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堂錡｜走出“双城记”——“地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_风闻

张堂錡｜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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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寻常却奇崛

从文学的民国机制、大文学史观到地方路径说——李怡对中国现代文学视野的拓宽、学术观念探讨的深化以及研究方法的独辟蹊径，不仅使其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而且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许多开创性的理论资源和有效的方法路径，这些充满蓬勃活力的观念与广阔的视野，势必在未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展现其学术生机与深远影响。耐人寻味的是，李怡所提倡、主张的这些概念，其实都不是他的“发明”，但无疑的，他的重新“发现”使这些名词概念焕发出新的意义与生命。以“大文学”概念为例，早在1909年，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就曾出版过一部《支那大文学史》，稍后，谢无量于1918年也出版了《中国大文学史》，可见此一名词早已出现，但李怡从民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出发，撰文著书重新发掘、阐释其意义，甚至出版刊物《大文学评论》，才使得这一概念再度受到学界的重视及讨论。

“地方路径”概念的提出也是如此。现代文学界早就注意到区域文化／地域文学在作家创作及文学史叙述中不可忽视的环节作用，严家炎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所写的总序中就曾指出：“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文学之有地域性／地方性，以及地域性／地方性如何影响和制约文学的发展，显然早已是文学研究界的共识，不是新鲜的看法。然而，正是这种看似寻常的见解，却在李怡的洞见下，以“地方路径”为名，又生发出新的理论启发和学术突破的可能性。

宋代王安石的《题张司业诗》有一名句：“看似寻常最奇崛”，在此借用并稍微改动而成“看似寻常却奇崛”，拿来说明这几个学术概念在学界引起注目和讨论的现象。有些人以为这些是自创新词，甚至是哗众取宠，实际上都是古已有之，是寻常不过的“常识”，然而，当我们觉得“卑之无甚高论”时，习焉不察的惰性往往使这些“常识”失去了学术更新的动力，从而使这些名词/概念的生命力逐渐萎缩消退。李怡及相关论者对“民国文学”“大文学史观”“地方路径”等概念/方法的重新挖掘并赋予新意的贡献正在于此：他们让寻常变得不寻常，让奇崛变得不奇崛，文学史研究、书写的突破可能与翻转新机，或许也正在于此。

王安石《题张司业诗》

走出“双城记”，发现“地方”

文学的“地方路径”说相较过往的区域／地域文学论点有了更为深入细腻的分析和思索，可以说，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也像是一条线索，串联起一个文学史认知的新脉络。从政治色彩鲜明的“区域”到文化地理学的“地域”，再到更贴近作家创作个性与文学史实的“地方”，这是文学史书写空间的思维突破和形式超越。在这一思路中，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叙事框架固然是文学史书写的主流，但地方叙事不应被排除在历史书写之外。每一个“地方”都是民族国家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李怡在《“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一文中，表述了这样的结论：“‘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与自恋，而是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也就是说，在过往民族国家文学的宏大叙事框架下，“地方”往往被视为整体文学史架构下的一部分，其独特性与创造性也因此被遮蔽或消解。“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不仅有‘文学中国’的新经验沉淀到了天南地北，更有天南地北的‘地方路径’最后汇集成了‘文学中国’的宽阔大道。”“地方”不能仅仅被视为完善中国文学整体景观的一种“补充”，它不是“属于”，而可以是一种“等于”。局部与整体不必然是简单的对立、高下或归属关系，而更应该是双向、融合、对话、动态的复杂关系。

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有人以“双城记”来概括，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在北京、上海各领风潮，京派与海派二分文坛，鸳鸯蝴蝶派与左联都在上海诞生，而五四与北大则使北京成为思想文化的主阵地，即使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但也只是被称为“大后方”。“京沪中心论”是我们认识、解释中国现代文学行之有年的定论，虽然这样的定论是不争的事实，但除此之外，众多“边缘”地方的文学个性也不应该被轻易淡化，“条条大道通罗马”，解释现代文学史的路径不是只有北京与上海这两条路而已。对“地方”的重新发现，最终也可让我们重新看待和发现北京与上海的文学“位置”。

走出“双城记”，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广阔的地方。这个带有后现代“去中心”思维的主张，已经跳脱往昔文学研究的思考定势以及文学史书写的常态模式，将为今后重写／重构文学史带来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视野。复旦大学栾梅健教授在他具有影响力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中分析了现代文学的起源因素包含传播媒介的变革、稿费制度的确立、社会形态的嬗变、文体革命的要求，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读者群体的转变等，但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地方路径”所可能产生的推进作用，如今加入这方面的构想，将会使现代文学发生论的问题探讨更臻完善。

栾梅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

李怡曾反省自己在1990年代初期写作《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书时，因为生活在重庆，没有机会深切感受成都文化，直到后来亲见三星堆、金沙遗址后，“那种巨大震撼几乎在一瞬间改变了我固有的‘中原文化’心态，如此‘偏僻’的所在，竟然也诞生过如此发达如此异样的文化！我们曾经被建构起来的中原中心观念完全失语”。在他倡导“地方路径”的代表性论文《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中，他以四川作家李劼人、吴芳吉、郭沫若、吴虞等人所具备的“地方品格”，从另一个侧面指出“摆龙门阵”的兼容并包态度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学所强调的“多元并生”精神，而这样的精神如果仅仅以个别“发达”“进步”城市为中心来解释，恐怕是不完全的。像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一样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经验与故事，一样有自身某种难以取代的地方特质，而且，它也以自身的姿态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但文学史叙述并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打破线性叙事模式的单调与偏见，融入多元空间的要素与视域，重新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问题，思考中心/边缘的位置问题，是“地方路径”说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观念启示。

澳门：“地方路径”说的另一个参照

除了成都，澳门也许可以作为“地方路径”说的另一个参照样本。和成都位处内陆不同，澳门是南中国海上的蕞尔小岛，尽管它曾经以中西文化交流的滩头堡的形象而为人所知，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时空网络中，它的存在几乎被遗忘。长久以来，澳门文学总是被以“港澳文学”或“港澳台文学”笼统概称，但相较于港台文学，其能见度与讨论度都与两者相距甚远。很长一段时间内，澳门是“文化沙漠”的印象深入人心，其文学面貌也模糊而缺乏特色。

然而，这样的印象当然是一种误解。产生误解的原因，一部分即来自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城”叙事格局。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主战场都离澳门很远。较早关注澳门文学的刘登翰在他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一书中即指出：“自晚明以来，澳门特殊的地位使它逸出于中国政局变动的中心，其并不完全隔绝却又处于边缘的位置，屡屡成为避乱而来的文人学子的‘武陵桃源’。”既是避乱而来，则乱平多半离去，由此造成澳门文学主要是一种“植入”的样貌，而非“根生”的状态。早期西方传教士来到这里，目的是为了进入中国，澳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但实质上它扮演的是“中介站”角色，长期以来澳门文学缺乏自主性，往往受到外在因素的牵制而难以形塑自身清晰的面貌。历史上作为葡人管治下的小地方， 它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为广州、香港所遮蔽，在整体的中国文学史的版图中，它的点缀甚或缺席，似乎也没有引起太多人在意。

此外，过去研究界对澳门文学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五四思潮猛烈冲击中国大地，震波辐射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甚至东南亚各地，但邻近的澳门却始终水波不兴，仿佛置身事外。直到1920年代，澳门文坛基本上还是旧体文学一统天下。当新文学席卷中国文坛之际，澳门却诞生了由冯印雪、冯秋雪兄弟等人创立的第一个旧体诗社“雪社”。雪社自1913年成立至1934年出版《六出集——雪社第五集》，活动与创作持续了二十多年，是“澳门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本土居民为骨干的文艺团体的作家群落”，也是“澳门民国文学社团中持续时间最长、组织较为固定、活动形式较为多样、创作最为丰富的澳门本地诗社”。根据澳门前辈作家李成俊的回忆：“澳门早期新文学活动应该说是‘九一八’救亡运动以后逐步开展起来的。”如此看来，澳门新文学的起步明显落后于其旧文学。

因为这样，澳门文学一直没能获得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青睐，即使其旧体文学十分风行且著作丰盛，但在新文学为主流的文坛，它自然不易在文学史书写中占有一席之地。其独特的地方性、本土性，被淹没在民族国家宏大叙述的历史传统中。如果能够换位思考，不把澳门文学视为整体文学史的局部或附属，而开发其地方叙事的丰富性，我们将会发现，澳门文学不仅能汇入文学史的大传统，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学史的传统。至今，在澳门文坛，旧体诗社的活动依然活跃，多种诗刊定期出版，报纸副刊也有固定的发表园地，诗作数量十分可观，许多新文学创作者还保持着兼擅旧诗的写作传统。以澳门基金会每年定期出版的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为例，除了小说、新诗、散文外，特别有一卷是旧体诗词，它和新诗平分澳门诗坛！这就是澳门文学的地方性，是他们正在走着的道路，在华文世界，我们看不到有像澳门这样重视旧体文学的其他城市。

随着澳门文学研究的日渐深入，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澳门新文学并不是在九一八之后受到内地文人推动才逐渐兴起的，邓骏捷在研究“雪社”的过程中，找到1928年出版的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三人的诗词合集《绿叶》，该合集为“雪社丛书”之一，书中除了旧体诗词，还收录了新诗共13题15首。如邓骏捷的分析，这是“澳门新诗史及新文学史上的重要标志，即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澳门已经出现了一批较为成熟的新诗作品，一个新诗作者群，以及第一个新诗的女作者。同时亦说明了‘雪社’不仅是从事古典诗词创作的文学社团，而是一个新旧文学兼有，尝试创作多种形式诗歌的群体，这无疑使得它在澳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显特殊和重要”。这种新旧文学并行共存、不分轩轾的现象，已然成为澳门文学的一个特色、传统。本土作家及其诗歌创作，有力地说明了澳门文学除了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还自发地多方尝试，让新旧文学在澳门平行发展，各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形成其地方文学传统。

正如李怡所言：“回到中国自身，有各种不同的路径，但是努力突破宏大的统一性的历史大叙述，转而在类似区域、阶层、族群、性别等领域钩沉历史的小故事，就是行之有效的选择。”澳门虽小，却有傲人的文化。澳门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但它也保存着自身特殊的地方特色，这个有趣又有意义的个案，为我们讨论“地方路径”带来了另一种文本形态与理论资源。

吴冠中名作《鲁迅的故乡》

地方，说是“新”路径，其实这条路上早有许多前行者摸索、实践，在各个“地方”孕育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风貌，阐释了地方／地域的多元文化生态，现在我们不过是追随前人的脚步继续往下走，试图走到人迹少至却可能有一番奇崛风景的地方而已。鲁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我们已经看到，往这条路上前进的人越来越多，一条关于文学发生／发展的研究道路／思路正在前方成形。成都也好，澳门也好，并不是未受到关注，但是关注的程度远远不够。“地方路径”说让我们得以思考另一种文学空间平衡的可能，走出“双城记”，看到的将会是四面八方的无限生机，其学术影响与新颖意义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