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雷激荡下漳州 ——漳州战役九十周年纪念之一_风闻

       谨以此文，纪念参加过漳州战役的红军将士们，尤其是牺牲的烈士们！

写在前面的话

      发生在1932年4月的漳州战役，距今已过去整整九十年。有关论述这场战役的专著及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笔者认为比较好的是珍夫先生所著的《漳州战役纪实》——该书不仅较为客观真实地再现漳州战役的大致过程，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其时毛泽东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矛盾与斗争。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好的文章也存在瑕疵，该书对一些史实考证得不够细致，有些文学性具体描述未提供出处。因此掩卷之余，难免给人留下某种遗憾和意犹未尽的感觉。

      笔者的父亲是这场战役的亲历者——其时为红四十五师第一零三团机枪连司号员，欲以红军战士的后代和一名业余党史军史爱好者的视角，审视漳州战役的前因后果以及漳州战役期间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即可作为对之前有关漳州战役论述缺憾的补充，亦可加深对漳州战役历史意义的理解。

                                                                                                         于2022年4月1日夜

发生在九十年前的漳州战役，是红军时期的一场著名战役。令人感叹的是这场战役的发展进程，可谓一波三折——经历了毛泽东提出向东发展策略被否定坚持打赣州，到赣州战役失败东进战略再次被提出又再次被否定后，在敌我态势不利局面下方同意东进并逐步演变成漳州战役的复杂过程。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向东还是向西发展的战略选择方面的冲突与分歧，实际体现的却是历史框架下“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审时度势量力而行革命路线之间的争拗。实事求是地说，漳州战役正是经过毛泽东的苦口婆心与不懈努力，抓住敌我态势发生变化契机才得以实现的。由于战略选择正确战术部署得当，东路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不仅取得了战役的空前大胜，而且开辟了闽赣苏区大发展的崭新局面。

       令人遗憾的是，漳州战役的胜利并未能扭转苏区中央局某些领导的错误认识，其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断遭到指责与批驳，时至当年10月的第一次“宁都会议”上，毛泽东不但遭到严厉的批判，并被逐出了苏区中央局核心领导圈，丧失了指挥红军作战的权利。随着毛泽东的靠边站，临时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渐占据上风，使得闽赣苏区良好的发展势头不久就被遏制。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闽赣苏区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是占据绝对统治地位！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一方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闽赣苏区，从起初的向湘鄂赣转移演变成漫无目的的“西征”。历经“湘江战役”等一系列痛苦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才意识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后，中央红军才逐步踏上正确的道路，最终取得万里长征的胜利。

    通过以上历史进程不难看出，漳州战役是闽赣苏区发展历史中的分水岭——由于惯性作用闽赣苏区的发展到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达到鼎盛。可惜的是好景不长，随后闽赣苏区便开始进入下坡路——在不到两年时间的时间内，朱毛红军及苏区人民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地便丧失殆尽！所以，今天重新审视漳州战役的来龙去脉以及胜利的取得，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那么，围绕漳州战役都起过那些波澜呢？又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

一、战役背景

      1932年3月上旬的一天，在瑞金城东十余华里的东华山古庙外山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根据《毛泽东年谱》中的记载，匆忙赶来的是临时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项英，受周恩来委托特地来请毛泽东下山——“项英谈了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情况，并转交了中革军委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注1）项英离开后，毛泽东随即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赶赴赣县的江口圩。

      大概因为突然天降大雨，毛泽东下午三时才开始下山。按照某些文章的说法，毛泽东冒雨赶到瑞金城后，安排警卫人员抓紧时间喂马、准备雨具火把的同时，自己则去找已调到红军学校当教员的郭化若，让他用红军学校的无线电台，将用兵方案电告正在前线指挥的朱德等。可惜的是，这段记叙却很难经得起历史的推敲——郭化若非但在其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此事，而且明确地记叙他是当年6月才被调到红军学校的。当晚，毛泽东等骑马经西江、小密，进抵于都的黄龙后换乘小木船，顺贡水下至江口圩。

      毛泽东抵达江口中革军委前线指挥部时，赣州战役已告失败，参战的红军部队全部撤离战场，集中到赣州城以东只有十几公里的江口乡附近及以南地区休整。毛泽东简要地了解了赣州战役的前后情况后，郑重向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检讨赣州战役并研究下一步战略发展方向。这次会议即史称的“江口会议”，漳州战役的大幕由此徐徐拉开。

      红军主力在江口停留期间，除了“江口会议”之外，还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其时中革军委下达的对红五军团进行分编的训令。从这个训令下达的时间点以及出台前采取的措施及内容等不难看出，显然源自其时苏区中央局的某些领导对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及其有关将领心中的疑虑。

      为行文方便及有助于阅读，话分两头，先来论述扩大会议。

（一）江口会议

      关于毛泽东出发及抵达江口圩的时间，可能是由于文献史料等都含混地记载为3月上旬，故有关著述出现了两种的不同说法：一种是，毛泽东的出发时间被认为是6日，赶到江口圩的时间为8日上午。而另一种说法则是，毛泽东于9日下山，12日上午抵达位于江口圩。笔者倾向于前一种说法，主要理由是：4日红三军团最后一次攻城失利，7日凌晨国民党军出城反击，当晚红军攻打赣州的部队撤围。8日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正式下令结束赣州战役。所以，如果毛泽东9日方下山——其时赣州战役已结束，怎么可能建议将红五军团投入战斗？而且毛泽东自始至终，一直是反对硬打赣州的。从瑞金城到江口圩的路程，约为一百公里之遥，因此毛泽东下山的时间应为6日，否则8日上午无法抵达。

      笔者之所以要考证毛泽东下山及抵达时间，当然不会无缘无故——这与中革军委与总政治部分编红五军团和“江口会议”有着莫大的关联，尤其是“江口会议”——根据明确史料记载，此次中央局扩大会议是有毛泽东经过调查后，向周恩来等提议在前方召开的，主要目的是检查打赣州的问题以及研究下一步的战略选择。吊诡的是，不仅毛泽东下山及抵达江口圩的时间没有明确记载，就连“江口会议”的起止时间同样如此。

      有关“江口会议”确切的起止时间，所留下的文献资料中并无明确的时间记载，只是笼统地记载为是年的3月中旬。按照赣县县委党史办的考证：“江口会议应以三月九日到三月十三日（正式开会时间）。”（注2）但这很难经得起时空的推敲！根据战史记载，赣州战役是于7日下午方将出城反攻的敌军逼退。红军参战部队当夜开始撤离战场，几万大军须交替掩护，最少一天时间才能安全后撤到江口一带。根据文献资料记载，会议是毛泽东向周恩来提议召开的，而且会议扩大到各军团的主要将领。所以，即使8日下午做出召开会议决定，推断会议最早开始时间不会早于10日——根据《任弼时年谱》中的明确记载：“3月8日 和陈琮英在汀州重逢。”（注3）从瑞金到江口圩的路程二百华里出头，毛泽东等日夜兼程走了一天半，而从汀州至江口圩的路程足有三百多华里，所以即使任弼时9日一早开始出发，最快也要两天才能赶到！由此推算，10日后开会才是真实可信的。

       另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的16日“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对植树运动的决议。”（注4）以及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于17日发布《关于攻取赣州的意义及教训的训令》和中革军委于18日依据“江口会议”决议发布的军事训令推断，“江口会议”的结束时间当在15日前后——这也从侧面佐证，会议大约在10日后召开的，如果会议的确持续了五至六天的话。从相关文献资料中透露出信息以及有关文章及著作的描述来看，“江口会议”只有两项议程：一是对赣州战役的得失进行检查，二是研究决定红军主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里的疑问是，既然只有两个并不复杂的意向，为什么会议竟然开了如此长的时间？这当然是因为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毋庸置疑的是，争执的双方，当然是毛泽东与项英、任弼时及顾作霖等。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会议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对赣州战役的评价问题。其时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大员们，似乎对攻克赣州城依然不死心！这从当时红军主力撤离赣州后进行休整的地区可瞧出些许端倪——红军主力只不过向赣州城东北转移了二十余公里，主要集中在江口圩以西及以南地区。江口圩位于赣县的东部，平江和桃江两条支流在这一带汇入赣江上游的贡水，缓缓流向西南方的赣州城。这里距离赣州城虽然近在咫尺，但早已属于红（苏）区的范围。这足以证明，项英等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们对打赣州还是恋恋不舍，更重要的是，他们固执地认为，打赣州是临时中央的旨意，何错之有？！

       毛泽东之所以建议周恩来召开扩大会议，当然是心有所图——在之前研究攻打赣州的中央局会议上只有他和朱德不同意打赣州，因此想通过会议扩大到个军团主要将领来增强质疑攻打赣州的声势和力量。出乎意料的是，听完各军团的汇报——尤其是红三军团有关作战损失后，毛泽东指出强行攻打赣州城是十分错误的，但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等中央派下来的大员们拒不承认打赣州的失败，强词夺理地说攻打赣州依据的是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所以这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并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从赣州撤围并不等于不再打赣州了，甚至强硬的提出只要时机成熟，还要继续攻打赣州。大概是因赣州战役的失利，作为前线指挥者的朱德不好说话，而林彪等将领第一次出席这个级别的会议又是列席，未见有他们发言的记叙——恐怕也很难站出来批评上级。因此项英等人仗着人多势众、又秉承临时中央的旨意，不但一个接一个轮番发言并对毛泽东展开围攻。

       1931年11月，在瑞金的苏区中央局领导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图片取自网上）

       据说在会上与毛泽东争论最激烈的，除了项英就是顾作霖——笔者猜测，攻打赣州之前说“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很可能就是这个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兼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的顾作霖了！据说这俩人在此次会议上，不但激烈反对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还时不时地用一些难听的话语进行讽刺和挖苦！他们对毛泽东的态度到底有多恶劣，时任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的郭化若在其回忆录中有一段描写——在之前举行的总结第三次反“围剿”的会议上，“有人指着鼻子骂毛泽东同志是‘富农路线’、‘狭隘的经验论’。我记录都记不下去了，……”（注5）毛泽东的这个“狭隘的经验论”虽然是拜任弼时所封（注6），但任弼时说话原则性较强，大概还不至于指着毛泽东的鼻子“骂”！而项英虽口无遮拦但毕竟文化水有限，比起时年只有二十四岁、上过大学满口马列的顾作霖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大约“富农路线”及“狭隘的经验论”之类的词语很难脱口而出。

       最令毛泽东意外的是彭德怀！按理说对于赣州战役的失败他应当深有感触，可他不但不支持毛泽东，依然毫不悔改地站在项英等“左派”一边——主张再打赣州！更离谱的是，彭德怀的态度十分强硬，甚至在争论中火力全开——毛泽东后来形容道：“……，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俩个人斗。……。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注7）由于彭德怀一味固执地支持项英、顾作霖等的错误观点，朱德等及其他与会的红军将领又未表态，因此毛泽东不仅在会上势单力薄，简直成了成了孤家寡人！如此一来，毛泽东试图通过对赣州战役的战略失误提出批评，以便扭转“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意图的预想便付之东流。

       多年之后，彭德怀在其《自述》中不无遗憾地回忆道：“当时我如支持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局可能会重新考虑。”（注8）对于其时支持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等人的原因则解释为：“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的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注9）可造成的恶劣后果是，由于无人支持，毛泽东只能放弃“抵抗”——转而婉转地指出：赣州久攻不克已成事实，即使拿下恐怕也很难守住，并将赣州比喻为鸡肋，诙谐说留给蒋介石去啃吧！可这样一来，不仅使他对赣州战役唯一作出正确判断的观点和意见无法得到伸张，反而使拒不认错的项英、顾作霖等的错误观念变成了正确的！于是毛泽东随后，不得不忍受任弼时及项英等人的严厉批判，并被横蛮无理地指责为反对攻打赣州是严重“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最终，江口会议以“红军这次攻赣，是依照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作为对赣州战役失利的最后结论。

       会议接着开始研究第二个议题——在研讨下一步往哪个方向发展时，继续坚持“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攻占一二个中心城市就成为理所当然——项英等多数苏区中央局的成员主张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左近的中心城市。彭德怀又放了一炮，提议红军主力开到湖南去。毛泽东对这些主张表示坚决反对！认为红军主力应撤回根据地，一边肃清白匪的土围子，一边休整部队，筹备粮草和辎重，为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做准备；同时提出，在闽西、赣南两苏区连成一片的大好形势下，即应有计划的向赣东北发展——继续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使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扩大与巩固。但这显然与临时中央“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左倾错误方针相抵触，于是项英、任弼时等人“反而批评说这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注10）认为下一步红军主力应夹赣江而下，“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尽快将赣江两岸的苏区联成一片，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实现中国革命在江西省的首先胜利。

       在会议结束后的3月17日，王稼祥在以总政治部名义发布《关于攻取赣州的意义及教训的训令》中，不但拒不承认赣州战役的失败是方针策略的失误，反而不点名地变相批判毛泽东。18日，中革军委依据“江口会议”精神发布新的中革军委训令：任命林彪为红一军团及中路军总指挥，聂荣臻由总政副主任调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统领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为西路军，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中路军（红十四军另有任务）和西路军夹江而下——在赣江东、西两岸活动，以便逐次夺取赣州、吉安、樟树等赣江流域中心城市，实现革命首先在江西省胜利的任务。

       俗话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尽管毛泽东提议召开“江口会议”的设想没有实现，未能达成从战略上扭转“左倾冒险主义”的目的，但时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一个举动，为之后的漳州战役留下转圜的余地——朱德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提出，他留在苏区指挥红十四军等部，建议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军委委员的身份跟随中路军行动，项英、顾作霖等人虽欲反对，见周恩来点头表示同意后只好作罢。19日，中路军所部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离开赣县向宁都集中。

（二）分编红五军团

       1932年3月12日，中革军委突然发布训令，对红一、三、五军团进行重编：“现为指挥作战便利起见，特将各军从新编成一、三、五军团。以四军、十五军编为一军团，……。以五军、七军、十四军编为三军团，……。以三军、十三军编为五军团，……。”并“着各军团、各军务于三月二十号以前编制完毕，具报本会存查为要。”（注11）中革军委的这个《训令》，明显是专门针对红五军团的——总政治部在头一天（3月11日）下达给各军团政治委员关于分编问题的指示信中毫不避讳，头一句便开门见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把五军团分编。五军团三个军分开，以十四军编入三军团，十五军与四军编一军团，十三军与三军编五军团。”（注12）

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图片取自网上）

       鉴于“指示信”是下达给各军团政治委员及政治部的，间隔《训令》下达的时间只有一天，加上政治纪律的约束，很可能对宁都起义将领保密。因此不难想象，这个突如其来的《训令》，对于刚加入红军不到三个月的红五军团及其总指挥季振同等而言，不啻为晴天起惊雷！此时距离红军赣州战役失利，也不过仅仅过去五天。实事求是地说，红五军团在这场战役中是立下大功的——若无红五军团的及时投入以及拼死搏杀，担负攻城任务的红三军团恐怕很难逃脱惨败、甚至全军覆没的命运！

       那么，中革军委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非要将首战即立下战功的红五军团拆散呢？所针对的主要是那支部队呢？换言之主要针对的又是谁呢？通常说来，即使需要分编，也应保留队伍的骨干——也就是主力。无复赘言，红五军团的主力是红十五军——该部队不仅武器装备要强于其它两个军，而且在原二十六路军中就是第一主力。但在总政治部下达的“指示信”中，明确地指示要将红十五军划归红一军团，保留在红五军团的是红十三军。熟悉红五军团历史的大都晓得，红十五军的前身是原二十六军的第七十四旅——季振同的基本部队，红十三军改编自原董振堂的第七十三旅。稍微动动脑子就会明白，将红十五军调离红五军团显然针对的是总指挥季振同——通过釜底抽薪，切断他与其嫡系部队的联系。

       中革军委为何要采取这个措施呢？当然不会是毫无来由的！中共第二十六路军特支发动宁都起义时，为能促成第二十六路军全军参加暴动，故临时抱佛脚，硬是通过赵博生等做工作，极短时间内将季振同及其所部第七十四旅拉进起义队伍。由此不难看出，季振同及其所部参加起义的信念，相较于宁都起义骨干董振堂及其第七十三旅明显要薄弱。此外，季振同起义前一直与冯玉祥保持有联系，且一直保有借道红区返回北方的企图。加上中共之前发动的南昌起义因蔡廷锴部的反叛造成失败的教训记忆犹新，因此对季振同及其所部起义的动机及是否会反水，苏区中央局某些领导始终心存疑虑。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红五军团在九堡整编时中革军委没有分编，反而在赣州战役失利后突然下手呢？这当然与赣州战役有着莫大的关系。

       正规出版的军史中，有关赣州战役最后一天（3月7日）的战斗，基本上都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例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的记载为：“特别是红5军团第13军及时驰援，全体官兵以高昂的斗志和奋不顾身的精神，用大刀同敌人肉搏，掩护攻城部队撤至白云山、天竺山一带，迫敌停止在小南门外柑子园、刘家营一线。随后红军撤围赣州。”（注13）而《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史》中的记叙大同小异：“激战中，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率警卫营和第五军团第十三军赶到，在天竺山、白云山一线以大刀同敌展开肉搏战，掩护攻城部队撤出战斗。”（注14）上述记载给人的感觉是，似乎红五军团第十三军冲上去没多久，三下五除二就将国民党军的进攻部队打退了！然后红军就从容撤围走了。可国民党军嫡系陈诚的第十一师有那么好打吗？如果这么好打，为何不一直尾追打进赣州城？！实际天黑之后，红军攻城部队便开始从战场撤离。

       根据此战亲历者，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方强回忆：“7日凌晨4时，敌人分3路对红军进行反击。两路从城内反击，一路沿章水向红军左翼迂回。”（注15）“我团撤至南门外时，又与从章水渡河迂回包抄过来的敌军遭遇。……。在血战中，红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有的部队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有的红军战士拉响手榴弹愤怒地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注16）“当时，敌军死死咬住我攻城部队不放，我撤敌追，我反击敌后退，就这样我们同敌人反复进行了20多次反击战。……。7日上午，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率警卫营及总预备队红5军团第15军赶到增援。当日下午3时，第15军投入战斗，在天竺山、白云山一线同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们在发扬各种轻重武器杀敌的同时，充分发挥了红5军团的特长，全军赤膊上阵，手持闪闪发光的大刀冲锋前进，勇猛砍杀敌人，从而击溃了敌人，打退了敌人的反击，掩护了我攻城部队撤出战斗。”（注17）

       那么，到底是红十三军还是红十五军援救了赣州城下的红三军团？综合史料记载和亲历者回忆，前来救援的主力是红十三军，但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红十五军！

       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中革军委3月1日赶到赣州前线后，重新调整了红五军团的作战部署：将红十五军调至赣州城西南侧的沙石埠（镇）一带——由漳水南岸的五里亭至三江口一线设置阵地，阻击可能南渡的来援之敌；红十四军部署在赣州以北、赣江东岸储谭的南北一线，控制赣江右岸并威胁和牵制陈诚（罗卓英）部侧后；红十三军则配置在赣州城东南侧的华子林一带，作为由中革军委直接掌控的总预备队。中革军委这个部署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全力掩护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城！3月5日拂晓，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所部，发起第二次对赣州城的总攻击！可由于攻打西门和南门坑道进水，致使棺材炮受潮无法点燃，无法发动进攻。而负责攻击东门的红七军虽然爆破成功，但因敌第三十二旅黄维部已进入赣州城，已得到增援的敌马崑兵力充足，故红七军连续发起四次冲锋都未能成功！至此，不但红三军团已无力继续攻打，中革军委也束手无策。

       7日凌晨四时，主力已到达的敌罗卓英部，开始向红军攻城部队进行反击！由于红三军团缺乏准备，三路敌军同时发动进攻，部队一下子被打乱——失去有组织抵抗！尤其是攻击西门的红一师，由于师部遭袭被打乱指挥系统，损失惨重——连师长都被俘。各团只能各自为战，相互掩护后撤。天大亮之后，朱德发现战场形势不妙，果断将总预备队投入战场反击。上午九时许，由华子林匆忙赶到的红十三军主力立刻进入战场，在天竺山及白云山一带，同敌第三十二旅黄维部两个团及马崑部一个团大部，展开激烈的短兵相接！由于敌军兵力过多，一时间形成相持不下的僵局，朱德不得不亲自率领总部警卫营也加入战斗！可尽管如此，依然未能扭转战场的颓势！危急时刻，突然一支人马，从赣州城西南侧冲杀过来！尽管这支部队只有一千来人，但由于手持的武器多为花机关（冲锋枪）加大刀片，正在赣州城西南与红三军团第一师等部短兵相接的敌两个团，很快就顶不住败退到赣州城下。此时，在城楼上指挥的黄维等见势不妙，立即下令攻击天竺山、白云山一带的敌军回撤！在位于城墙上的重机枪等火力掩护下，沿小南门外的柑子园、刘家营一线设立临时阵地。

       那么，这支扭转战场态势的红军部队来自何方呢？请先参考下图，通过红三军团各部的位置及攻城的过程，来直观地了解一下。

       此图为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城的大致过程：敌军反攻之前，红三师已调至红二师的侧后。右下角的天竺山与白云山一带，是7日双方混战的主战场。红一师的战斗，主要发生在城西门至南门之间——即本图的左下角。由此可确知，那支从西南侧边赶过来的援军，只能是位于五里亭一带的红十五军所部。由于红十五军的这次出兵救援是因情况紧急擅作主张，事先没有得到上级批准，因而战后遭到追究并被审查——“就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师长苏进调动部队引起了怀疑，被认为有‘反水嫌疑’。**在战况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他被立即撤职，反复审查，后来将工作调整为红军大学教员。”（注18）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苏进是在赣州战役尚未完全结束时被撤职审查！不久，红四十三师师长卢寿椿，也被撤职审查。

       苏进之所以遭到审查，是被怀疑有带队拖枪“反水”的嫌疑！那卢寿椿呢？显然是因为出击援救的部队中，有一部分是从他的部队中抽调的——红四十三师是以原季振同七十四旅第一团为主改编的，只有该团装备的全都是花机关（冲锋枪）。依据苏、卢二人后来行踪推测，对他俩的审查似乎是不了了之——笔者猜想，一是肯定向上级打过招呼的，因为政委就在旁边；二是毕竟是援救有功，又未发现二人有“反水”的真材实料。可即便是这样，二人的嫌疑却始终没有被消除，卢寿椿被调到红校任军事教官，苏进则被任命为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总队长。红四十三师及红四十四师师长职务，则分别由李青云和王鸿章接任。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红五军团、尤其是红十五军强悍的战斗力，不仅震惊了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同样也震撼某些始终对季振同等持怀疑态度的中央局领导！假若这支红军中兵力和装备最大、最好的部队一旦来个“窝里反”——“拖枪反水”，整个苏区岂不危险万分？！这应该就是要强行、尽快分编红五军团基本原因和逻辑——不难想象，分编的决定肯定是在王稼祥11日下达分编问题指示信之前做出的，再加上如此重大的事情必须经苏区中央主要领导的批准，所以决定很可能是在8日最迟9日做出的。如果仅仅是对红五军团进行分编，估计季振同等恐怕只能在心里嘀咕——毕竟王稼祥在指示信中对分编做了貌似公允的解释，可后续采取的措施就更加令人瞠目结舌——要红五军团上缴驳壳枪！毫无疑问，主要针对的是红十五军——其它两个军只有个营级手枪队，据说被调出的驳壳枪有三千多枝！

       苏区中央局及中革军委采取的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措施，要说是对红十五军的关心和爱护恐怕很难说得过去！若说季振同和黄中岳等不会产生负面情绪大概没人敢相信——之后不长时间，季振同便提出离队前往苏联学习的申请。

      注释：

      注1：见逄先知等著《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第398页。

      注2：见赣县县委党史办1988年4月编纂的《江口会议及东（中）、西路军的成立》，附件之十九“江口会议时间的考证”一文。

      注3：见《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第182页。

      注4：见逄先知等著《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第399页。

      注5：见《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88页。

      注6、7：见《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注8、9：见《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183页。

      注10：见《中区风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一版，第182页。

      注11：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一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288、289页。

      注12：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一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289页。

      注13：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01页。

      注14：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180页。

      注15：见《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第108页。

      注16、17：见《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第109页。

      注18：见钱江著《胡耀邦与苏进将军》，“苏进积案的来龙去脉”一节—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http://www.hybsl.cn/huinianyaobang/huainianwenzhang/2010-07-29/215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