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之争”是人类历史的最大悲剧_风闻

一、序言

都说政治是经济的延伸，历史的核心问题是经济问题，那么，经济作为理解历史的关键，它走什么道路，怎么发展，采取什么模式，就是认识历史的核心问题。

帝王与百姓，富人与穷人，权利与义务，专制与自由……最后都汇聚到“公与私”的斗争上。“天下为公”亦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轮番争夺“替天行道”的大旗，都声称自己是真理，有无可置疑的正确性。

在“公与私”的矛盾中，人类进行了难以计数的残酷斗争，演绎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悲剧。这个悲剧至今没有停止，依然在吞噬无数生命，毁坏无算的财富。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荒诞的笑话，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二、悲剧

 什么是悲剧？

黑格尔认为，悲剧中的矛盾双方各有片面的合理性。他们进行殊死斗争，结果两败俱伤。最后，分裂的“伦理实体”在更高层次上重新统一，实现了“永恒正义”的胜利。 

黑格尔对悲剧的阐述有很大进步。他指明了冲突双方的重要特征，即“各有片面的合理性”，且各自的合理性和正确性都足以证明对方的那个合理性和正确性是“错误”的。

当然，这个理论也存在不足，就是“伦理实体”和“永恒正义”的含义十分晦涩，更重要的是没有给出悲剧的解决方法。多数人只是从黑格尔那里看到他对悲剧的梳理、归纳和描述，但是对结局不明所以，更不清楚避免悲剧的办法。因此，黑格尔的悲剧思想是有“神秘化”色彩的，即给人“无力感”。人们只能经历悲剧过程，接受悲剧现实，却难以避免悲剧。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正中要害，说出了很多哲学家的“通病”。即一个不包含“改造方法”的哲学体系是“不完备”的。因为，“改造和改变”是这个世界存在与运行的基本事实，甚至是“本意”。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不能改造，不会改变的世界将如何存在。

虽然对于具体的人，或者在具体的历史时期，确实存在一些人类无法改变的东西，比如物理规则，但是像“悲剧”这样的对象，是不能将它归因于“人性无法改变”而不给出解决办法的。因为“物理规则”是一个“刚性存在”，而悲剧在现实中是一个可由人类智慧调整的“弹性存在”。即使人类无法彻底消灭悲剧，但是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许多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因此，在悲剧理论上，甚至在整个哲学理论中，不给出改造办法的理论是有缺陷的。本文将以人类历史上的“公私之争”为例，结合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去探究解决办法，并借用“伦理实体”和“永恒正义”两个概念，加入自己的新思考，去揭示经济和历史的规律。

三、各有片面的合理性

经济问题之所以对政治和社会发展如此重要，是因为历史是一个“价值运转”过程，而“价值”也是经济的核心问题。政治博弈，权利角逐，说到底是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的。这又集中体现在财富的分配制度上。

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高度关联，互相影响。人们为了更好地生产财富，激励能动性，对分配模式，也就是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改革。但简化之后，无非是“公有”与“私有”两种模式。

“公有模式”意味着它倾向于按人数“均分”财富。好处是矛盾少，有保障，能兜底。坏处是“养懒汉”，损害经济活力。因此，人们对公有模式做了改进，就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但是，这个“劳”的衡量标准主要是“劳动时间”，即依据劳动时间的长短来分配财富。这比纯粹的“均分”要好一些，但是面对“磨洋工”现象，“按劳分配”常常不能达成“公平”，所以在实践中依然不如私有制更能激发劳动积极性。为此，人们又提出了考核办法，落实在“计划生产”上，即依据“计划”进行生产并考核，以保持劳动积极性。 

但是，这里也有个问题。因为财富生产与方法创新息息相关，而创新是没法计划的，尤其是基础科学的重大创新，更是没法计划。那么，用“计划生产”来服务一个“不能计划”的事物，结果自然是“创新”被束缚，人们的活力被限制。苏联败给美国就与“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富于活力有关。公有制的“举国体制”最终没有赢得胜利，输给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全民活力”。

当然，“私有模式”也并非常胜将军。它虽然用“私有”和“剥削”挑起了严酷的竞争，用低收入的“恐怖”和高收入的“诱惑”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能动性，但是它按照生产资料所有权进行财富分配的方法同样有“致命”缺陷。这个致命缺陷是，私有、竞争、剥削共同把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推向了危机，推向了“经济自杀”。逻辑是这样的： 

财富是由科技创新决定的，但受到分配方法的影响。比如，石器技术能生产的财富，无论如何难以超过铁器技术生产的财富。这就是自然科学划定财富的“可能边界”，而财富的分配方法（属于社会科学）通过影响科技的传播和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决定实际财富在“可能边界”内的涨落。

这就形成了一个随科技创新变化而发生的财富增减过程。当一个重大科技创新出现后，社会的新增财富就增多。其后，随着这个创新的潜力被挖掘殆尽，社会的新增财富也逐渐减少，消失。如果遇上天灾、疫病，社会财富总量还有可能下降。

在社会财富总量处于停滞或下降的时期，私有制下的“竞争”会由于新增财富变少而加剧。没有哪个私有者敢放松剥削，因为谁放松剥削就意味着在竞争中败北，会被淘汰，而淘汰的结局是恐怖的，因为社会保障很低。这里插一句。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是以其他被剥削国家的“极低福利”为代价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的私有秩序中竞争失败，福利都会低到惨不忍睹。所以，为了避免恐怖结局，私有者不会停止剥削，不会停止对利润的追逐，而是变本加厉地展开。

可是，“新增财富”是科技创新决定的。如果科技创新放缓，那么新增财富减少的趋势就无法改变。而科技创新又不是人类能控制的，人类只能被动适应，所以私营经济追逐的“利润”无法从新增财富中来，就只能从别人的损失中来。这就激起了“零和博弈”，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越是坚持私有、竞争加剥削的市场经济模式，不断用金融或财政手段刺激市场经济，企图挽救颓势，它就越是产生“反效果”，加速扩大贫富差距，进而使有效需求越来越少，市场规模越来越小，经济循环越来越弱，最后走向“经济自杀”，即爆发“经济危机”。 

可见，“公有和私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因为各自的“片面合理性”都会导致“经济危机”。无论是按“劳动时间”分配财富，或者按生产计划、消费计划分配财富，亦或按资本所有权分配财富，都会有“不公平”或有损于“创新”的时期，进而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在财富生产三要素“方法、劳动和资本”中，只有依据真实的财富生产贡献进行分配，公平才能得以保障，经济才能避免走向危机。 

即，有创新时，以创新为第一标准进行分配，让创新者获得更多财富。因为，没有“好方法”， 人的“活动”没法变成“劳动”，“资本”也无法从它的自然状态变为人类可用的财富。因此，“方法”或者说“创新者”是财富生产的第一要件，贡献最大。

在原有科技创新的潜力被挖掘殆尽，不再带来新增财富后，要以“劳动绩效”为第一标准，让劳动者获得更多财富。因为，此时的财富生产主要是劳动者实现的。如果被创新者拿走过多，会有失公平，伤害劳动者的积极性，并由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经济危机”。

当然，在现实中，创新者依靠知识产权拿走过多财富导致经济危机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实际情况是，创新者依靠知识产权获取的财富，加上他们在生产中的领导地位，使他们变成了“资本家”，加入了依据“资本”获利的队伍。而“资本”，这里指除了“方法”和“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多是“死物”，本身并不能从自然状态自动变为财富。因此，“资本”不具有生产财富的能力。所以，“资本所有权”永远不应该成为财富分配的第一标准。依据“资本权属”分割大量财富的极不公平的，还会导致“零和博弈”，引发经济危机。资本家要想多分财富，必须成为创新者或劳动者，依据创新成果和劳动绩效获得更多收益。 

四、周期之谜

纵观人类历史，能够明显发现一些周期循环现象。比如，王朝的兴衰，经济的进退，财富的涨落，以及“公心”与“私利”的交替等。“周期”常给人一种宿命感，甚至神秘感，似乎人类只能顺从它而不能驾驭它。

人们对此有过很多分析，但阐述不是很清楚。这种宿命感其实是受到“科技创新”的影响，因为新增财富主要是由科技创新实现的，而科技创新无法预测和计划。这就让人们感觉到经济的发展乃至国家兴衰是由一种神秘力量在掌握。

当然，“周期”对于人类来说也不是完全“失控”的。人们发现兴衰还常常与“公平”有关，也就是与财富分配的正误有关，而这又表现为“公利和私利”的角力。 

因此，“周期”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分为 “大周期”和“小周期” 

“大周期”由新增财富的多寡判定。它受到科技创新的影响，带有偶然性，只能被动适应，不能计划。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财富增减主要受自然环境影响，是不能预料和计划的，也是被动的。大周期分为“上升周期”和“停滞或下降周期”。前者以财富生产为核心。后者以社会治理为重点。

“小周期”依据财富分配方法判定，分为偏向集体利益的“公利阶段”和偏向个人利益的“私利阶段”，并由此衍生出“计划经济模式”和“市场经济模式”，以及“集权”或“自由”的社会治理方法。小周期主要受社会科学影响，带有主动性。“公利阶段”以社会治理为重点。“私利阶段”以财富生产为核心。它们随“公平”程度的变化，在两个大周期，两种经济模式，两类社会治理方法之间进行转换。

大周期和小周期是互相配合的关系：

当大周期是“上升周期”时，由于自然条件好，或者出现重大科技创新快，新增财富增加较多。此时，小周期适合采用私有制市场经济模式。它有利于激励个人创新，激发劳动积极性。由于新增财富多，所以矛盾冲突相对较少。如果采用计划经济模式，个人行动会受限，使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被约束，而依据劳动时间进行分配也不公平。因此，在这一时期采取计划经济不利于经济发展，甚至会引发社会问题。

当大周期是“停滞或下降周期”时，因为科技创新放缓或者自然条件恶化，新增财富在减少。此时，市场经济模式会由于对私人利润的追逐引发“经济自杀”，因此采用公有制计划经济更为合适。它通过限制竞争来减少“零和博弈”，又通过降低“私人利润”来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进而化解“经济危机”。

大、小周期的正确配合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在科技未倒退，生产能力未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经济危机，无法保持原有水平，基本都与大小周期错配有关。 

五、百万年的答案

据说从早期猿人算起，人类有六百万年的历史。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人类不断摸索正确的方法。然而，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关于哪种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更好的问题，人类仍在争论甚至搏杀，至今缺乏共识。

令人沮丧的是，人类已经发现了历史进程的周期性特点，却依然坚持采用“二选一”的办法，即在“公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集权和自由”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这种“从一而终”的决绝心态，在历史的周期性变化中显得十分可笑，甚至愚蠢。 

人类为什么明知任何一方都只有“片面的合理性”，历史会在两方之间周期性循环，却还是坚持只选择一面呢？因为人类并不清楚要依据什么进行选择。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人们当然知道“公平”是判断的依据，但对“公平”本身却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尤其在财富的生产方面，分歧特别严重。

一些人认为“劳动者”才是财富的生产者，理应获得更多财富，并进而要求实现“公有制”，施行集权的“计划经济”。 

另一些人则认为“方法”、“权利”或“资本”才是财富的来源，因此创新者、贵族或者生产资料所有者，如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才应该获得更多财富。作为少数派，他们主张“私有制”，并发展出自由的“市场经济”，以对抗公有制计划经济对他们权利的剥夺和财富的分割。

如前所述，财富生产过程中，贡献大小的顺序依次是：方法、劳动和资本，即创新者、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 

由于创新主要来自个人，或少数人，而他们在历史上没有获得财富回报的有力保障，因此就将自己创新所得的财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来确保收益，这就催生了“私有者”和“私有制”。这不但让创新者可以依据“创新”获得回报，还使得他们在没有创新时可以依据“资本权属”继续分割财富。于是，原本“公平”的分配就变成了“不公平”的分配。 

而劳动者作为财富生产的必备要素，由于贡献小于创新者，大于资本所有者，因此“公平”的分配要视创新情况，也就是新增财富的情况而定。当创新较多，新增财富较多时，劳动者不应分割过多财富。而创新停滞，新增财富消失后，劳动者则变为财富的第一生产者，因此应该分割更多财富。 

换言之，为了实现“公平”以避免经济运行被损害，财富分配要依据创新情况和新增财富的变化有所偏重，在创新者和劳动者之间，也在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集权和自由之间，进行适时调整。唯此，“公平”才能得到保障，经济运行才能稳健前行。 

历史中的悲剧，经济与社会的大动荡，与人们错误地理解财富生产过程有重大关系。由于对财富的本质及其生产过程缺乏正确认识，人类长期陷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迷雾”中，总是认为只能“二选一”，“吊死在一棵树上”，而不能“两个都要，适时变化”。

于是，公有和私有之争，计划和市场之争，集权和自由之争，就被放大和错配了，使它们从“小周期”的身份变为比“大周期”更大的身份，即“历史阶段”——“公有制阶段”和“私有制阶段”。 

原本应该是小周期配合大周期，现在反过来了。要么是让“公有、计划、集权”不变，去经历两个大周期，导致一时对，一时错的局面。要么是让“私有、市场、自由”不变，也去经历两个大周期，同样导致一时对，一时错的局面。这就是历史会出现大起大落，大治大乱，大喜大悲的原因，也是“周期”为什么一定要恶化到危机爆发才能转变的原因。 

这个错误，简单说就是“错配”，就是把判断标准搞错了，让本来应该灵活变化的小周期处于僵化死板的状态，从而导致人类无法主控的“大周期”在“小周期”里恶性运行，造成了周期性的崩坏。 

历史虽然默默无语，但是无数的悲剧都在向人类诉说，“公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集权和自由”对社会运行来说，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协调互动的，阶段性交替的。为了实现这种灵活性，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应该具有包容性的。这就是历史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真谛。 

在“二选一”中争论谁更有“灵活性”和“包容性”，并不惜为此大开杀戒，“剃头”，“挂路灯”，都是极其愚蠢的。

六、伦理实体与永恒正义 

世界是发展的，也是多样的。这意味着“效率”和“丰富性”是自然进化的两个目标，也是两个原则。人类的所有言行都受这两个原则的支配。而“效率”的提高和“丰富性”的扩大又意味着“不同”，即“分化”。这不仅形成了“效率”的高低之分，也造成了“丰富性”的新旧之别。

但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世界又是“统一”的。不同的“效率”之间会竞争淘汰。丰富性也不可能无限分化。因此，不管人类愿不愿意，世界都是在不同力量的角逐中保持“统一性”的。 

世界既“分化”又“统一”，这就让“协调性”成为一个重要标准，或者说“底线”。无论做什么，“分化”一旦过了“协调”这根线，就会催生对抗，启动“物竞天择”的程序，进行“生死选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淘汰之后，对抗消失，分裂重回协调统一。 

在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中，由于冲突双方“各有片面的合理性”，因此都不会被彻底消灭。双方始终处于“分化”状态，但又是“合一”的。这就是“伦理实体”——“和谐的秩序”。 

“伦理实体”之所以从“分化”变为“分裂”，导致“对抗”，是因为分化之后走向“极化”，而“极化”之后“不再变化”。正是这个僵化死板的“不再变化”使得“分化”最后因为“过于”极化，“始终”极化，而使“分化”变为“分裂”，进而催生“对抗”。 

所以，实事求是，灵活变化，包容和谐，就是化解悲剧（冲突）的方法，也就是“永恒正义”的真谛。 

当然，这并不容易实现。关键在于搞清楚实事求是和灵活变化的判断“依据”和“标准”是什么。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历史发展是能量运动，是价值运转，在人类社会是看经济运行情况。因此，判断的依据和标准就是“科技创新”和“新增财富”的状况，也就是“上升周期”还是“停滞或下降周期”。依据这个判断，通过对小周期，也就是对“公有和私有”，“计划模式和市场模式”，“集权与自由”进行动态调整，人类社会就可以平稳运行，健康发展。反之，社会就陷入周期性危机，导致悲剧。这就是人类历史运转的基本逻辑和基本路径。 

七、结语：世界形势

2000年，欧美发达国家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灭”。随后，科技创新放缓的形势愈加明显，经济发展也逐渐减速。债务问题开始积累并蔓延全球。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随即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欧债危机”。 

中国经济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一丝希望，但是由于科技创新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所以全球经济形势并未根本好转。随着中国房地产经济发生性质改变，债务问题也逐渐加重，而此时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达到30万亿美元。 

这种经济形势很好地说明了“新增财富”的状况，以及科技创新的疲软。历史再次要向“公有和计划经济”方向转变，以避免“经济自杀”。这在现实中就表现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统治力在下降，原来围绕“科技”和“资本”建立的秩序在松动，瓦解。这种趋势引发了一系列变化。

一是，在各个国家内部，群众运动开始兴起。在华尔街，在巴黎，在南美洲的街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共同行动，反对资本的压迫和剥削，反对借创新之名进行欺诈。“内卷”、“躺平”，不婚不育，“共同富裕”等话题被热议，成为影响社会情绪的重要因素。 

二是，在国际上，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正越来越多地反对“高科技国家”和“金融大国”的掠夺，企图改变原来围绕西方，特别是美国，建立的财富生产与分配秩序。因此，国际冲突在增多。不仅原有的矛盾未解决，新的矛盾还在增加。冲突正从边缘地带向核心地带发展，比如在欧洲发生的“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内部盎撒同盟和欧盟裂隙的扩大。 

总体来看，各种矛盾冲突仍然呈现出“公私之争”的特点：

一、“集体与部分”的矛盾 

当全球经济发展遇到困难，而头号经济强国喊出“美国优先”的时候，“集体”就瓦解了。各国纷纷开始效仿，都声称要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于是，唯利是图的行动在增加。各种不负责任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大量出现，比如天量的“货币放水”。各种显失公平的政治手段也日趋极端，比如封锁，制裁，甚至暗杀和侵略。大乱斗在加剧。 

究其原因，其实是因为科技创新放缓，新增财富减少，使得财富分配标准从“科技”变为了“劳动”。也就是说，“公平”的含义已经从“围绕科技创新建立分配秩序”向着“围绕劳动建立分配秩序”的方向转变。 

这种转向就要求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都发生变化。通过减少“私有制”成分来减少“私人利润”。通过减少“市场经济”来减少“竞争关系”。通过减少“私人利润”和“竞争关系”，即约束“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来解决“经济自杀”问题。目标是让人类保住现有财富水平不下降。下降会引发争夺，导致冲突，引起动荡，破坏健康稳定的发展环境。 

所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及其所需的“集权”手段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历史选择，而这必然遭到资产阶级的反对，遭到“高科技国家”和“金融大国”的反对。因为，他们不是劳动者，也不是制造业国家。他们会在历史转向中失去财富，失去原本围绕他们建立的财富分配秩序。他们采取的反动手法有：

1. 在国家内部，将劳动群众的不满引向国家矛盾、种族冲突和文明对抗，将经济下滑的原因说成是其他国家、种族、文明抢走了财富，意图将群众运动从“左翼”引向“右翼”，引向民族主义，甚至不惜引向极端排外仇外的法西斯主义。也就是用“外部矛盾”来掩盖内部问题，不惜发动战争转移焦点，避免群众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

2.在国际上，故意隐藏 “民主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属性，淡化人们对于私有制市场经济造成“经济自杀”的认识。它们一边进行自我美化，拉大旗作虎皮，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装扮成“公利模样”，一边又大力抹黑其他国家反抗资本压迫，反对霸权欺凌的行动。

“脱钩”和“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当前西方国家的主要斗争策略。目的是阻止劳动群众实现联合，阻止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实现联合，以“民主自由”为武器在竞争国家内部制造混乱，使其无法团结一致，以此来维护资产阶级的集权专制，维护高科技和金融资本国家不合理的既得利益。 

换句话说，就是想用“私利与私利”的斗争，代替“公利与私利”的斗争。通过教唆和怂恿人们为私利而战，搅浑形势，浑水摸鱼，使人类错判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一步将人类推向深渊。 

在过去，由于全球化程度低，各国经济中“内循环”的比例较高，因此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是可以得逞的。但是在当代，全球化已十分发达，“分工”早已突破国家边界进入全球范围。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采取惯用伎俩来维护自身利益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不能在本国内部完成“方法、劳动和资本”三个要素的整合，必须去国际上进行联合才能维持原有财富水平。因此，他们不能再以国家、种族或文明为单位来进行原有水平的财富生产，而是要以“人类”为单位去思考财富问题。这恰恰是“私有”的弱项，“公有”的强项。 

二、“各有片面合理性”的斗争 

由于人类没有真正理解“灵活和包容”这个历史规律和经济规律，因此在当下这个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冲突各方都呈现出鲜明的“片面合理性”的特征。 

“民主自由”既被人们用来反抗资本压迫，但是人们又看不清这个观念本身就是建立在资本之上的，是被“异化”了的。人们在“民主自由”与“资本”的“貌合神离”中苦苦挣扎，既享受它的宽容，又苦恼于它的野蛮，畏惧它催生的“经济危机”。可是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不接受“社会主义”，心存芥蒂，仿佛那是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意外。人们至今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没有明白“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历史价值，尤其是疗救私有制“经济自杀”的积极作用。 

而在社会主义这方面，从苏联失败后，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渐西化了。它们搞土地私有化，搞私有制市场经济……因而也随西方的“经济自杀”一起陷入“经济危机”。另一些国家则继续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违背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的做法使得它们一直经济困难，一直不得民心，一直担心被颠覆，因此也就一直实施专制统治，一直被大多数人类所拒绝。 

人类就在这种“各有片面合理性”的矛盾中，互相指责，互相斗争，循环上演历史悲剧。一直没有正确理解灵活与包容，没有明白大、小周期互相配合的逻辑。

万幸的是，历史终于出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他将对立的双方做了“融合”，因而具备了获得更大“灵活性”的可能。这给人类提供了新的希望。 

但需要警醒的是，人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浅显的。从当下中国经济随西方一起走入困境就可以发现，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理解是有错误之处的。那些将“改革开放”的成就说成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因而必须坚持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观点，恰恰说明人们未能正确理解“灵活与包容”的历史真谛。

“改革开放”的成功是“灵活与包容”得到恢复的结果。不坚持灵活包容，不坚持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可能毁于一旦。人类的未来是否能避免过去那些悲剧，逃脱“各有片面合理性”的冲突，尤其是“公私之争”，“计划和市场之争”，“集权和自由之争”，还不能完全确定。因为这些争斗目前还在激烈进行。 

全人类的命运将越来越聚焦在中国身上，聚集在中国人破除迷信，突破历史局限性上。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等“灵活包容”的载体能够继续完善，顺利实施和实现，人类才能改变“原地踏步”的现状，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在经历了“公有制阶段”和“私有制阶段”后，人类能否走入“兼容阶段”，将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喜剧还是悲剧的判断依据。

可参考本人文章：

1.历史类：《人类文明的秩序》、《从底层逻辑理解世界及其趋势》。

2.经济类：《模式之争背后的历史玄机》、《有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两个严重错误》。

3.国际类：《俄罗斯现状给中国的警示》、《中欧应联手结束“美苏时代”》、《“俄乌冲突”中国应该这样站队》。

4.社会类：《说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大舆论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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