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鲁南，插队时期，种出来的粮食9成得交给国家，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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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的未来
•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安徽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农民是穷了点，但那不是生产低下的结果，而是国家工农业剪刀差政策和粮食收购过分超出了农民的生活必要的极限

我在鲁南，一个山村插队五年，当地一千多人学大寨修起了巨大的水库改造了三千多亩坡土地，实现一年两季主粮种植，一亩麦子可以收600斤，再产一季玉米能达到800斤两次收成产主粮1400斤，但分给农民的口粮一年只有人均2斤小麦，五十斤玉米，还有几百斤地瓜，生产队里有纸厂，油桶厂，几万只鸡的养鸡场，有十几台拖拉机两辆大解放，还有几百头养猪场，有自己的马车牛车队，还有一个机械加工厂。

基本的分配制度，把粮食的90%交国家，完成国家统购任务，集体的工业运输和农业副业收入归队集体所有，但分给社员的连温饱都不够，一个壮劳力出工一天十几个小时干一天只能挣7分钱，但是无论交公粮还是集体经济都是极大的规模，农业财富因为这种分配方式，极大地流向国家和集体，但社员却温饱不足。

那个时候的穷主要还不是农业工副业生产力低，主要还是分配方式不合理造成的，后改开了，说把集体经济改成了个体农户的单干就变得好了，这不太靠谱，单干后如果国家还是按照过去的分配方式对待农民，他还愿意包产到户吗？

如果把农业分配制度改成现在的，卖给国家一点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我相信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率一定比个体农户的单打独斗要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