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福，一个“疯子”的四十年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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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福/图源：百度百科

时间大约是1971年或1972，地点是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县石曲乡的李家洋村，几个小孩头碰头地聚在一起，热火朝天地喊着什么，走近一看，会发现原来他们在玩一种赌钱的游戏。

其中一个眉眼和脸型很像兵马俑，年龄大约八九岁的小男孩，喊的声音并不大，但是下手的魄力却最大：如果他赢了两块钱，会把两块钱全部押下去；如果赢了十块，就会把十块全部押下去。反正不管多少，通通都下注，自己手里不留一分。

并不是这个男孩家里有钱输得起。实际上，他们家穷得要死，哥哥姐姐加弟弟，家里5个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和哥哥们有时偷偷摸摸搞点小生意，又常常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

他是靠着假期给生产队放牛，每天赚个一毛五分钱，一暑假也就赚个六块八块，还要交书本费，实在所剩无几。

但尽管如此，他的性格就是，手里有多少，就赌多大，至于说给自己留条后路，那是不存在的。

我们没见资料记载，不知道那时的他，是否就有了“疯子”的绰号。这个称号首次见诸报章，应该是在二十多年后，他说要造汽车之时。

这个小男孩，就是李书福。童年赌钱时的情景，就是他此后人生的写照。

那时的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中国民营汽车产业的代表人物，拥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并且把沃尔沃、奔驰这样的世界著名品牌，都纳入自己的麾下。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疯子”李书福的奇幻人生。

1

李书福生于1963年，比俞敏洪小一岁，比马云大一岁。

他所在的浙江中部沿海地区，在解放后很多年间，由于身处对台前沿，在潜在战争的威胁之下，没有多少国家大项目的投入，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只能靠着农民们在群山之中仅有的几分田里刨食，谋生极其艰难。

由于山多地少，地里产出有限，在改革开放之前，当地就偷偷摸摸地发展出了一些针头线脑的小生意。李家也不例外。当时对这一块管得比较严，所以李书福对小时候的印象，总是残留着父亲和哥哥被执法队员追着跑的情景。

1978年之后，政策放开，台州人民（和隔壁的温州人民一样）的商业意识和能力就充分展现出来。李书福家也攒了一些钱。

1982年，19岁的李书福高中毕业，去照毕业照的时候，看到同学们在当地唯一的一家照相馆排队排得怨声载道，心想，照相是门好生意啊。于是他找关系在照相馆当了两个月学徒，学会了照相，然后从父母那里要了120块钱，买了个照相机，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遍浙江黄岩县的村头巷尾，给人照野相。

那年头，正规的照相馆都是国营，只有镇上或县城才有。村子里的人，经过几年的改革开放后，手里略有了一点钱，也不免产生了照个相留念的需求，但是不一定有时间、有钱去照相馆。李书福这个“野照相”，为人勤快，服务态度好，收费便宜，一下子就把生意都抢过来。几个月下来，不仅把爸妈资助的相机钱还了，还攒下好几百元。

“野照相”尽管赚到钱，但是餐风宿露，走村串乡，也很辛苦。加上手里有了一点钱，李书福就想也去开个照相馆。

但几百块钱，只够交房租的，哪能开得起照相馆啊。不过对李书福来说，这似乎不是难事。需要什么设备，他就自己研究。例如，一个反光罩，当时的售价要一千多，他研究了一下原理，觉得自己也能造，就自己画了样，请五金店的师傅用铁皮给敲了一个，只花了两块钱，装上灯以后，效果也不差。

后来照相馆需要新的相机，也都是李书福买镜头、齿轮、皮老虎，自己组装的，成本只有市场上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

弄懂原理，然后用更便宜的材料抄袭仿制，大幅降低成本——这种方式，此后成了李书福历次创业的不二法门。

照相馆开起来了，生意不错，但是好景也不长。

在当时，照相馆属于特种营业，需要专门的执照，而李书福是无照经营，三天两头被查，钱倒是赚了不少，但是一算，都交了罚款了。

那段时间，李书福每次见到有穿制服或者当官的人来到照相馆，就会吓得浑身冒汗。

正当李书福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偶然在一份资料上看到，洗照片的显影液主要成分是溴化银，通过化学方法处理，能提炼出银子。于是，他就在照相馆的暗房里按照实验方法尝试，很快就炼出银子来。

他把炼出来的银子偷偷摸摸卖掉，发现比照相赚钱多了，于是，他把照相馆管了，把炼银当成了主业。一时之间，整个台州的显影液，几乎都被他买光了。

不久，李书福的业务从炼银升级到炼金，他走街串巷收购废旧电器，然后从里面炼出黄金等贵金属。

由于金银与国家储备货币密切相关，事关国家货币稳定，按规定，任何人不得私下交易金银。李书福提取金银私下售卖的行为，无疑是违反《金银管理条例》的。

但对于当时的李书福而言，违反有关规定，根本就不算个事。只要自己能赚到钱，管你什么规定呢，不被抓到就行。

他很快就成为一个“万元户”，攒下第一桶金。

但由于这个行当并没有多少技术可言，唯一比的就是谁胆子大而已。所以很快，李书福发现一夜之间冒出很多同行，把原本暴利的行业，一下子压到没什么钱可赚了。

先行者李书福，顺势华丽转身，办起厂子来。

2

李书福办的第一个厂，来自一次偶然的触发。

当时他的鞋破了，为了省点钱，就直接到当地一个鞋厂去买新的。到了鞋厂，他看到几个工人都在敲一个异型铁片。

李书福问这是什么，工人回答说，是给冰箱厂加工的配件。

李书福留了心，他看到这个配件似乎没有什么技术难度，自己也能做，而卖给电冰箱厂，收购价又挺高的。

于是，李书福用炼金赚的钱作为本钱，又联合几兄弟，开了一家专门制造电冰箱配件的工厂。

这是李书福正式的第一次创业，创得极其不容易。

首先是产品研发。当初他以为很容易做的那个配件，没想到搞起来这么麻烦。他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没日没夜地研究、实验，搞得自己双手都没有一块好皮，见人都不敢握手。

好不容易攻破了技术难关，厂房和办厂资质又成了大问题。李书福先是租下一家校办工厂，以该厂的名义生产和销售。但是厂里叮里哐啷的响声和半夜开工的噪音，让隔壁教职工宿舍住的老师们不胜其烦，甚至造成了集体罢教事件，要求他们搬走。

李书福好不容易又找到一个废弃的自来水厂，肩扛手推，把设备运到几十里外的厂子去。该厂已经荒废多时，连电都不通。李书福说服了村里的支书，从村子里拉来了电，终于开始生产了。

但是这又属于未经电力部门批准的私自拉电，属于严重违规。很快，厂子被人举报，检察院立案审查，公安局要来抓人，吓得李书福都不敢去厂里了，只好又换地方。

后来还是找了石曲乡的工业办主任。在他的帮助下，李书福兄弟和亲戚合伙，以乡镇企业的名义办了一个“黄岩县石曲电冰箱配件厂”，算是戴上了“红帽子”，然后又租了生产队废弃的仓库作为厂房，这才算是把厂子开了起来。

好不容易运到几十里之外的设备和材料，又得重新运回来。不巧的是，运回之时，正值雨季，连续几天，李书福等人都是冒着倾盆大雨，沿着泥泞的小路，靠着血肉之躯和手拉车，把重达几百斤、上千斤的设备硬生生拉回来的。

电冰箱配件厂早期厂房

图源：《李书福：守正出奇》，魏江、刘洋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解决了政策和厂房问题后，石曲乡电冰箱配件厂迎来了大发展。

当时正是物资极度紧缺的时期，工业产品只要生产出来，质量过得去，就没有卖不掉的。所以这个厂的配件，很快就销往全国，成了诸多知名电冰箱厂抢着要的商品。

李书福又不断扩大生产品类，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异型铁片，逐渐拓展到蒸发器、冷凝器、过滤器等核心配件。

1987年，李书福又往前进了一大步，开始生产电冰箱、电冰柜等整机产品，并将厂名改为“黄岩北极花电冰箱厂”。除了自己售卖以外，还帮助一些国营知名厂家做贴牌生产。

当时，经过将近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逐渐富裕起来，一部分民众已经有钱购买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而国家的生产能力却极度不足，老百姓购买这些物件，甚至还需要凭票抢购。所以北极花电冰箱一生产出来就供不应求，前来拉货的车子常常要排队好几公里。

很快，北极花冰箱厂产值突破亿元，成为了台州市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李书福四兄弟也成为台州最知名的民营企业家。

3

有一位长者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正当李书福的命运走向初步成功之时，就迎头撞上了一堵历史进程之墙。

80年代末，中国遭遇了一段时间的严重通货膨胀，在一阵抢购风潮过去之后，突然之间，家用电器都卖不动了，新中国首次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很多工厂的产品大量积压，销售停顿，企业面临困难，工人工资也受到影响。

在此情况下，国家对家用电器生产采取了宏观调控，对生产过剩的家用电器，确定了若干家定点生产厂家，对于没有进入定点生产目录的，全部“关停并转”。

李书福的电冰箱厂，不幸未能进入定点名录。

如果仅仅是这个问题，或许李书福还不会太在意。毕竟，不管是照野相还是炼金银，政策从来都没有成为他做事的阻碍。

但这一次，情况显然不同。

80年代末，社会思潮激荡，舆论上开始讨论民营企业的剥削性，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愈趋激烈。“温州八大王”时间还没过去几年，“傻子瓜子”的年广久正被立案审查。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谁也不知道民营企业家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李书福也对自己的未来深深忧虑。

离李书福不远的杭州城，宗庆后想要扩大娃哈哈生产线，却没有哪个领导敢给他批地；远在四川的希望兄弟，则主动找到政府部门，提出要把希望饲料厂无偿捐献给国家。

与希望兄弟相隔1700公里的李书福，做出了与刘永好们同样的选择，他也跑到乡政府，要把北极花冰箱厂无偿捐给国家。

但与希望兄弟命运不同的是，希望饲料厂没有上交成功，北极花电冰箱厂却上交成功了。

此后若干年，李书福都为这个决定而叹息不已，认为自己当时太胆小了。因为当时还有好些同样不在定点名录上的企业，最终通过各种方式，坚持了下来，有的后来发展为全国巨头。

李书福认为，如果他当初再坚持一下，也许未来他会成为全国的“电冰箱大王”，而不是“汽车大王”。

4

李书福上交了工厂之后，跑到深圳大学进修去了。那时的深大，除了通过高考和考研正式入学的学生外，也有很多像他这样的进修生。

他入学的那年，史玉柱正好从深大硕士毕业，借住在深圳大学的宿舍捣鼓软件，马化腾则刚刚进来读本科。三个日后都名列富豪榜的人，此刻身处同一空间。

李书福毕竟是曾经成功的企业家，手里有点钱，见到学校分的宿舍比较破旧，就想装修一番，于是跑到装潢市场去买材料。

如同在皮鞋厂看到了电冰箱异型铁片一样，在装潢市场，李书福被一种镁铝曲板吸引了。当时那种材料内地还没法生产，只能进口，价钱非常贵。李书福研究一番，觉得自己也能做。

于是，他中途中断学业，又回到黄岩，成立了黄岩市吉利装潢材料厂。这是他名下第一家以“吉利”命名的企业，此后，吉利这个名字，将会伴随李书福的一生。

经过整整一年零四个月的艰苦研发，原来攒下的钱全都花光了，李书福几乎要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的镁铝曲板，终于研发成功了。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块自研出来的镁铝曲板。

当时的镁铝曲板价格高得惊人，而市场是一片蓝海。1991年，仅用了一个季度，吉利装潢材料厂的销售额就达到了800多万，1992年直接飙升到7000多万，1993年达到1.5亿。

与此同时，远在南国的海南岛兴起了一股投资热潮，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跨过琼州海峡去淘金。李书福也怦然心动，拿了几千万就杀了进去。

结果很快，随着1993年的“国16条”发布，海南房地产热潮轰然退去，李书福也亏得一塌糊涂。

退潮后才发现自己在裸泳的李书福，对此心有余悸。此后若干年，他都老老实实搞实业，再也不敢涉足房地产。

但在1993初，李书福还不知道海南房地产即将面临的噩运，当时海南的房地产越炒越高，李书福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如果一个人接连办成了好几件大事，他一定会觉得自己非常厉害，无所不能。此刻的李书福，就进入了这个状态。

这回，他想干一件大事：他要造汽车！

5

1989年，李书福在深圳曾经买过一辆“中华轿车”，开回黄岩后，他把车子给拆了，研究了一番，觉得好像自己也能造。

不过，当时电冰箱厂刚刚上交，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尚未明朗，而汽车更是国家严格管制的行业，李书福即便是技术上觉得自己能行，也不敢贸然行动，只能把这个想法先藏在心里。

1993年，随着邓公南巡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华大地，“姓社姓资”的争论已经成为历史，而装潢材料厂又赚了大笔钱，汽车梦就在李书福的心里复活了。

经过电冰箱厂的折腾，李书福现在不想再脱离政策许可，偷偷摸摸干事情了。他先后去找了黄岩市经委、浙江省机械厅、国家机械工业部，想在有关部门的允许之下，光明正大地造车。

但是他得到的只有“不允许”的回答。在北京，他甚至连机械部的门都没能进去，只是隔着大门和里面一个扫地的人打听了几句，被嘲讽了一番后，灰溜溜地回到黄岩。

汽车造不了，那就先造摩托车吧。当时中国正在兴起摩托车热，摩托车销量极好，但是国产摩托很少，进口摩托车特别贵，市场空间巨大。而且当时一台摩托车基本上要卖一万到几万块钱，而成本只要一两千块钱，利润空间高得惊人。

李书福注册了一家名为“华田”的摩托车公司，意思是“中华的本田”，他拆了几台本田摩托车，花了7个月的时间研究试验，终于仿制了出来。

车是造出来了，但是他没有拿到生产和销售的许可证。如果只是偷偷摸摸卖个几辆，也许还行，但是要做大就有可能“进去”。

李书福又开始四处奔波，找关系，要政策，但依然处处碰壁，无功而返。

后来，他打听到杭州有一家西湖摩托车厂，濒临倒闭，便上门求合作，由华田厂来生产，但是用西湖厂的许可证，条件是每卖一辆摩托车，就交给西湖厂几百元的许可证使用费。

对于西湖厂而言，啥事都不用做，就能赚很多钱，当然愿意。于是李书福就开始“借牌生产”，虽然是打擦边球，但总算是解决了政策上的障碍。

不过，华田厂一开始造出来的摩托车并不好卖，生产效益也很差。那时摩托车厂的人都是从装潢材料厂调过来的，由于厂子效益不好，都没人愿意过来。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李书福的摩托车事业可能就要中途夭折。

当时，装潢材料厂的一名员工，骑着一辆中国台湾产的光阳踏板摩托车，不幸出了事故，人受了伤，车子也撞得一塌糊涂。

李书福那时还在海南处理房地产的事，他的哥哥和弟弟在厂子里研究那台被撞烂的摩托车，觉得似乎他们也能造，于是就紧急打电话让李书福回来一起研究。

李书福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研究试验，组装出了中国大陆第一台自产的四冲程踏板摩托车。

这种踏板式摩托车小巧轻便，骑行简单，而且市场上又奇缺。台湾的光阳一台卖将近两万，而李书福一台卖8888元，一下子就火遍全国。

李书福组织研究仿造的大陆第一款踏板摩托车

图源：《李书福：守正出奇》，魏江、刘洋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5年，李书福整建制收购了台州临海一家亏损严重的国营工厂“鹿城摩托车厂”，终于算是彻底解决了政策的问题。

但是这次收购也花了巨大的代价。很多年之后，他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地说“代价可大了，现在想起来就可怕。”

由此也可见，李书福为了摆脱黑色或灰色的身份，堂堂正正地获得一个在阳光下生产和销售的地位，内心是多么急迫。

1997年，李书福将工厂改名为“吉利摩托车厂”。此时，吉利已经成为全国市场占有率高居第一的摩托车生产商，产品出口到全球几十个国家。

李书福心中的汽车梦，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越来越不可遏制。

尽管政策上还是没有突破的可能，但是他决定不管了，先干了再说！

6

在讲述李书福的造车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当时中国的汽车市场状况。

汽车工业，是现代工业的代表和集大成者。每一个能大规模制造汽车的国家，无一不是工业强国。

尽管汽车制造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对一个工业化程度还不发达的国家而言，要生产汽车，尤其是大规模生产汽车，却绝非易事。

因此，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的马路上，几乎所有汽车都是外国品牌，堪称“万国汽车博览园”。

这些外国品牌的车子，在国外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工业品，价格可以做到非常低廉，普通工薪家族两个月的收入就可以购买一辆。但是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尽管中国人当时的收入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汽车的售价却比西方市场贵得多。

在国外只要一两万美元的车，到了中国，在配置更低的情况下，价格却可能高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民币。

西方就是这样正大光明地“劫掠”着我们来之不易的血汗钱，而我们却没有什么办法。谁让中国造不出自己的汽车来呢？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国从八十年代起，走上了“市场换技术”的道路，建了多家合资汽车厂。

国家对汽车生产采取非常严格的控制，一家公司，必须名列国家汽车生产许可目录上，才被允许生产和销售汽车。

而毫不意外，能在目录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都是国有企业。

这就是李书福于1997年闯入汽车产业之时面临的现实。

从资金上，别的造车企业投入都是几十亿、上百亿来计算，李书福能掌握的资金也就一个亿左右，加上在台州当地的一些民间互助资金，充其量也就五个亿。

从技术上，别的企业是欧美日几十年、上百年的技术支持，李书福只有几年的摩托车生产经验。

从品牌上，别人卖的是大众、丰田、福特、通用等世界级的知名品牌，而吉利在汽车制造领域没有任何知名度。

从政策上，别的企业拥有国家的大力支持，李书福连门都没有。

他唯一拥有的，就是“我要造车”这个执念。

我不知道普通人面临这样的局面，会如何抉择。

很多人也会口口声声说自己拥有某某理想，但是当碰到现实的铜墙铁壁时，这个理想就被放弃了。

李书福没有。

1997年，他在台州临海拿了800亩的地。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上，写的是摩托车工业园，但实际的规划，却是按照汽车生产制造来做的。

李书福买了几台奔驰和红旗，拆开来模仿。然后自己从内地、香港买零部件组装，最后愣是给他模仿出一辆“仿造奔驰”，命名为“吉利一号”。

他开着吉利一号在台州的大街小巷转圈，引起了轰动，还在当地媒体打广告，招来了很多询价的人。

李书福拿着仿造车的照片和资料，又到省机械厅和国家机械部去磨政策，依然是受到严词拒绝，只好又回来埋头研究政策，想别的办法。

他发现，虽然“轿车”的生产目录非常严格，但是“客车”却相对宽松，很多地方企业都有客车生产目录。而轿车和客车的区别，就在于轿车有“屁股”，客车没有，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三厢车和两厢车的区别。 

他把客车生产许可名录翻了又翻，最终相中四川德阳的一家工厂。这家工厂隶属于四川省德阳监狱，厂房就设在监狱内，工人就是服刑的犯人，当时已经停产了，但是许可目录还保留着。

李书福经人介绍，找到了监狱长谈合作。他最初是想把目录直接买过来，但监狱长告诉他，这是犯法的。最后谈成的合作条件是，吉利出资2400万元，占股70%，与德阳监狱共同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车有限公司”，在德阳监狱生产汽车，可以直接用原来的目录。

但是这种合作方式有诸多不便。因为厂子就设在监狱里面，出入非常麻烦。而生产工人都是服刑犯人，既没有相关的技术，也很不好管理，把李书福搞得焦头烂额。

他想在浙江临海建立四川吉利波音的分公司，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临海分公司依然不被允许使用目录。

那段时间，李书福疯狂地寻找各种关系，希望能解决目录问题。但是怎么都解决不了，他不禁仰天长叹：公关才是最大的生产力啊！

不过对于李书福而言，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不管什么都阻挡不了他要造车的决心。在临海工厂，他顶着巨大压力，在没有目录的情况下，生产出了第一批小汽车。

第一批规模化造出来的不是原来仿制奔驰的吉利一号，而是经济型的夏利仿制品。因为北京一位高人一语点醒李书福：“你不要去和那些大企业竞争，要去搞他们不搞的产品。”

李书福如梦初醒，赶紧调整方向，从此瞄准了低价汽车，并且开始宣扬他的梦想是“造中国人买得起的好车”。

按当时的说法，这种车要满足“3个5”：5个人，5升油，5万元，即车里能坐5个人，百公里只需5升油，售价只要5万块。

确定了这个方向后，李书福买来了一些夏利拆解研究，最后仿制出来，就是吉利的第一款量产车，豪情6360。

1998年8月8日，第一辆豪情在浙江临海下线。李书福策划了盛大的庆祝仪式，提前很久就发了700多张请帖，广邀政府官员和各界名流前来观礼。

但令李书福极度失望的是，直到8月7日，答应前来的人都没有几个，而重量级的政府官员更是一个都没有。

原因很简单，吉利没有上生产名录，豪情这个“孩子”，是没有“准生证”的“黑户”，有几个政府官员敢为它站台啊。

一位记者朋友向李书福建议：要不，你试试邀请浙江省副省长叶宝荣吧。因为叶副省长有次带队去参加某展销会，希望为浙江的汽车零配件厂商拉一些订单，但是却一无所获。当时她就发誓说，浙江一定要有自己的整车厂。吉利正好能实现叶副省长的这个愿望，想必她会愿意来。

李书福抱着最后的希望，给省里发了邀请传真，没想到，下午就得到省里通知说，明天叶副省长会到场观礼。

副省长都愿意出席，那么原来其他人的那些担忧自然烟消云散。于是8月8日的吉利车下线仪式，办得轰轰烈烈，高朋满座，让李书福着实风光了一把。

而叶荣宝的出席，不仅是解决了一个仪式的问题，更是给了一个政府的强力背书。因为当时豪情汽车在临海的制造和销售，严格来讲还存在着法律上或手续上的问题，地方要不要查处，经销商敢不敢售卖，都要看有没有够级别的政府官员出来表态。叶荣宝此来，就帮助李书福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此后若干年，李书福都对叶副省长这份恩情念念不忘。在2018年的一篇回忆性的万字长文中，还专门对叶荣宝表示了特别的感谢。

当时的豪情车，技术上非常粗糙，是由钣金工照着夏利手工打造出来的，车身都不平整，只能靠一遍一遍地刷油漆来填平那些坑坑洼洼。

但是其价钱也降到了最低。当时中国市场上极少有价格在10万以下的车。相对便宜的奥拓和夏利，也要卖到7万多。李书福直接给豪情定价5.8万，一下子成为当时最便宜的一款小汽车。所以尽管豪情的质量差一些，但还是吸引了很多想买车预算又有限的人。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豪情是当时市场上唯一一款非外资或合资，而纯粹是国产民营企业生产的汽车。

1998年下线的第一款豪情汽车

图源：《李书福：守正出奇》，魏江、刘洋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但此时，对李书福而言，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尽快把车卖掉，而是如何解决合法性的问题。

他想把德阳厂的股份全部买下，把目录签到临海。但是合作方不同意，事情就僵在那里。

后来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德阳监狱的监狱长不幸遭遇车祸身亡，新上任的监狱长对造车没什么兴趣，就把30%股份卖给了吉利，李书福这才得以完完整整拥有一个客车名录，并把它迁到了临海。

不久，李书福又在宁波收购了宁波拖拉机厂，拿了一千亩地，组建了吉利宁波分公司，并研发了一款新的“美日”牌汽车。这是一款两箱半的车型，实际上更偏“小轿车”，但用的还是客车的名录。

在国家名录上，小轿车是“6”字头目录，而客车是“7”字头，严格意义上讲，李书福还是在打擦边球。

合法性问题始终是悬在李书福头上的一块大石，什么时候砸下来，对李书福和吉利而言，都将是粉身碎骨的代价。

1999年底，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到台州视察，本来接见名单上并没有李书福，但他还是想方设法争取到了当面汇报的机会。

李书福对曾培炎说：请国家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吧。如果没做成，亏的钱也是我自己承担，不用国家管。如果成功了，能给中国的汽车工业提供一些经验；如果失败了，也能提供一些教训。

后来，“请国家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这句话被媒体报道出来，成了李书福的经典名言之一。

但这个机会，并没有那么快就到来。

李书福在灰色地带继续行进了两年。一直到2001年11月，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10天，李书福才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两个“6”字头目录。而此时，吉利早就已经卖掉4万多台车了。

7

目录问题只是李书福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但绝不是唯一问题。实际上，那几年的李书福碰到的几个大问题，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一个意志不坚决的人直接放弃。

首先是资金短缺。

前面说过，造车动不动就需要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而李书福自有的资金也就是一个亿左右，加上一些融资手段，充其量也就是五个亿。就算他的生产条件再简陋，各方面的成本压到最低，造车所需的巨大成本，也将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

当初他带队去上海某知名合资汽车厂寻求合作，对方的总工程师听了他们的介绍后，二话不说就离开了会议室。李书福还以为他只是临时离开一下，等了几个小时，才知道对方是根本不屑于跟他谈。

本来第一批车子造出来后，可以通过卖车的利润来滚动发展，但是李书福的定价策略，又让车子的利润降到其薄如纸。

那段时间，吉利的资金链紧张到什么程度呢？每次车厂必须等到销售部门有回款，才能进行小规模的技术改造。而且拖欠了当地供应商的货款，也总是没法及时支付，导致在当地信誉很差，借不到钱，银行也不给贷款。

无奈之下，李书福想出了一个“老板工程”，成立一家名为“吉利集团台州汽车零部件联合有限公司”的企业，邀请台州地区有实力的私营企业加盟。

“老板工程”的特别之处在于，那些加盟的老板出钱出人成立配件厂，但是不挂自己的牌子，而是在名义上作为吉利联合公司的一部分，例如叫一分厂、二分厂、发动机分厂、变速箱分厂等。

这样一来，李书福和这些“老板”们之间，名义上是总厂和分厂的关系，实际上是组装厂和供货商的关系。

这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吉利自己建厂的资金和人员压力，另一方面使得零配件采购行为变成同一家公司内部调配行为，减少了买卖双方各自要交的税。

这种模式短期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但给后面埋下了混乱的伏笔。

那些名义上的分厂，实际上是各位老板各自负责管理，对于供货质量、反应速度等，李书福就无法控制。而且复杂的股权安排，也引来了诸多纠纷。李书福甚至一度自己的堂叔告上法庭。

其次是人才不足。

从80年代造冰箱配件起，李书福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我们前面屡次提到的“经过若干个月的艰苦研发”，并非李书福自己一个人搞的，而是四处向全国顶级的专家请教，并且挖相关领域的有经验人士一起搞出来的。

1993年，为了给做摩托车和造汽车储备人才，李书福从北大、人大等学校招了几十名大学生。但没到一年，这些人就跑光了。

1997年开始造汽车时，李书福曾经说过，汽车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两个沙发加四个轮子吗？

但真正进入这行，他才充分认识到人才有多么重要。

最初开始造汽车时，他翻遍自己的员工手册，只找到三个原来在汽车厂干过的员工。这三个人加上他自己，就是最初的研发班底。这个土班子虽然造出了第一批车，但是质量却惨不忍睹。

李书福明白，如果不解决人才的问题，吉利要想在汽车这个领域立住脚，是不可能的。

他主要用了两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在全国各地挖人。当初搞摩托车的时候，厂房没建，就先建好了专家楼，把工程技术人员从全国十几个省市挖了过来。搞汽车后，也是从上汽、天汽、一汽、华晨等公司挖了好多人。

除了专业人才以外，他还到处挖职业经理人，把前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浙江省财政厅副厅级官员徐刚等都纳入麾下。当徐刚说工资不够时，李书福直接把空白的工资表给他，说“你自己填，想要多少填多少”。

二是自建学校培养人。在拿到临海800亩地的时候，李书福第一个规划的不是厂房和员工宿舍，而是一所拥有6栋教学楼的学校，而且请了一位振动机械领域的中科院院士当校长。

此后，他不断创办各种学校，到最后拥有了1所研究生院，3所本科大学，3所高职，2所技校和中职学校。

按说，李书福在1997年建学校，远水不解近渴，而且一所新建的普通民办学校出来的学生，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人才。那李书福为什么要建，而且一建再建呢？

若干年后人们会发现，由于这些学校的存在，吉利拥有了大量的廉价实习生和充足的技术工人后备军，取代了原来以农民工为主的生产工人队伍。

三是知识产权上的问题。

后进国家造汽车之所以难，除了技术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壁垒。

从材料、工程到设计，先进国家已经积累了无数的专利。后来者如果要从头研发，需要天文数字；而如果直接应用，就要购买专利，否则就存在侵权问题。

李书福早期的车，没有太多自主技术，基本上就是仿造。仿奔驰、仿夏利、仿丰田，一切能仿的都仿，其中一款车甚至连车标都仿丰田的。

这种模仿既引来了人们的嘲笑，也引起了被模仿厂家的抗议，甚至惹来了官司。

李书福曾说，“奔驰的老板老是给我写信”。这话听起来，似乎对方和他关系很好似的。但实际情况是，吉利的车老是模仿奔驰，奔驰老板就写信警告。

李书福倒也干脆，收到信就把信里提到的地方改一改，改完下次照样再仿。反正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丰田则在多次警告无效之后，直接把吉利告上法庭。吉利一方面积极应诉，辩解自己没有侵权；另一方面打民族牌和感情牌，暗示这是外资对民族工业的打压。

最后此案以丰田败诉而结束。不过，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两个标志，自己心里会有一个答案。

左为吉利美日车标，右为丰田车标

最后是品牌与宣传方面的问题。

买车是一个很认品牌的行为。当时的中国市场上，有钱的就买奔驰宝马奥迪，中档的就买丰田大众，经济型的以夏利独占鳌头。

至于吉利，谁听说过啊，就算是听说，也只知道是个民营的、刚起步的、质量不怎么靠谱的低档品牌。

所以让李书福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尽快打开知名度，并且让大家认可这个品牌。

本质上，李书福是一个内向的人，说话很低调，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木讷。但是他有意无意的一些话，却为他引来了很大的知名度。例如“汽车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四个轮子两套沙发吗”和“请国家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都流传很广。

或许是意识到这种“博眼球”的方法给公司带来了好处，李书福后来就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了，例如在某次行业大会上，李书福就放炮说，福特通用也没什么了不起，早晚会破产。气得通用某高官当即退场，并讽刺说：“我得赶紧找工作去了。”

那段时间，他经常接受报纸和电视的采访，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谈他的梦想，在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他的情况下，“舌战群雄”，坚信自己能赢。因此也赢得了“汽车疯子”的称号。

为了扩大知名度和品牌，李书福还搞了几个大动作。

一是大张旗鼓地在清华大学搞碰撞试验，说是“吉利 VS 奔驰”。在吉利的运作之下，最后结果不言而喻，吉利汽车“（与奔驰）在同样的测试标准下同台碰撞，成绩非常可喜，说明国产汽车安全性能正与国际接轨。”

其实这只是相隔两天的两次不同测试的结果，但是李书福以高超的宣传技巧，让二者联系起来，使得吉利硬是蹭上了奔驰的热度。

二是请“飞人”柯受良开着吉利车飞跃布达拉宫。柯受良当时名气非常大，而飞跃布达拉宫本身就是极具轰动性的话题，又是首次驾驶纯国产汽车做这事，所以当时引来了全国的关注。

但是在飞跃中，柯受良驾驶的吉利车飞到一半就掉下来了，柯受良还伤到了脖子。

本来这是一次发生在众目睽睽下的失败活动。但后来吉利反过来炒作吉利汽车的安全性：以百公里时速从5米多高的地方掉下来，人还没大事，那不是恰好说明吉利汽车安全性高？

用当时在现场的吉利汽车总裁柏杨的话说：吉利汽车与布达拉宫广场硬碰硬，成功了。

三是吉利冠名了广州足球队，利用中国足球联赛的影响力打全国知名度。

最开始李书福信心满满，公开承诺“要经营广州足球30年！”但很快，他发现这个行当太黑了。比赛要给裁判送钱，在当时几乎是半公开的行规，谁要是不贿赂裁判，在赛场上就会被穿小鞋。

那年，中国足球联赛还是按照甲A和甲B来分的，吉利是甲B球队。李书福本来是奔着要冲A去的，结果只得了第四名。

他认为这个成绩是被裁判所黑导致的，愤而宣布退出中国足坛，并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揭黑风暴”，拉开了中国足球历史上最轰动的“打黑运动”。

李书福主动向媒体揭开了当时球坛运行的潜规则。虽然所有球队的老板都心知肚明，但是如此公开戳破这坨臭屎的，李书福是第一人。

他甚至主动坦诚，自己的球队也干过给裁判送钱的事，他可以当污点证人。更为大胆的是，吉利直接把中国足协告上了法庭，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这种事情对企业来说，无疑是有着极大风险的。虽然李书福借此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让吉利集团一下子举国知名，但是也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且不说他此举要搅动多大的利益格局，让多少人恨之入骨，就说从法律上来讲，固然裁判受贿有问题，企业行贿，不同样有犯罪嫌疑吗？

对此，李书福硬气宣称毫不畏惧。他说：“牺牲我一个，清白了中国足球，这个代价值得。该我进监狱就进监狱，枪毙也不怕。”

这让他一下子站在了“悲情英雄”式的位子上。

当然，后来实际的事态走向，并没有那么危险。做出上述表态后没多久，李书福很快就从危险的边缘迅速抽身，从此避而不谈足球。

李书福和吉利涉足中国足球运动，前后共计只有8个月，但是留下了深远影响。而李书福在中国足坛扔下“原子弹”，居然能全身而退，丝毫无损，反而尽享大名。我们不得不说：高，实在是高。

在李书福的种种运作之下，吉利汽车获得了远超其当时市场实力的名声和影响力，成为全国知名的品牌。

8

尽管有上面分析的种种困难，但是从搞定目录开始，李书福就爬过了他的事业最难的一座山，开始进入一个迅猛发展的阶段。

2002年初，吉利走出资金危机，公司开始盈利，拥有了滚动发展的基础。到2006年，吉利汽车年销量突破20万辆，位列全国第七，民营汽车企业第一。

但此时，横亘在李书福面前的，又多了一个新的，似乎无解的巨大问题：在人们心中，吉利车已经成为廉价的代名词。人们之所以买吉利车，原因是他们想买车，却只买得起吉利车。

大家知道，买车除了追求实用性以外，还有一个面子问题。显然，开吉利车，并不能让人感觉有面子。

而随着中国人富裕起来，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购买更有面子而不是更便宜的车。如果吉利车一直停留在廉价的层面，将会被市场渐渐淘汰。

另一方面，廉价车没有品牌溢价，利润薄如纸。如果长期停留于卖廉价车，吉利将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支持更长远的发展，毕竟技术研发、新车型开发、扩大再生产，都需要利润作为支撑。

换言之，品牌升级，形象升级，改变吉利车低档的印象，提高产品的品牌溢价，已经成了李书福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但是，一个长期以来在人们心中就被定位为廉价的品牌，想要升级，又岂是容易的事？

也许砸大量的钱一点一点往前拱，经过很多年可以做到，毕竟福特、丰田等之前也是廉价货，后来却拥有很多奢华品牌。但李书福却没有时间等。

也许换一个别的市场，也可以做到，毕竟很多在西方非常廉价的品牌，拿到中国来，不也长期被当成高档货吗？但中国就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市场，放弃中国而把重心放在亚非拉其他市场，也不符合李书福的理念。

摆在李书福面前的，只剩最后一条路：买一个公认的好牌子，用好牌子的影响力，来扭转吉利在人们心中廉价的印象。

事实上，李书福很早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了。在2002年的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就谈到，以后会并购一个世界知名的汽车品牌。不过在当时，没有人愿意相信李书福的大话。

李书福提到的这个品牌，就是沃尔沃。那一年，吉利汽车才成立5年，全年汽车销量刚刚突破4万，而沃尔沃是一个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名牌，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年销量40多万辆。

当时，沃尔沃在中国卖的车，大概是60万-80万元一辆，而吉利是5万左右一辆。

说吉利要收购沃尔沃，其荒诞程度，就跟现在说“手犹香”要把“盒马鲜生”买下来一样。

但李书福就是盯紧了沃尔沃，一面积攒力量，一面寻求着机会。

当时，沃尔沃是福特旗下的子公司（1999年被福特全资收购），要买沃尔沃，需要从福特手上买。

2006年，福特由于连年亏损，新换了CEO穆拉利。穆拉利针对当时福特旗下品牌太杂的状况，提出了“一个福特”的战略，准备集中做好少数几个品牌，其他都砍掉。

这一变化，被一直都密切关注沃尔沃的李书福捕捉到。2007年，他向福特发了挂号信，提出了收购沃尔沃的意愿，很快，福特回信说，“不卖”。

李书福没有死心。2008年1月，他去美国参加底特律车展，经人引荐，和福特公司的CFO勒克莱尔搭上了话，当面表达了想要收购沃尔沃的意愿。

勒克莱尔说：你知道沃尔沃一年的营业额是多少吗？150亿美元，等于1000多亿人民币。

言下之意是，凭你也配？

勒克莱尔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当时，吉利的年销售收入连100亿人民币都不到。

但李书福依然认为自己有赢的机会，最主要原因在于，他坚信，以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趋势，沃尔沃的未来一定在中国。

这种规模的并购，固然是商业生意，但也有点像是“嫁娶”——女方家长不光要考虑能得多少彩礼，还需要考虑女儿未来是否幸福。毕竟沃尔沃公司自身管理层以及其工会，乃至其背后的瑞典政府，如果不同意这门“婚姻”，那吉利也收购不成。考虑到这一因素的话，只要福特想把沃尔沃嫁出去，中国就是最好的归属。

李书福一方面找了全世界最顶级的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组成了豪华的并购服务团队，另一方面在国际国内寻求资金的支持。

同时，他就像一个爱上一位姑娘就绝不放手的死小子一样，一有机会就死皮赖脸地贴上去死缠烂打。

2008年底，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受美国金融危机波及，福特元气大伤，沃尔沃也出现大幅亏损，“嫁女脱困”被提上日程，12月，福特公开表示“认真考虑出售沃尔沃”。

2009年，李书福再赴底特律，这次他见到了福特的董事长和CEO，宾主相谈甚欢。面相老实巴交的李书福，憨憨傻傻地向“女方家长”讲述着自己初入造车这一行时遇到的各种糗事，把对方逗得哈哈大乐。

福特终于松了口，并提出了“彩礼”要求：60亿美元。李书福还价45亿美元。福特觉得有点少，双方继续谈着，但相互之间的意向基本上都已经很明确了。

这年4月，吉利的团队就进入到沃尔沃开始了尽职调查，同时，李书福也要接受沃尔沃工会的考察。

在与沃尔沃工会的谈判中，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一提，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到李书福的行事与说话风格。

当时，沃尔沃工会负责人以很不友好的态度提出：想收购沃尔沃的人多了去了，你能不能用三个字告诉我们，凭什么沃尔沃要卖给你？

主持谈判的福特CEO感觉到工会这边语气很不友善，倍感尴尬，便出来打圆场。李书福说，没关系，我现在就可以回答，这三个字就是：I love you。

尴尬的气氛当即被这句话神奇地扭转了。这一次谈完，工会再未给这桩收购案设任何障碍。

从2007年6月到2010年3月，经过将近3年的艰苦求爱，李书福终于搞定了所有的问题，在最终收购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字之后，他在桌子上趴了很久，再抬起头时，旁边的人看到他泪如雨下，呜咽得话都说不出来。

顺便说一句，由于金融危机的愈演愈烈，实际签字的收购价，由原来谈判的60亿美元，降到了18亿美元。

而在实际交割时，由于美元兑欧元汇率的变化，实际上只花了16亿多美元。从此，沃尔沃100%归属于吉利旗下。

9

行文至此，李书福疯狂四十年的主要大事，基本上已经讲得差不多了。还有两件很重要，但放在文章里哪一块都不合适，在此略提一下。

一件是李书福四兄弟之间的恩怨情仇。

从做电冰箱配件起，李书福就不是一个人，而是和哥哥弟弟们一起搞的，虽然大家原本各有各的发展，但是只要哪一个人事业做得出色，最后就是兄弟们合起来一起搞。

遗憾的是，李氏四兄弟没有像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氏四兄弟那样，好聚好散，而是一度陷入矛盾重重的局面。甚至对于造冰箱、造摩托车、造汽车，究竟是谁的创意，谁同意、谁反对，谁出的力最大，兄弟们都各执一词。后来，兄弟阋墙，分道扬镳，各搞一摊。

在吉利去家族化的过程中，李书福曾叹曰：受家族企业之累，痛至骨髓。

另一件是李书福办教育。

很多人都听说过吉利大学，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除了吉利大学（现吉利学院）以外，李书福还办了其他8所学校。其中包括一所培养硕士和博士，有博士后工作站，并有多名院士坐镇的研究生院，以及三亚学院、湘潭理工学院这样的本科院校。

李书福办学校，初衷很简单，就是为吉利造车解决人才和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这些学校也确实是帮了他很多大忙。最起码一条，吉利集团永远都不会缺廉价的，而且是按照吉利价值观培养出来的实习生。

但即便李书福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他办这些大学，也有其巨大的社会意义：他招收的，都是那些在高考中失败，无处可去的孩子，把他们培养为合格的技术工人或者其他领域的劳动者——这正是国家需要的。

在三亚学院、吉利学院等学校开学或毕业时，李书福经常会去参加典礼并向学生讲话。

他曾经说过，要用20年让自己的学校进入全国20强。从现在来看，这个理想是失败的。

或许，这是一个比民企造车更难的梦想。

但考虑到美国的斯坦佛大学成立后六十多年一直寂寂无名，甚至被称为“农场大学”，而现在却享誉全球，谁又能断定，吉利学院、三亚学院，未来就会止步于一个普通二本大学呢？

除了上述大事之外，还有几个关于李书福的细节，颇足展示李书福的另一面，也很有趣。

有一次参加央视某颁奖典礼，李书福是获奖者之一。轮到出场时，他明显动作放慢，就像我们看到的慢镜头一样，大家想象一下《英雄本色》或《赌神》里周润发出场的情景，就有画面了。

主持人问，李书福，你这是在干什么？

李书福认真地回答：是导演让我这么走的啊。

另一次，还是央视节目，聊到自己穿的是80元一双的鞋，李书福当场脱下鞋子，展示给主持人及现场观众看。

在收购沃尔沃最艰难的过程中，无数人嘲讽李书福，几乎没有人认为他能够成功。但李书福私下对身边人表示：一旦我开始收购沃尔沃，唯一能阻止我的方法，就是杀了我。

不知道上面这些细节，是让你觉得，李书福更像一位憨厚的农民，还是一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战士。

但也许在李书福心中，他会认为自己是个诗人。

是的，李书福很喜欢写诗，也写过很多诗。以下是他写过的诗句或者歌词：

“力量在风中回荡，奇迹在蓝天下闪光，坎坷的道路承载着理想，坚实的伸向远方”

“谁知前方有多少条路，酸甜苦辣早已留在记忆深处，清晨日暮阳光星光为我引路，春夏秋冬希望就在不远处，不低头不认输，擦干泪坚持住，该受的苦我来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除了上面这样“小清新”的诗以外，还有这样的打油诗：

“千年铁证越秀山，

浑身正气天长眼。

狗吹黑哨满天飞，

吉利直扑鬼门关。”

“寒风去，春风到，埋头苦干静悄悄。

不要吹，不要闹，自主品牌撑大腰。

欧美情，日韩潮，崇洋媚外何时了？

中国车，飞多高？奋战十年变大雕！“

前者是2001年李书福身为广州吉利足球队的老板，现场看了一场“黑哨”球，愤而口占；后者是2005年参加法兰克福车展时，有感而作。

其水平如何，且留待读者自己判断。

10

2018年，吉利以90亿美元购得奔驰母公司戴姆勒9.69%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

从1997年仿造奔驰，到成为奔驰的股东，李书福用了21年。

2021年，吉利位列世界500强企业第239位，吉利系汽车（含领克）总共销售132.8万辆，排名中国品牌乘用车第一。如果加上旗下的宝腾和沃尔沃，总销量是220万辆。

从1998年下线第一款豪情，到成为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第一，李书福用了23年。

当他蹒跚走出第一步的时候，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认为他能成功。

但最终他冲破了所有人的固有认知，一次又一次从不可能中创造了可能。

目前，世界又面临着新的变局。在汽车行业，新能源化、智能化、自动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先行者特斯拉年销量即将超过100万，后起者蔚小理每一家都即将超过10万。

李书福曾经习惯于当一个模仿者、追赶者。而现在，他处在了被追赶，可能会被取代的位置。

已经59岁的李书福，早已不像当年那样锋芒毕露，口出狂言。

他不再像一个不顾一切前行的“疯子”，反而更像一个非常传统的，严肃而无味的企业家。

或许这是一种成熟。但失去天真、失去狂野之后，也可能会失去震撼人心，震撼世界的力量。

这种力量，李书福或许已经不再需要，却是新的年轻人出来挑战他（以及他的同辈）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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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资料：

【1】汽车“疯子”李书福，郑作时，中信出版社

【2】拿下沃尔沃：李书福传奇，熊江，石油工业出版社

【3】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王千马 梁冬梅著，何丹主编，中信出版集团

【4】李书福传，王保蘅，哈尔滨出版社

【5】李书福：守正出奇，魏江 刘洋，机械工业出版社 

【6】“放牛娃”李书福万字长文致敬改革开放40年，李书福，人民日报

【7】李书福口述历史：力量在风中回荡，李书福 李安定，新浪汽车

【8】对话：李书福，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陈伟鸿，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