这里的“华文”只是指“汉语”，并不包括“华文”中的其他民族语言文字。“汉语文学”除了“汉语”“汉文”的指涉意义，还指向“世界文学”范畴中的“汉语文学”格局，因而与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汉语文化”紧密相连，也就是说，汉语文学的总体格局承载着、代表着，并体现着汉语文化的基本品质和影响力。所有汉语文化的文学表述，无论是否以汉语进行，都是汉语文学的基本形态和当然内容。这就解决了华文文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长期解不开的难题：如何将海外华人的其他语言的写作（如哈金、汤婷婷等人的英语写作）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既然所有以汉语文化为承载、表现内容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运作都是汉语文学的题中之义，则世界文学范畴内的汉语文学便应该包含海外华人的那些传载、体现汉语文化的其他语种创作成果，这些创作应从总体上被纳入汉语文学和汉语文化的世界性贡献之中。

中华文化哺育了百年来数代国际汉语文学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接受程度和批判热忱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以身处异国的文化敏感和各持己见的文化反哺对待故国文化和母语文化，则是他们最重要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运作动力。在这个文化集群中，有从现代文明的理念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和创造性改造的一类，然而他们实际上仍然表现出对故国文化和母语文化的珍惜、爱护之意。这体现着国际汉语文学家的独特优势，当然也是他们对中华文化进行反哺的重要贡献。著名作家凌淑华所写的英文小说《古韵》，以同情的笔调塑造了中国封建家庭文化中的姨太太形象，体现出一定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意味。熊式一却不满意这部作品将中国文化中不甚健康的一面呈现在外人面前，于是决意另写一本小说全面反映中国社会变革中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尖锐矛盾和冲突，这便是他1943年于伦敦出版的英文小说《天桥》。小说甫一出版便大获成功，并被译成多国文字。此外，他改编著名的传统戏曲《王宝钏》，对结局进行了符合现代伦理情感的改编，还翻译出版了元曲《西厢记》，被萧伯纳称为“和英国古代最佳舞台诗剧并驾齐驱”的剧作。熊式一在海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运作，令人联想到同样身处海外时的林语堂勉力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对外国人讲论苏东坡等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往事，以及辜鸿铭虽身处故国，文化写作却聚焦海外，向世界文坛努力推介并讴歌中国文化极其古老的传统等行动。所有这些文学和文化创作、译介、推送，其实都是对汉语文学的文化加持，当然也是对汉语文化国际化的一种卓越贡献。

世界文坛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从而组合成丰富多彩的百花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汉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当然是这一世界文化百花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其地位举足轻重。汉语文学以自身丰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文化内涵，富有拓展性和开放性的文化品质，成为世界文学格局中具有独特魅力和较高质量的组成部分。国际汉语文学不仅向世界文坛提供了内涵卓越的中国经验，提供了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的世界性宽度体验以及人类性的深度体验，而且也为审视人类文明历史，为当代人的理性发展乃至世界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这个意义上，旅居加拿大的作家陈河的《甲骨时光》非常值得关注，这部风格卓异的小说虽然写的是中国故事，但思考和呈现的却是对人类起源的追问以及对文明滥觞的关怀与深思，是一部典型的世界性和历史性相结合的作品。作家通过虚构人物——甲骨文专家杨鸣条，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傅斯年之间的托付关系，以河南安阳的殷墟文物考古为基本线索，在层层历史雾障中解读古老的谜团。陈河的这部力作让读者看到了具有世界性体验背景的汉语文学家在审视人类文明史时所具有的独特视野和理性穿透力。也正是这样的视野与穿透力使得周励的《亲吻世界》和张翎的《劳燕》都有了特别的价值。周励、张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注，体现着人类性视野，间接地、曲折地，然而也是坚定地为人类和平作出痛切的呼吁和真诚的讴歌。这方面还应该提到旅澳汉语文学家汪应果。他的长篇小说《海殇》是少见的表现中国海军建设的题材，涉及中国海权特别是对南海战略的历史关怀，从历史的角度切入这一严肃的国际课题，体现出作者高度的历史敏感和强烈的民族正义感。要之，这部小说并不是旨在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思考海洋的利用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因而也是带有世界性体验和人类文明体验的作品。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国场域所展演的一切故事，虽然为中国人所关注，甚至引发揪心裂肺的感念，但并未为世界文坛所瞩目、所聚焦，因此，中国故事、中国人的世界性体验和历史性体验，要想进入国际阅读的中心领域，就必须充分挖掘中国故事的吸引力，充分开发中国场域的文化内涵和人类性意义。为陌生读者甚至是文化背景殊异的读者所关注、瞩目的前提条件便是故事情节的曲折、丰富、生动，同时须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感人的艺术力量，这是科学的文艺论中关于“莎士比亚化”经典论述的核心内容：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只有丰富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及其关系所组成的故事场景，结合思想的内涵和精神的意义，才可能对陌生的读者或者文化背景不同的读者产生强烈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