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人不配吃菜？别让个别秀优越的渣滓，污名化整个上海_风闻

2020年8月21日，管虎导演的电影《八佰》上映。

电影中上海租界的百姓，明知第二天大战在即，前一晚依旧歌舞升平。

酒桌上大家推杯换盏：“打仗的是华界，跟咱们租界没关系。”

电影外的上海更加冷漠，当时流行一种说法：给国民党交钱是交，给英国人交钱也是交，只要能保住我的命，给谁交钱有什么区别吗？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像上海这样充满争议：

他们一方面创造出了惊人的财富神话，十里洋场、冒险家、体面是他们的标签；另一方面，自私、小布尔乔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天生傲慢也是他们的标签。

这种争议有时候会流传在一些网络段子中，有时候则会伴随社会新闻，真实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最近一次，是4月2号那天，微博大V“补果君”发了一条上海某地发放物资，只给本地人不给外地人的视频。

视频中，上海这个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反复狡辨，胡说八道，不仅甩锅给领导，更有失职的嫌疑。

援助上海的物资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但发放的时候，又以“户口”为借口，粗暴地否定外来者的利益。

这条视频很快登上了当天热搜第一，截至发稿前，已经有1058万次播放。

无独有偶，这两天有一位上海人辱骂外地人的视频也火了，“外地人来上海只能干扫大街的活”“我就是看不起外地人”，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适。

上海一直被称为“魔都”，但直到最近疫情变严重，很多事情才真正变得魔幻起来。

但实际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这种“魔幻”正是上海的底色。

01

1923年愚人节，日本二流小说家村松梢风为“寻找写作素材”，一路风尘仆仆抵达了上海。

村松梢风成名作，是以自己大学四处嫖娼为故事原型的《琴姬物语》。

到达上海后，经由虹口日本人俱乐部一位记者介绍，他结识了来自浙江的“青年绅士”朱德昌。

之后，两位“绅士”几乎每晚流连于上海的欢乐街（红灯区）。在朱德昌带领下，村松梢风的足迹踏遍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

不到三十岁就败光家财的村松梢风，以一种地主老爷视角来审视这座城市：

“晕眩于它的华美，腐烂于它的淫荡，在放纵中失魂落魄，我彻底沉溺在所有这些恶魔般的生活中。于是，欢乐、惊奇、悲伤，我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确有着一种畸形的光彩夺目，它一方面是远东第一国际都会，能和好莱坞同步上映大片。

另一方面，又实实在在是建立在“废墟之上”，整个国家包括上海都处于帝国主义压制之下，半殖民地残绝人寰的故事，每天在这片土地上演。

这种对比鲜明、魔幻的景象，让村松梢风回日本后创造了“魔都”这个词。

但上海成为这样的“魔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发展。

1840年6月，因为“虎门销烟”，英国人把47艘舰船开往了广东珠江口，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一座古国的大门。

1842年6月，英军攻入上海。同年8月，中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上海正式成为五大开放口岸之一。

对整个民族来说，这毫无疑问是耻辱的一天，但对上海来说，负责跟洋大人做生意，本身也是发展的机会。

当时上海最大的鸦片贩子，名叫沙逊。现在位于上海南京东路20号的和平饭店，当时被称为“沙逊大厦”。

沙逊

这个犹太人之前在英国殖民地印度做生意，对于如何在殖民地发家致富，已经积累起丰富的经验。

除了继续往中国卖鸦片外，沙逊在上海做起了军火生意。

和尼古拉斯·凯奇在《战争之王》中扮演的军火贩一样，沙逊是一个只认钱不在乎道德的商人，不管对方是什么政治身份，也不管处于哪个阵营，就要你肯出钱，沙逊就会把军火卖给你。

当时民国政府很多军火，也是找沙逊订购的。

“鸦片大亨”“军火大亨”两个头衔，让沙逊手上积累了数不清的财富，也顺利加冕为旧世界的“上海首富”。

完成野蛮且巨大的原始财富积累后，沙逊意识到鸦片和军火生意，终究有一天会做不下去。

于是把目光转向了房地产。当时上海商业繁荣，但地价并不高，沙逊大手笔买入。

到1922年时，沙逊家族已经拥有29处房产，占地约300多亩，之后一度连续35年占据上海南京东路房地产头把交椅。

事实也再次证明了沙逊的眼光。

19世纪20年代开始，买办们从广州一路北上来到上海。

他们涉足的领域，除了进出口贸易外，还参与航运、钱庄、典当、铁路、纺织、矿业等各种行业的运作。

作为“特殊群体”，买办们既可以得到外国势力庇护，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也可以作为独立商人代替洋大人，在国内出面租赁房屋，甚至购置地产。

上海房地产一跃而起，发展迅速。

沙逊的缩影，也是帝国主义资本家在中国土地上掠夺财富的缩影。

无数的“沙逊们”，买办们，知识分子们，革命家，黑社会以及底层劳动者，共同组成了那个魔幻的上海。

他们在一个混沌的时代，找到了一片真空区域，靠着学习、开放、冒险和包容，成为了与伦敦、纽约并列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全球最大的白银交易市场和第二大黄金交易市场。

同时也在乱世中，比其它地方人更早懂得了，什么才是：

精致的利己主义。

02

近代上海，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

最早的“精致利己主义”精神，可以追溯到1851年。

1851年，广西爆发了天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的核心势力一直活跃在南京、杭州、苏州一带。

“包邮区”自古就是中国富庶的地方，也是巨贾富商们的聚集地。

2个月前，苏联还没有打乌克兰，乌克兰富豪榜前100位富豪就已出逃了96位，剩下4个没走，是因为涉嫌犯罪无法离境。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那些富人们，同样害怕被革了命，携家带口大量涌入有外国军队把守的上海。

地主老爷们凑到一起，除了算计怎么挣钱，就是享受了。

最近有个很火的新闻，上海某小区暂时解封6小时让居民买菜，一位网友在扫货生鲜蔬菜，后面一个女的边跑边喊：

我要买咖啡啊！

有人说这就是上海，血管里“一半是咖啡，一半是光明”，兵荒马乱也影响不了小资做派。

但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几条商业街上，装潢讲究的咖啡馆就已经琳琅满目了。

它们大多有一个洋文名字，大落地窗配丝绒沙发，老式唱片机吟唱着爵士乐，有的还会有金发女郎服务，坐在里面的老爷和公子哥，刚从烟馆或妓院出来透个气。

当时一杯咖啡约为1元，普通上海工人月薪30出头，只够勉强维持生活，根本喝不起。所以上海咖啡从最开始，就是带着“小资”标签出生的。

咖啡馆内是租界的岁月静好，摩登上海；咖啡馆外，则是租界外几十年国破家亡。

鲁迅先生那句著名的“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而已”，就是讽刺喜欢开咖啡馆的作家张资平的。

解放战争后，我党接手了上海，沪上资本家再次展现了“精致利己主义”一面。

当时蒋介石跑去台湾，但上海依旧是旧资本家的大本营。为了寻找收割发财机会，他们趁机制造恐慌，先是炒银元，接着又转向大米、纱布和煤炭。

最贵的时候，一石大米从11700元，短短不到一个月就被推到了65000元。

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老百姓穷得为一日三餐发愁。

最终中央选派“红色掌柜”陈云奔赴上海，通过“两黑一白”战争，才成功把上海的经济从这群旧势力手中抢了回来。

如果说清政府后期，上海是列强租界的上海；国民党时期，上海是资本家和军阀们的上海；那解放战争后，上海终于变成了：

人民的上海。

03

对于“只给本地人发菜，外地人没有”的现象，上海市政府最新回复中，已经明确表态：不可以这样做。

“如果发生了的话，可以来电投诉。”

但很多人依旧关心的是，那个这样做的浦东某村，为什么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后续处理。

难道在一些人心中，现在的上海依旧是“地主老爷”的上海，不是人民的上海吗？

很多人可能忘记了，现在不给外地人发菜的浦东某村，其实自己成为上海人也才不过30年。

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浦东前，当地有一句流行语：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如今竖立着上海地标建筑东方明珠塔的浦东陆家嘴，开发前还是一片荒草农田。

“浦东开发是一首雄壮的交响曲，它的总谱是邓小平谱写的，指挥是党中央和上海市委。”

1990年浦东开发，巅峰时同时开工工地超过3000个。

先是牵头引进外资、合资，发展起来后，国家紧接着又放松了对上海的税收收缴义务，让上海财政有钱继续进行基建升级，这才有了徐匡迪时代和“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可以说，上海在中国有如今的地位，不只是上海成为了上海，也是人民选择了上海。

1993年，上海平均每天有外来人口331万。

2021年，上海有近2500万常住人口，其中1000万都是非沪籍。

他们同样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这座城市而奋斗。

总设计师说，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成共同富裕。

什么时候先富可以歧视后富了？

尾声

当然了，某一区、某一人的拉胯表现，并不能拿来代表整个城市。

就像去年6月，北京一位大妈在公交车上因为一年轻女孩让座不及时，破口大骂：

“长得就不像北京人”，“上北京要饭来了”，以及那句经典的“我是正黄旗，你看看奶奶的通天纹？”

大清都没了，正黄旗也不骑马了，坐公交都刷上敬老卡了，大妈还搁那找优越感呢。

说实话不仅我觉得可笑，我身边的北京同事也觉得很可笑。

改革开放都44年了，现在还以一副“地主老爷”的视角来审视他人，应该是一小撮除了户口从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人了吧？

参考资料：

《朗朗上口的“魔都”一词，竟出自这位日本作家之手》，发布于“澎湃新闻”

《《八佰》不只有英雄，还有谎言和人渣》，发布于”乌鸦校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