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因疫情防控被拒绝的病人，是时代幕布里的隐痛_风闻

文/陈根

距离2020年疫情暴发已经过去了两年有余，然而，在2022年4月的开头，疫情依然严峻，当前，人们所面临的疫情流行也是自2020年初以来最大的一轮疫情袭扰。上海的新增感染者一天比一天多，仅仅在3月29日、30日两天，上海就新增了超过1万例感染，本轮累计则已经达到2万多。

**与此同时，**在本轮防疫中，防疫与正常生活之间的张力开始凸显，多个地区因为防疫爆发了种种事件与争执。上海哮喘护士与上海哮喘老人皆因疫情防控而被拒绝治疗，最终导致离世；急需就医的透析病人、癌症患者因为医院阳性的感染而耽误治疗。疫情严控之下，人们对疫情防控的恐惧已经大于对疫情的恐惧，原则和生命，似乎是当前的两难。

幕布里的隐痛

3月31日，上海浦东新区卫健委通报了“120急救中心事件”调查情况，急救医生未对求救患者施救，被停职处理。4月1日，上海哮喘离世老人家属发声，再次描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整个事件，哮喘老人经历了4场急救**“接力”****。**

参与急救接力的，包括家属、防疫医生、110和群众、120急救中心。而现场出现过的人员则有804一家三口（哮喘老人）、202夫妻（急症患者）、邻居和志愿者小唐、两名采集核酸医生“大白”、小区门口110警察、第一辆120急救车（202患者）、以及第二辆急救车（哮喘老人）。

首先，是一个封控区的老人突发哮喘，家人叫了120，但是自己叫的120还没有到，202夫妻叫的120先到了，于是就和邻居协商，借用邻居的120，邻居也同意了。但是120的医生却没有同意。患者家属再三恳求，还是遭到了医生的拒绝。哮喘老人的家属退而求其次，转而借用救护车上的AED（除颤仪），同样遭到了120医生的拒绝，并且的摇起了救护车的车窗。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老人和医生，等来了各自的悲剧。哮喘老人，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去世。那位医生，则因视频被推上了热搜而****停职。而哮喘老人的过世却只是疫情严控之下民生百态的一个缩影。

**就在哮喘老人因耽误治疗过世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名上海护士同犯哮喘，但却由于急诊关停而耽误治疗导致最终抢救无效的例子。**根据新闻报道，上海东方医院产科护士周盛妮3月23日在家中哮喘发作，自行用药后仍无法缓解。19时许，家属驾车送其到工作的医院，东方医院的南院急诊部，但是因为疫情防控需要，这家医院的急诊部正在关闭，医生护士在环境采样和消毒，无法接诊。

无奈之下，家属带其去其他医院，但是接连吃了闭门羹。最终，仁济医院东院急诊部接诊。遗憾的是，晚11时许，因为耽误太久，周盛妮不幸离世。周盛妮的离世最让人感到惋惜的地方就在于，其作为一名为医院服务多年的护士，在临难时，其医院居然袖手旁观，将她拒之门外。这样的悲剧，思之令人心痛。

上海之外，此前还有西安孕妇因为核酸问题导致流产，以及吉林一女童因喉炎延误救治而离世等等。病患无情，没有人能够保证在全民抗疫的时候，不发生其他疾病。更何况，防疫的目的本是为了保持良好的医疗秩序，而不是让其他病人走投无路、求诊无门。

**类似的无妄之灾，之前已经发生过，也引发了决策层面和社会民众的注意。**在西安孕妇因为核酸问题导致流产时，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就已经明确指出，疫情防控本身是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护佑每一个生命。医疗机构的首要职责是提供医疗服务，因此防疫期间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将患者一拒了之。

但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这样的悲剧事件还在一次次上演，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悲剧理解为疫情时代所致，但说到底，个体的悲剧依然是作为悲剧存在的，只是人们聚焦于时事动荡，个人的悲情得到了冲淡，成为了幕布里的隐痛。

原则，还是生命？

再回到上海哮喘老人事件上来，回顾事情发生的全过程，医生的冷漠是整个事件最大的争议点，而医生的冷漠其实也是对抗疫背景下，原则和生命的一种选择，医生选择了原则，放弃了生命。

具体来看，显然，一个患者生命垂危，一个患者可自主行走，按照普通人的价值观，当然是先救那个生命垂危的人，因为他很可能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而失去生命。**但与此同时，**在医院，所有的救治都是有着严格的流程的，救护车外出当然也是。

一方面，救护车上的一切医疗资源的出借，都有严格的审批，更何况这还是疫情期间，如果因为出借医疗设备导致患者交叉感染，急救的医生更是难逃责任。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将救护车让给老人，如果202夫妻出现问题，急救医生也难辞其咎。对于120医生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大概就是他当时的心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人会****认为，把责任全部归于某一名医生，是不公正的。

事实上，在志愿者小唐的视频中，急救医生已经说明已经给调度指挥中心打了电话，但沟通的结果却无人提及。假设，如果202夫妻当天没有叫急救车，仅有一辆804叫晚到多时的急救车，哮喘老人离世的责任归谁？是那名没有协助送医的警察？还是9点29分到达的120急救车？

在病人们身上，病人们害怕生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对于执行者来说，防疫不利被追责的恐惧同样存在。恪守规则，遵守约定，不求变通，这是120医生的选择，这也是在整个防疫背景下，许多人的选择。

拒绝怀胎孕妇的保安，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拒绝哮喘护士的门卫，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而人们选择原则的代价，可能就是病人们的生命，**时代的一粒沙，落到每个人的头上，最后都变成了一座山。

 人人都知道，一切防疫和代价都是为了“生命”，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过去这个“原则性”的概念，在舆论上虽然取得了一锤定音的效果，却磨灭了这个问题讨论的面相，掩埋了其中其他的问题。

**在上海本轮的疫情中，防疫所引发问题的面相凸显出来。**这决不仅仅是这一次防疫的问题，而是在过去，这些讨论都被以“生命”之名压抑了。仿佛“生命”概念一出，一个早餐店老板的事业，一个学生的求学，一个企业的运营，一个老人的就医，包括事实真相的求索，就成为了不值得讨论和关注的事情。

原则曾是是我们止息对话讨论，追求绝对正确的方法。但它终将反噬，现在经历的一切，就是两年来**“生命”原则压抑的结果。而这样的“原则”，甚至会变得远离“生命”****，而仅仅关乎于数字**。

我们还能做什么？

任何政策都有好和坏的地方，正如任何制度都有老了和僵化的时候。而当制度趋向僵化时，就需要有人想出办法来适应、调节、转变。当一个制度是完美的，这代表着它离毁灭不远了，因为完美之后就没有适应新变化的能力。

改变需要两个能力，一个是适应的能力，另一个是反身自省的能力。制度需要一个机制去展露出它的毛病，被大家注意，然后还需要另一个机制去让大家可以慢慢地改变制度的方向。反省和改变是相辅相成的。

事实是，自从新冠病毒流行的一开始，我们以全世界最严政策，即第一时间隔离传染源及全部密切接触者，采取持续性的零感染，零传播政策，将中国和其他国家拉开了很大距离。

据纽约时报官网显示：2020年3月，在其他国家日增长案例在几万，甚至十几万时，中国已经首次实现新增人数在100以内。这不仅是一个数字，将近100-10000倍的差距背后，已经证实了 “零传播政策” 的有效性。

更好的流行病管理也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成绩，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是唯一公布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高于2019年底的，越南、韩国和中国香港紧随其后。中国的成功让澳洲、新西兰和新加坡等亚太地区国家也效仿中国类似的“清零”政策，实施封城，直至病毒完全停止传播为止。

**然而，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株的出现，尤其是奥密克戎病毒的流行，**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正是在严密的管控下，危重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新闻才屡见不鲜，并在一个个城市反复上演，就算是上海也不例外，即便有了如此多的前车之鉴，仍然发生了哮喘得不到及时救治病逝事件，病人血透求助事件等。

**但是一边是疫苗是接种不断提升，一边是病毒的不断弱化，叠加之后产生了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这些人可能就分别在最基层的社区里。**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两种，一种就是回到疫情前的大规模防控、筛查；一种就是学习香港，最后调整防疫政策，救治重症，以及推行疫苗的有效接种。不再耗费有限的医疗资源在大量的轻症、无证状患者身上。

目前来看，全世界的病毒学家基本上的共识是新冠病毒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最新的英国又发现奥密克戎新毒株XE 传播速度比美国主导毒株BA.2还快约10%。而这就意味着更具有隐匿性和更强传播力的新冠疫情还会卷土重来，此起彼伏。那么摆在我们目前的选择只有两个，一是继续，并且要采取更为严格防控方式；另外一种就是借助于疫苗接种，构建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让社会实现正常化，然后实施动态的清零与精准的防控，以重症救治为主。

我们目前所采取的核酸检测和封区隔离，可以切断可能的传染源，是一种原始，并且在防控与民生、经济之间并不平衡的方式，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来看，已经不平衡了。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现代医学的科学手段，借助于特异性的、针对病毒的疫苗，或许是最优的方式。

最近的大样本研究包括二万多病例，一半是Delta，一半是Omicron，还有4万多的未患新冠的人。这个将近七万人的研究结果显示三剂疫苗对在Omicron的感染保护是67%，对Delta感染的保护是93.5%。说明疫苗接种的有效抗体对感染还是一定的保护作用的。美国CDC的结果，不接种的人死于新冠是接和两剂人的20倍。并且按照香港刚出笼的数据，三针科兴对60岁以上老人的新冠重症和死亡的保护率是97.9%（上表），从临床数据层面来看，三针的科兴接种还是能够有效的预防老人感染后的重症化与死亡率的。

按照有关的数据统计，上海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5549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达2242万人，接种覆盖人群占全市常住人口的95.1%，而且有1063万人接种了加强针。上海是相对高的接种率，因此或许是可以考虑参考香港的模式，也就是我在香港疫情风暴开始的时候所一直谈论的，应该做两件事情：**一是分配资源给予重症救治；二是分配资源继续推行疫苗接种，尤其是第三针的加强接种，重点是老人与免疫力低下群体。**然后对于一些密接人群和无症状感染者实行居家隔离，不一定要采取集中隔离这种人力与管理资源都耗费很大的方式。

国内目前老年人的接种率偏低，还没有大规模的推行，可能是因为国内的灭活疫苗在国内进行三期临床试验中。**前段时间清华大学的教授出来说，考虑给疫苗再加点料，不知道是不是在三期的临床试验中要调整加料。**但是如果加了料，又要开始新的临床，整个时间周期就会非常漫长，并且不一定会适合老人，以及有慢性疾病的患者。

上海在这次疫情的情况下，似乎也有考虑过引进辉瑞的疫苗，或者说引进复必泰的mRNA疫苗。**我呼吁国家有关部门与专家，应该给予支持，至少让上海先引进一部分，将老人与儿童这些重点保护人群先加强接种。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复必泰由于进入市场的时间相对比较久，并且在全球被应用，其每一期的临床也相对比较快，范围也相对比较广泛。并且复必泰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包括相当比例的老年人和儿童，和有慢性疾病的人群。是目前唯一一种在全球得到大样本临床与应用的疫苗，副作用也相对比较小，有效性也是目前最高的。**我们是否考虑先引进一部分，在上海先试点，就针对于老人与五岁以上的儿童实施接种。然后我们就在上海，在社会恢复自由流动与防控之前找到一种平衡，探索新的动态清零与精准防控的模式。（注：我不认识复星医药，也不是推广复必泰，只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谈论。）

**其实民航局处理这次空难事故的方式方法是对我们的疫情防控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我们在黑匣子数据恢复方面有困难，就实事求是的态度，将黑匣子送到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展开合作。**毕竟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起步相对于西方比较晚一点，这些年奋起直追在很多领域都已经赶超上了，但是并不是全面的赶超。而在现代生物科学这个比较新的领域层面，民航局的思路或许给我们提供了启发。

**当下，我们确实不需要再去讨论哪种技术的疫苗更有价值与意义，只要能在接种之后真正实现精准防控与动态清零，在疫情防控与国民生活正常化之间能构建平衡的疫苗技术，就是有效的疫苗技术，就是好的疫苗技术。**一边是随着疫苗的接种之后不断的放开自由流动，一边是病毒朝着越来越弱的方向演变，一边是疫苗两针、三针的接种，一边是防控朝着越来越严格的方向演变。确实让很多老百姓的认知与心理难以理解，或许对我们的科学家在疫情防控与疫苗研发层面产生质疑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已经是疫情的第三个年头了。

而我们救治与防控的原则其实也是为了降低死亡率，也就是为了救治重症患者。**如果疫苗是能够有效的预防重症，降低死亡率，那么我们防控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我们或许更需要考虑的是释放医疗资源救治一些需要救治的人员，并不是新冠才是病，而因为防控而造成了其他死亡也是我们的科学家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原则与生命，到底如何在精准防控与动态清零之间寻找到平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