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啥由最初的国粉走到反面_风闻

我曾说过，早在改开之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大概就是最早的、也是很狂热的国粉了。

几十年的时间里，我搜集了较多的国军原始资料。那时我搜集这些史料的目的，更多出于对国军的崇拜。但特别讽刺的是，恰恰就是因为搜集了较多的史料，却让我走到了当初的反面。也就是说，出发点与落脚点成了一个180度。

为什么？这就要说说我了解到的国军了。

来看它的战斗力：抗战初期的忻口战役，国军以二十多个师对鬼子的一个师团又两个旅团，结果怎样？失败；同样是抗战时的南宁战役，国军同样以二十多个师对鬼子的一个多师团，结果又怎样？同样是失败；武汉会战，日军最多时有9个师团参战，而国军最多时，参战兵力达124个师，但会战结果仍然还是失败。诚如徐永昌在徐州会战应注意事项的密电稿中所言，“敌现有兵力不及我五分一，竟指导外线歼灭战，为战史上绝无仅有之事。”整个抗战期间有22次大的会战，有兴趣的统计一下，这22次会战由国军主动发起的有几次？敌我兵力对比有哪一次不是数倍乃至十数倍于敌？又有几次战胜？几多败北？

日本鬼子装备好，国军装备不如人，所以二十多个师打不过人家一个师团，这算个理由。那么就再看与共军的战例：解放战争之初，国军对解放区重点进攻时，其对手可还是小米加步枪呢，可那又怎样呢？右翼山东战场，国军装备精良的60个旅败给了共军装备不精良的30个旅；左翼陕北战场，国军装备精良的25万兵马败给了共军装备窳劣的2.6万人枪。几个月的重点进攻下来，国军整师整旅的被全歼，可你能否找出国军全歼共军一个营的例子？

打败仗并不可耻，只要肯打，屡北屡战也不无可敬佩之处，可抗战时的国军，这种旺盛的斗志到了四十年代以后还剩有几成呢？蒋委员长曾这样评价他的国军：“一般将领的精神、决心和意志，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在抗战开始的两年，大家都有拼战致胜的决心，有消灭敌人的志气，但到现在几乎完全消沉了。”（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

不消沉才怪！能借抗战之名发财，谁还愿玩命打仗呢？而要论吃空自肥，国军军官可谓无与伦比。曾任国府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在1941年8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各师兵员无一足额者，而且多数不足法定半额。但中央饷款均照足额发给，故师长、旅长、团长无人不中饱；甚至一师长而每月能中饱饷项达五、六万元。彼等之法定待遇诚然不厚，然中饱之饷则每每为法定收入之数十倍！此一现象甚可虑。”

时任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在1944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独立工兵第二团团长干戢来寓，……谈滇中情形，颇以带兵为畏，盖做生意、吃空额已成普遍习惯，排长以上皆富，惟士兵特苦，与同流合污，不知何日犯罪，不与同流合污，则作事处处受其牵掣，拟见委座后，即辞去此职云云。”

这说的还是国军战斗意志表现最好、也是国粉们最看好的抗战时期，若要说到三年解放战争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点上恐怕连国粉们也都不想说了。

有人说八路会利用老百姓，那我又要问了，老百姓为什么要被八路利用而不被国军利用？那就再看看它的军民关系：1938年8月7日，张发奎在写给蒋介石的《失守九江报告书》中称：“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因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气。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1941年10月，杨森在《第二十七集团军作战经过概要报告书》中也称：“此次各部溃散官兵，普遍奸掳、烧杀。甚至部队前进、转进中，在部队长官率领下，亦有之。较之上海抗战之役溃散漫延数百里，有过之无不及。盖当时仅溃散不归队，尚无此普遍奸掳、烧杀也。”在抗战时的有些地方，比如河南，还出现民众群起而截击国军的情况。《1944年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中称：“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枝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于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百姓们为何抗击自己的军队？害苦了。逼急了。国军对河南百姓的祸害，有的时候甚至超过了日军。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军的军纪就更不敢提了。当时的北平也好，南京也好，有几个国军士兵看戏、乘车是买票的？有几个戏园子或电车是敢于跟国军官兵要票的？有兴趣的翻一翻当年的报纸，包括军纪最好的青年军在内，因为没票又占座受到戏园子的劝阻因而打砸闹事的报道屡见不鲜，根本就不算新闻。

似这类打起仗来特怂而欺负老百姓又特横的军队，我实在看不出它有多么大的正能量。

国粉们最爱说的就是国军将士牺牲的惨重，多少员殉国的高级将领，多少万阵亡的士兵，等等。牺牲固然可敬，但动不动就以牺牲的惨重来说事儿，就不对劲了，从古至今还从没听说过以一支部队牺牲的多寡来评判其优劣的。

要打仗自然就会有牺牲，但国军士兵的大量牺牲，有很多时候，恰恰是这支部队的腐败无能所导致。据南京保卫战当事者吕琦、李甲之、刘绍武等记述，城要破而未破时，士兵们不顾大敌当前，争相挤出城门逃命，因受负责维持秩序的部队阻拦，竟用机枪互射，“挹江门附近因此而自相残杀者甚众，殊伤心惨目。”“由于互相拥挤，造成互相践踏，弱者倒地，强者即踏其身而过。”有的伤兵被踩倒不能起身，呼救没人理，便拉响手榴弹与踩踏者同归于尽。江边渡口处，因人多船少，为争渡船又起讧斗，许多抢到船的在行至江中后又被岸边没抢到船的开枪击沉。可怜数十万国军士兵，因为撤退组织的无序而成为俘虏，并最终死于日寇的屠刀。

那要问了，士兵们如此混乱，带兵官们在哪里呢？跑了。好多人丢下部队自己先跑了。就拿被国粉们粉的不要不要的所谓“德械师”为例，当南京确定放弃时，除第72军军长、长腿将军孙元良早就脱离部队外，第71军军长王敬久与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开过有关撤退的会议后，根本没回指挥所进行传达与处置便逃之夭夭，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也是留下参谋长断后，自己单独先逃，其第二旅旅旅长胡启儒更是不等会议结束，即独自逃窜了。

如果说抗战的士兵死于敌人的枪刀之下，还算死得其所的话，那么，数百万的士兵死于军营的虐待就无论如何说不通了。 1943年夏，军政部长何应钦曾在一次会议上当众质问兵役署长程泽润：全国军队也不过700万人，伤亡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

这原因谁都清楚，要么逃跑了，要么虐待致死了。著名教育家、时任红十字会会长的蒋梦麟有一段记述：“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据他的考察估计，国军所征的壮丁，有大约四分之一就这样死于途中。后来蒋会长把这事儿说给了蒋委员长，气的老蒋杀了兵役署长程泽润，但杀了一个署长又有何用呢？

上述这些例子，谁若不信，你们可以自己去考证。如今大陆、台湾、海外的各种民国史料公开了很多，只要有兴趣，查找起来已经不是很难，看看我说的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

就这样的一支军队，我真的不明白有什么值得去粉的！

抗战期间，国军坚持了正面战场，多数的国军将士没有投降。在抗战初期的战场上，国军与日军的抵抗特别的激烈，牺牲特别巨大，许多将领为国捐躯，无数官兵血溅沙场。所有这些，当然是必须给予肯定的，英烈们的壮举更是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的。但什么事都应该恰如其分，对国军的评价也应如此。但许多国粉不这样，他们必须得说抗战是以国军为主才行，非要把国军抗战的贡献拔到最高才行，就太不靠谱，太过于荒谬了。

有国粉举张自忠、高志航、八百壮士的例子，来证明蒋家王朝及国军的正大和英勇，这恰恰说明国粉的无知。说明这些国粉不仅历史学没有学好，哲学也不及格。清末辛丑抗英、甲午抗日作战中，涌现出关天培、左宝贵、邓世昌等众多先烈，那是否就说明满清政权及军队也是正大和英勇的呢？这世上有很多人天生长了六指，那能不能因此将“伸手不见五指”改为“伸手不见六指”呢？当然不行，那是两码事儿。个别与全般的辩证逻辑，国粉们大概不懂。如果仅仅用张自忠、高志航、八百壮士等英烈来说明他们所属政权与军队的正大，还差得太远。

研究历史必须的方法，就是独立的思考，就是既不受政治宣传影响，也不受网络炒作干扰的独立的思考。待你真的愿意静下来坐下来，花上三五年的功夫，到那发黄的原始档案堆里，找一个或几个战役战斗研究一下，找一个或几个军队单位研究一下，找一个或几个将领研究一下，只消弄清楚一两个问题，那么我敢断定，就是打死你，你也再不会去做这个粉儿了。

现在我也仍然对民国的军史感兴趣，而且十分地感兴趣，也仍然一如既往地搜集着民国军队的各种史料，但现在的我跟八九十年代的我不一样，尤其表现在对国民党军的认识上，大大地不一样了。

（较真辩对，打假正讹，欢迎关注本人微信公众号：牛戈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