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事大、无常迅疾”： 短暂的人生如何更有意义——有感于清明节的“精气神”_风闻

王家范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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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有感于清明节的“精气神”》

王家范先生

在中国古老的二十四节气中，唯有“清明”演化为一种民俗意义上的节日。从唐宋以来，人们逐渐把起火（寒食告终）、踏青（修禊消灾）、扫墓（祭祀先祖）等多种古老风俗集合于清明时节，久久扎根存活在民间生活里。将清明设置为法定假日，赓续传统，顺应民意，大家都比较满意。

激活传统节日，事情还只是开头。把节日升华为有教化意义的民间活动，事非容易，不可小视。如何把活跃在民间的风尚习俗从文化意义上加以提升，成为一种培育提高人的品格和民族素质的教化活动，古来的知识分子不乏讨论。在中国，文化的本义就是要顺应人的本性（质），加以引导、校正、提炼、升华，循循教诲（文），化之为“文质彬彬”，成为精神与行为日臻向上的文明“君子”，而非屈从原始本能冲动、专事“吃喝玩乐总动员”的“小人”。古来贤哲从来看重这个过程，谓之治国根本、民治先务。为民治国，教育反人性，殊不可行，无待饶舌。若是一味媚合浅薄的民风，放任人性之不善泛滥，其祸害非同寻常，警世的议论在古书上也遍处可见。

现在祭祀孔子的场面越来越豪华，殊不知先师断不会因此而感到特别高兴。先生早就警示过：“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所指者，治丧与祭奠都包含在里面。黄六鸿是史景迁在《王氏之死》里特别表彰过的清初郯城“模范”知县。他就坚持州县长官不应该只关心财政收入和地方治安。治理地方，必须以民为本，“教养”两字当头，“雍熙之治”的理想才可能实现。民无以养，不能仰事俯育，走险抗迫，势所难免；民无以教，不知孝悌礼义，犯上作乱，必无所不为。因整饬风尚，针砭时弊，就说到治丧与孝道的话题上。黄氏深有感触地说：“与其死后多金之费，何如生前一七之甘？甚有亲疾尝药之未闻，一旦归泉，空作荐亡之佛事；含殓附身之未谨，诸亲送殡，反装优会以饬观。”（《福惠全书》）现在听到的情况，也有比过去更甚者。父母一息犹存，子女已迫不可待，攘夺争吵于病榻前，不顾濒死尊长作何感慨；坟前竟为遗产重启纠纷，詈骂与拳脚相加，亲情亦随冥纸灰飞烟灭。

由此我也就想到，许多人过清明节，却未必都能在文化内涵上正确理解清明节的“精气神”，使之变得对自己、对子女有更多的教育意义。

民俗大凡源起于普通人日常生活里产生的心理需求，例如消灾、祛邪、避祸、祈福、许愿、求助等等。仪式是有形的，也总是表面的；节日借仪式而存活，但若没有内在的精神要求灌注其中，就只能停止在原始的心理水平上，难免于实利而浅薄。有文化与没有文化，在这点上就显示出境界的高下悬殊了。例如，原来消灾祛邪、巫术意义上的“修禊”，在王羲之时代还独立存在，但已经演变成一种文人聚会娱乐的性质。即使如此，“书圣”在赞美大自然之美、挥洒豪放之余，没有放弃对内涵深层的人生意义的追问。大家读《兰亭集序》，行将结尾之前，不是煞风景似地说出了一段感慨：“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就是对民俗的文化意义加以提升追问的一个极好事例。

我以为，清明节的民俗，实际上也是一年一度最能贴近不断呈现“死生事大、无常迅疾”主题的特殊时节，是这一节日特具的精神气质。什么节日都可能被取消、被淡化，它却始终存活延续，就是因为清明节纪念的对象是“死者”，而“死”又是每个余生者人人都要平等地接受的终局，就像王羲之说的，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悲夫！”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扫祭之时，站在生死咫尺相隔的边界上，谁可能不想到这个严峻的生命主题：短暂的人生，如何过得更有意义，上对得起父母授以肤发，下有益于子孙未来前程？记得有人告诉我，当一个人由死而想到生，而不是苟延残喘地由生老病死走到终局了结，他的人生哲学才会变得十分深刻。我不知道这是哪位西哲说的，也不想抽象地发挥这层曾震慑过我灵魂的大道理。

兹举两例，说明古人是如何将尽孝道与为人做事联系在一起，真正严肃地对待“死生事大”的命题，把对先人的纪念不止停留在仪式上，而是延伸为一种有益于活着的人实现生命价值的生活启迪。

明朝万历年间担任过山东、陕西、山西地方长官的吕坤，所任之处，无不以教化为重，有《新吾先生实政录》传世，被视为官员教育的优秀范本。其先母生前痛目失明，“四望一无所见，辄以头触壁号哭，不食者三日”，百般设法，让“瞽妇弦歌以娱之”，心情渐安，进食一年，平静死去。他除了每年祭祀至诚之外，“每念先慈失明之苦，见失目者乞食，恻然悯之，给食倍于诸丐”。在山东分管济南地区时，他四处收养流亡的盲童，男的教授说书卦卜，女的置乐具，教以弦歌，使之自食其力，不至行乞于途；待其成年后，凡有合适者，政府出资助其配为夫妇。史称吕坤将此法“行政于郡邑，（所至之处）翕然成风”（《去伪斋文集》）。这就叫做推己及人，把对死去父母的孝心祭祀，升华扩充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吕坤退休后，晚境已至，犹以为此举对得起父母的培育之恩，特载书于文集之中。

寻常百姓，也未尝不能将孝心升华出一种精神的境界，充实为对别人、对社会有益的善举佳德。

话说晚清年间，常熟有一沈氏家族，其父多次考进士不举，归来长叹：“穷达天也，得失命也。一息尚存，志不容懈。不得于吾身，必有继吾志以起者。”其后因嗣子病殁于前，临终时只得向侍候身旁的次女表达遗愿：他日若有“声著痒序”者，“岁时来展吾墓，我当含笑于九泉！”此女果然不负父托，十余年间，“节衣缩食，纺织不足，复典质钗钿，别置田百亩有奇”，作为墓产，名之曰“茂才田”，族中不论支派远近，凡入县学、赴试举者，均以所入田租资其日用与盘缠（入至民国，科举虽废，此女改规则为“津贴学生游学学费”，只是要求“凡受津贴之学生，于冬夏择日别具酒食、香楮，雇舟亲行致祭，久勿懈怠。”）此女真正是将其父一人一身读书成材之志，扩大为一族代代相继的大志，将父亲生命的意义延续施惠于后世。其内侄兼子婿在《茂才田记》文中更说得好：“未有子弟不勤学、不立品而家有可兴者，更未有不学无术，出而有益于国者，然则吾外舅谆谆培植之至意，为一族计，亦岂第为一族计哉？”（《虞阳沈氏支谱》）我以为，这都是懂得“生死事大”、生死意义相印相证的有觉悟者。联想到今之某地方官员，平日刻剥百姓无人性，为亲属送葬，却要向人展示“天下孝子第一”，竟然公车十里排列，彩电冰箱纸札满载于途。如此炫耀式的小家子“孝道”，不止应愧煞于百余年前弱女子坟前，他为后代、为社会风气树立的恶劣“榜样”，亦足令死去父母蒙羞于泉下，此即谓之无文化、无教养。

先贤常说：察风观变，可以知朝代之兴替。风气为社会进退之枢纽，劝善非一日之功，而崩坏则须臾即就。今之为民执政者，与我等从事教育工作者，岂可轻忽哉？！因“清明节”之放假，念及政治与文化如何达清明之境，不由感慨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