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到地方路径——对“地方路径”研究若干质疑的回应_风闻

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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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在《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中，以内陆腹地的成都为例，考察了李劼人、郭沫若等“与京沪主流有异”的知识分子的个人趣味、思维特点，提出这里存在另外一种近现代嬗变的地方特色。这一走向现代的 “地方路径”值得剖析，它与风姿多彩的“上海路径”“北平路径”一起，绘制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丰富版图。沿着这一方向，我们有望打开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同年1月，《当代文坛》开始推出我主持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学术专栏，邀请国内名家对这一问题展开多方位的讨论，到2021年年中，共发表论文33篇，涉及对四川、贵州、青海、安徽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昆明、武汉等市，以及江南、华南、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晋察冀、绥远等不同时期的各种“地方”的观察，也有对作为方法论的“地方路径”的探讨。2020年9月，中国作协创研部、四川省作协、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当代文坛》杂志社还联合举办了“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学术研讨会，国内知名学者与专家就这一主题的诸问题深入切磋，到会学者包括阿来、白烨、程光炜、吴俊、孟繁华、张清华、贺仲明、洪治纲、张永清、张洁宇、谢有顺等。2021年10月，中国现代文学理事会在成都召开会议，会议主题也确定为“地方路径与中国现代文学”，线上线下与会学者100余人继续就“地方路径”作为学术方法的诸多话题广泛研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主题会议还得到了首次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的支持。

经过了连续两年的酝酿和传播，“地方路径”的命题无论是作为理论方法还是文学阐述实践都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仅以《当代文坛》“地方路径与现代中国”专栏两年来的专题讨论为例，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学界对这一话题的反应：“地方”引发了文学空间的扩展，其中江南、华南、绥远，及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作为空间的“地方”推动了学者对邻近问题的联想，例如刘大先提出的“族群” 问题等；当然，也有对“地方路径”话题予以提醒、修正的声音，包括李永东对“去中心化”的不同意见，张全之对“地方” 视角有限性的揭示等。在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继续推进的工作恰恰可能是更加冷静和理性的反思，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文学批评的尝试。就像任何一种理论范式的使用都不得不经受“有限性”的警戒一样，“地方路径”作为新的文学研究方式究竟缘何而来，又当保持怎样的审慎，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同时，这种重审“地方”的思维还可以推及什么样的领域，带给我们其他什么样的启发，对此我们也可以在更多的方向上加以尝试。

一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论语》的古训。195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发现了“概念”之于历史事实的重要意义，开启了“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的研究。我们的相关研究中其实也存在着一系列相互联系却又颇具差异的概念——地方文学、地域文学、区域文学、文学地理以及我所强调的地方路径。它们绝不是同一问题的随机性表达，而是我们对相近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的不同的关注和提问方式。

虽然“地方”这一名词因为“地方性知识”的出现而变得内涵丰富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实际使用当中，“地方文学”却首先是一个出版界的现象而非严格的概念，即学界对它本身一直缺乏认真的界定。地方文学的编撰出版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升温，但凡人们感到大中国的文学描述无法涵盖某一个局部的文学或文化现象之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它放置在“地方”的范畴之中，因为这样一来，那些分量不足以列为“中国文学”代表的作家作品就有了郑重出场、载入史册的理由。近年来，中国文学史著撰写相对平静，各地大量涌现了以各自省市为单位的地方文学史，不过，这种编撰和出版的行为常常都与当地政府倡导的“文化工程”有关，所以其内在的“地方认同”或“地方逻辑”往往不甚清晰，不时给人留下了质疑的理由。

这种质疑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区域文学”与“地域文学”的分歧。学界一般认为，“地域文学”就是在语言、民俗、宗教等方面的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共同体形态，这种地区内的文学共同体一般来说历史较为久远、渊源较为深厚，例如江左文学、江南文学、江西诗派等；“区域文学”也是一种地区性的文学概念，不过这样的地区却主要是特定时期行政规划或文化政治设计的结果，如内蒙古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京津冀文学等，其内在的精神认同明显弱于地域文学。“‘地域’内部的文化特征是相对一致的，这种相对一致性是不同的文化特征长期交流、碰撞、融合、沉淀的结果，不是行政或其他外部作用所能短期奏效的。而‘区域’内部的文化特征往往是异质的，尤其是那种由于行政或者其他原因而经常变动、很难维持长期稳定的区域，其文化特征的异质性更明显。”在这个意义上，值得纵深挖掘的区域文学必须以区域内的历史久远的地域认同为核心，否则，所谓的区域文学史就很可能沦为各种不同的作家作品的无机堆砌，从而被一些评论者批评为“逻辑荒谬的省籍区域文学史”，“实际上不但割裂了而且扭曲了文化的真实存在形态”等。1995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开始推出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它虽然以“区域”命名，却实则以“地域文学”的精神流变为魂，以挖掘区域当中的地域精神的流变为主体。而前面所述的“地方文学”如果缺乏严格的精神的挖掘和融通，同样可能抽空“地方性”的血脉，徒有行政单位的“地方”空壳，最终让精神性的文学现象成为大杂烩式的文学“政绩”的整合，而大大地降低了原本暗含着的历史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也一直关注和记录着地域风俗的社会文化意义，《诗经》与《楚辞》的差异早就为人们所注目，《禹贡》早已有清晰明确的地域之论，《汉书》《隋书》更专列“地理志”，以各地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为记叙的内容，由此开启了中国文化绵邈深远的“地理意识”。新时期以后，中国文学研究由古代文学领军，率先以“文学地理”的概念再写历史，显然就是对这一传统的自觉承袭，至21世纪以降，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日臻自觉，似有一统江山，整合各种理论概念之势——包括先前的地域文学、区域文学。有学者总结：“文学地理学是由中国本土学者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也是由中国本土学者提出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这也是特别看重了这一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联系。

当然，也正如另外一些学者所考证的那样，西方思想史其实同样诞生了“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并且这一概念也伴随着晚清“西学东渐”进入了中国，成为近代中国文学地理思想兴起的重要来源：“文学地理学是18世纪中叶康德在他的《自然地理学》中提出的一个地理学概念……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和强国新民的历史大潮中，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将康德的‘文学地理学’和那特硁的‘政治学’用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南北差异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历史。”认真勘察，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渊源的文学地理学依然与我们的研究有别，“在康德的眼里，文学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不是文学的分支学科”。后来陆续兴起的文化地理学，也将地理学思维和方法引入文学研究，改变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感性主导色彩，使之走向科学、定量和系统性。而兴起于后殖民时代的地理批评以“空间”意识的探究为中心，强调作品空间所体现的权力、性别、族群、阶级等意识，地理空间在其中常常体现为某种隐喻之义。现代环境主义与生态批评概念中的“地方”首先是作为“感知价值的中心”而非地理景观，用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的话来说就是：“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较之这些来自域外的文学地理批评，中国学界自己的研究可能一直保持了对地方风土的深情，并没有简单随域外思潮起舞，虽然在宏观层面上，我们还是承认，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是对外开放、中西会通的结果。

“地方路径”一说是在以上这些基本概念早已畅行于世之后才出现的，于是，我们难免会问：新的概念是不是那些旧术语的随机性表达？或者，是不是某种标新立异的标题招牌？这是我们今天必须回答的。

二

在现代中国讨论“地方路径”，这题目容易引起的联想是，我们是不是要重提中国文学在各个地方的发展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要继续“深描”各个区域的文学发展而使中国文学的整体版图得以完整？我们当然关注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系列共同性的问题，而不是试图将自己局限在大版图的某一局部，为失落在地方的文学现象拾遗补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出地方的有限性，进入区域整合的视野甚至民族国家的视野乃“地方路径”的题中之义。但是，这样的尝试却又在根本上有别于我们曾经的区域文学研究。

在中国，区域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集中出现在1990年代中期，本质上是对1980年代以来“走向世界”的改革开放思潮的一种延续。作为领命撰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的首批作者之一，我深深地浸润于那样的学术氛围，感受和表达过那种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推进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执着和热诚。在那种急切打破思想封闭、融入现代世界的焦虑当中，我们以外来文化为样本引领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渴望无疑是真诚的，至今依然闪耀着历史道义的光辉，但是，心态的焦虑也在自觉不自觉中遮蔽了某些历史和文化的细节，让自我改变的激情淹没了理性的真相。例如，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了对历史的本质主义的假想,认为历史的意义首先是由一些巨大的统摄性的“总体性质”所决定的，先有了宏大的整体的定性才有了局部的意义。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如此，先有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观念，才逐步推广到了不同区域、不同地方的思想文化活动之中，也就是说，少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化文化的接受、吸收，在少数先进城市的定力实践，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总体蓝图”，然后又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努力，传播到更为内陆、更为偏远的其他区域，最终完成了全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虽然区域文学现象中理所当然地涵容着历史文化的深远印记，但是作为“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我们的主导性目标还是考察它是如何“走向世界”，完成“现代化”的任务的，所以事实上，当时中国文学的区域研究的落脚点还在于讲述不同区域的地方文化如何自我改造，接受和汇入现代中国精神大潮的故事。这些故事当然并非凭空捏造，它就是中国文化在近现代与外来文化交流、沟通的基本事实，然而，这其中可能被我们忽略的是文化的自我发展归根到底并不是移植或者模仿的结果，而是一种自我的演进和生长，是主体基于自身内在结构产生的一种新的变化和调整，这里主体性和内源性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最终表现出了一种不容回避的“现代性”，那么也必定是不同的“地方”都出现了适应这个时代的新的精神的变迁，而不是少数知识分子为中国先建构起了一个大的现代的文化，然后又设法将这一文化从中心输送到各个地方，说服地方接受这个新创建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是地方的发展汇集成了整体的变化，是局部的改变最后让全局的调整成为现实。所谓的“地方路径”并非偏狭、个别、特殊的代名词，在通往“现代”的征途上，它同时就是全面、整体和普遍，因为它最后形成的辐射性效应并不偏于一隅，而是全局性的、整体性的，只不过，不同“地方”对全局改变产生影响的角度与方向有所不同。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学术史上，我们曾经有过的区域文化研究其实还是国家民族的大视角，区域和地方不过是国家民族文学的局部表现；而“地方路径”的提出则是还原“地方”作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名为“地方”，实则深究全局性的民族文化精神嬗变的来源和基础，可谓是以“地方”为方法，以民族文化整体为目的。

当今，全球化依然是时代的主题。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全球化是不是对体现于“地方”的个性的覆盖和取消呢？事实很明显，全球化不仅没有消融原本就存在的地方性，而且林林总总的地方色彩还常常借助“反全球化”的浪潮继续凸显自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球化和地方性都将保持着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有矛盾冲突，也会彼此生发。文学与地方的关系也是如此。现代中国文学一方面以“走向世界”为旗帜，但在走向外部世界的同时却也不断返回故土，反观地方。这里，其实存在一个经由“地方路径”通达“现代中国”的重要问题。

何谓“现代中国”？长期以来，我们预设了一些宏大的主题——中国社会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学有什么历史使命、时代特点？不同的作家如何领悟和体现这样的历史主题？主流作家在少数“中心城市”如何完成了文学的总体建构？然而，文学的发生归根到底是具体的、个人的，人的文学行为与包裹着他的生存环境具有更加清晰的对话关系，也就是说，文学者首先具有的是切实的地方体验，他的文学表达是当时当地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个人路径，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许许多多的地方路径，不断充实和调整着作为共同体的“中国经验”。当然，中国整体经验的成熟也会形成一种影响，即一种作用于地方、区域乃至个体的“大传统”，但是必须看到，地方经验始终存在并具有某种持续生成的力量，而更大的整体的大传统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大传统的更新和改变显然与地方经验的不断生成关系紧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并不仅仅是大中国的文化经验“向下”传输逐渐构成了“地方”，“地方”同样不断凝聚和交融，构成了跨越区域的“中国经验”。至少，“地方经验”如何最终形成“中国经验”，与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中国”如何降落为地方性的表征同等重要！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不仅有“文学中国”的新经验沉淀到了天南地北，更有天南地北的“地方路径”最后汇集成了“文学中国”的宽阔大道。

这样，我们的思维就与曾经的区域文学研究有所不同了。“地方路径”的提出也意味着我们将有意识地超越“地域文学”或者“地方文学”的方式，实现我们联结民族、沟通人类的文学理想。如前所述，我们对区域文学研究“总体蓝图”的质疑仅仅是否定这样一种思维：在对“地方”缺乏足够理解和认知的前提下奢谈“走向世界”，在缺乏“地方体验”的基础上空论“全球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固守在“地方”之一隅，或者专注于地方经验的打捞来回避民族与人类的共同问题，排斥现代前进的节奏。与“区域文学”“地方文学”相对静止的历史描述不同，“地方路径”文学研究的重心之一是“路径”，也就是追踪和挖掘现代中国文学如何尝试现代之路的历史经验，探索中国文学介入世界进程的方式。“路径”意味着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意义，昭示了自我开放的学术面向，它绝不是重新返回到故步自封的时代，而是对“走向世界”的全新的阐发和理解。

同样，“地方路径”文学研究也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企图有所不同——建构一种系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并非我们的主要目的，从根本上看，我们还是为了描述和探讨中国文学从传统进入现代建设现代文学的过程及其中所遭遇的问题，是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现象学研究”，而不是文艺学的提升和哲学性的概括。当然，包括中外文学地理学在内的视角、方法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学术基础和重要借鉴。

三

现代中国文学的“地方路径”研究当然也有自己的方法论背景，有着自己的理论基础的检讨和追问。“地方路径”的提出首先是对文学与文化研究“空间意识”的深化。

传统的文学研究，几乎都是基于对“时间神话”的迷信和依赖而展开的，时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匀速前进方式成为我们认知、观察世界事物的某种依据，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站在时间之轴上叙述空间景物的异样。但是，20世纪的天体物理学却告诉我们，世界上并没有恒定可靠的时间，时间恰恰是依凭空间的不同而变化多端。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1970年代以后，西方思想包括文学研究在内出现了众所周知的“空间转向”，传统观念中对历史进程的依赖让位于对空间存在的体验和观察，这些理念一时间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当今时代已进入空间的纪元……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心理经验及文化语言都已经让空间的范畴、而非时间的范畴支配着”。经法国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等人的倡导，加之福柯、詹姆逊、哈维、索雅等人的不断开拓，文学的空间批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文本中的空间不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作为一种象征系统和指涉系统，直接参与到主题与叙事之中，空间因素融入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性别批评、精神批评等，激活了这些传统文学研究的生命力；它又对后现代境遇下人们的精神遭际有着独到的观察和解读，从而切合了时代的演变和发展。如同地理批评远远超出了地方风俗的文学意义而直达感知层面的空间关系一样，西方文学界的空间批评更侧重于对资本主义成熟年代的各种权力关系的挖掘和洞察，“空间”隐含的主要是现实社会中的制度、秩序和个人对社会关系的心理感受。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我们长期坚信由西方传入的“进化论”思想是惊醒国人的主要力量，从严复的“天演公例”到梁启超的“新民说”、鲁迅的“国民性改造”，中国文学的历史巨变有赖于时间紧迫感的唤起，然而，人都是生存于具体而微的“空间”之中的，是特殊“地方”的人生和情感的体验真实地催动了各自思想变化，文学的现代之变，更应该落实到中国作家“在地方”的空间意识里。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同样生成了自己的“空间意识”：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是在一种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形成自己的时空观念的。不是时间观念的变化带来了他们空间观念的变化, 而是空间观念的变化带来了他们时间观念的变化。我们知道, 正是由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了一个“西方世界”, 发现了一个新的空间, 他们的整个宇宙观才逐渐发生了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变化。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理大发现”, 发现的却是一个无法统一起来的世界, 一个造成了空间割裂感的事实。这种空间割裂感是由于人的不同而造成的。……

上帝管不了中国, 孔子管不了西方, 两个空间结构都变成了两个具有实体性的结构, 二者之间的冲撞正在发生着。一个统一的没有隙缝的空间观念在关心着民族命运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可悲地丧失了。这不是一个他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而是一个不能不如此的问题;不是一个比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先进”了或“ 落后”了的问题, 而是一个他们眼前呈现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正是这种空间观念的变化, 带来了他们时间观念的变化。

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在“空间”感受中体验了现实社会的制度与秩序，觉悟了各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是，不同于西方，我们在“空间”中的发现主要还不是存在于普遍人类世界中的隐蔽的命运，而是赤裸裸的国家民族的困境，主要不是关乎个人的特异发现，而是关乎民族群体的整体事实；它既是现实的、风俗的，又是精神的、象征的，既在个人“地方感”之中，又直陈于自然社会之上。从总体上看，近现代中国的空间意识不会像西方的空间批评那样公开拒绝地方风土的现实“反映”，而是融现实体验与个人精神感受于一炉。我觉得这就为“地方路径”的观察留下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地方路径”的提出也是对域外中国学研究动向的一种有益回应。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尤其是美国汉学界对现代中国的观察，深受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以西欧社会的现代化模式来观察东方和中国，认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不可能源自本土，只能是对西方冲击的一种回应。不过，在1930、1940年代以后，这样的思维却开始受汉学界内部的质疑，柯文代表的“中国中心观”一派试图重新观察中国社会演变的事实，在中国自己的历史逻辑中梳理中国现代化的线索，伴随着这样一些学术思想的新动态，西方汉学界正在发生着引人瞩目的变化：从宏大的历史概括转为区域问题考察，从整体的国家民族定义走向对中国内部各“地方”的再发现，一种着眼于“地方”的文学现代进程研究正越来越多地显示着自己的价值。已经有中国学者敏锐地指出，这些以“地方”研究为重心的域外方法革新值得我们借鉴：“从时间与空间起源上，探究这些地区如何在大时代的激荡中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如何生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文本，考察文学与非文学、本土与异域、沿海与内地、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多元关系，便不失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对“地方路径”问题的发现在根本上还是一种自我发现或者说自我认知深化的结果，是创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积极体现。以我个人的研究为例，在探寻近现代白话文学发生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李劼人的成都写作，又借助李劼人的地方经验体验到一种近代化的演变曾经在中国的地方发生，随着对李劼人“周边”的摸索和勘察，不断积累着“地方”如何自我演变的丰富事实，深深地体悟到这些事实已经不再能纳入“西方—中国先进区域—偏远内陆”这一传播链条来加以解释。与“中国中心观”的相遇也是在这个时候，但不是“中国中心观”的输入改变了我的认识，而是双方的发现构成了有益的对话。这里的启示可能更应该做这样的描述：在我们力求更有效地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压迫性影响、从“被描写”的尴尬中尝试自我解放、重新获得思想主体性的时候，是西方学者对他们学术传统的批判推动了这一自我寻找的进程，在中国人自己表述自己的方向上，我们和某些西方汉学家不期而遇。这里当然可以握手，可以彼此对话和交流，但是并不存在一种理论上的“惠赐”，当然也再不可能出现那种丧失自我的“拜谢”，因为，“地方路径”的发现本身就是中国学人自我觉醒的结果。这里的“地方”不是指那种退缩式的地方自恋，而是指自我从地方出发迈向未来的坚强意志。在思考人类共同命运和现代性命题的方向上我们原本就可以而且也能够与西方平等对话、严肃沟通。当我们真正自觉于自我意识、自觉于地方经验的时候，一系列精神性的话题反而在东西方之间有了认同的基础，有了交谈的同一性，或者说，在这个时候，“地方”才真正通达了中国，又联通了世界。在学术深层对话的基础上，主体性的完成此时已经不需要以“民族道路的独特性”来炫示，它同时也具有了文学世界性，或者说属于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1920年代，诗人闻一多也曾陷入对时代发展与“地方性”彰显的紧张思考，他曾经激赏郭沫若的《女神》的时代精神，又对其中可能存在的“地方色彩”的缺失而深怀忧虑，由此他这样表达过民族与世界、地方与时代的理想关系：“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被我们视作中国现代文学沿“地方路径”前行的主导方向，也是我们提出“地方路径”研究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