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云儿啊_风闻

刘子 | 文

父亲的散文诗

父亲还是选择了回家。

今年春节，上海疫情，我们不能返乡过年，便叫父亲赶来上海跟我们团聚。在上海的半个月，除了做饭，小孙女也不愿跟他玩，他一个人出门抽烟，沿着门口的古浪路走很远，往东或西。

我们希望他留在上海一起生活，还给他联系了家门口一所小学的勤杂工作，工资虽然不太高，但一天只需要工作到下午两点，周末双休、寒暑假照样放假，算是自在。60岁的父亲，其实已经很难找到工作，他们这代人，已经完全被社会淘汰。因此，这算是份不错的工作。

只是他头也不回地拒绝了。他联系了老家一个朋友，准备跟他去做房屋防水的活。他说，家里还有你奶奶和外婆两个老人。其实，我知道，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就算哪天我在上海混好了，这里也不会是他的家。

元宵刚过，他就扛起行囊，坐上了还乡的火车。他坐的是半夜12点上海南站的绿皮车，睡一觉，第二天上午就能到家。我把他送到古浪路地铁站，他说我会坐地铁了，下次来上海，就不用你到火车站接了。说罢挥挥手。我看着电梯载着他一点点下沉，直至消失不见。

让我欣慰的是，他没有去做防水。县里剧团的老朋友还惦记着他，乡村文化振兴政策下，剧团有不少下乡的指标戏，团里人手不够，把他叫了去，负责做一顿中饭，忙不过来时上台顶一顶。工资只有2000块，但他很开心。

父亲年轻时曾是地方剧团的骨干，80年代初，政府退出基层文化事业，剧团解散。他在他爹的号召下回乡务农，兼职村小民办老师。他懂音律，擅二胡，在那文化贫瘠的乡下，也曾是高山流水般的存在，只是后来渐被生活淹没。

零几年的时候，他从打工地深圳回乡，和一帮年轻时的团友一起，重新操办起他们的采茶戏戏团，一度风生水起，在县里连续几年的文艺汇演上都引发轰动。我家乡的亲人去看了，都觉得很自豪。

｜

民间戏曲是传统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图/李耀

只是，文艺在基层缺乏生存基础，一个十几个人的戏团很难持续运营，政府原本承诺的补助不见踪影，指标戏也都划给了县文工团、剧团，那个乡下老年戏团艰难地扛了没三年即告解散，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遗憾。

好在“体制”还记得他，终于把他唤了回去。他很知足，每天的视频电话里也多了许多笑声。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回乡种地吧”

疫情再度席卷而来，把许多人的工作、生活冲得七零八落。

从年前到现在，深圳一直身处困境，朋友前几天打来电话，说公司隔离了一半人，外地的业务也一直没办法开展，他的公司已经快扛不下去。我们互相安慰。结果不两天，深圳宣布封城，全员居家办公。

上海也疫情扩散，号召大家不要聚集。我爱人公司查出来有人感染，全体居家办公。其中不少密接和次密接被拉去隔离，据说，家属都给120打电话，让救护车不要停在自家楼下，免得抬不起头，“你们停得远一点，我们把他/她送过去”……

杭州的朋友也打来电话，年后到现在，一单业务没进，原本谈好的政府业务还全部取消，也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我们相互鼓励。临了，他说，不如回江西老家种地吧。

我们一阵哈哈。聊起乡下，心情才好了一些，与春光一道烂漫开来。

长久以来，习惯高处着手的各种经济学家、专家只告诉我们城市化聚集的好处，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它们的坏处。疫情代表自然界和社会规律，再次向我们提了次醒——有聚有散才是良性的社会规则。

**然而多年来，我们只知应该聚、如何聚，渐渐忽略如何“散”。**譬如谈及乡村，言必称应该聚集到城市，已然忘记，庞大而臃肿的北上广深常常不堪重负、身陷危机，广阔而分散的乡下，也会有它们的好处。

譬如，已经大到令人发指的北京、上海，即便再聚集，面积再扩张一倍，GDP再增长一倍，对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来说，又有何意义？又譬如那些遥远的乡下，人们从来不为疫情烦恼太久。

再譬如金融市场，聚集带来效应，也孕育风险，一旦风吹草动，总是恐慌逃生、踩踏。人们集腋成裘，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财富突然崩塌，过往的努力就真的成了一堆容易消散的数字……

经济不是人生的唯一目的，生活才是。对普罗大众来说，生活的本质也不是一堆数字，而是各种感受。

好的生活，不只在强光下的此处，也可以在被我们忘却了的他处。不沉迷于“聚集”。让想聚的聚，让愿散的散。

｜图/王记勋

知识分子的哀歌

最近另一件大事是俄乌战争，我写过一篇《从俄乌论战这面镜子照见自己》，本意是反对一些知识分子、媒体人缺乏专业，喋喋不休地争论、站队，不如多“照见一下自己”。

其实无意批评，我想，那些“XX智库”“XX论坛”群中，那些挺乌反俄、评论得头头是道，那些有头有脸、许多还身在西方的知识分子，吵得最凶的是你，或许，最迷茫的也是你。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分析，在西方的前殖民地和日本、中国这样的独立国家，“‘第一个推行现代化’的人或‘独立后’的第一代人，常常是在外国（西方）的大学里接受用西方广为传播的语言进行的教育……部分是由于他们第一次出国时是易受影响的青少年，因而他们从根本上吸收了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比之下，为数众多的第二代人大多数在国内由第一代人创立的大学里接受教育，授课越来越多地使用当地语言而不是殖民语言……这些大学的毕业生不满于早些时候受过西方训练的那一代人的控制，因而经常“易受排外主义运动的鼓动”，他们被罗纳德·多尔称为“第二代本土化现象”。

从以往的日本，到中东伊斯兰，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或者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莫不如是。第一代西方化精英，难免面临民众和第二代本土化精英的质疑，要么彻底移民西方，要么在回归路上陷入困惑、纠结，这是全球性的社会规律。亨廷顿继续分析，“人们并不只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在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同”。

亨廷顿就将俄罗斯归为“文明无所适从”的国家之列。地处亚欧结合部的俄罗斯，自古就在西方现代化和东正教、斯拉夫传统之间摇摆，他们经历过彼得大帝以来数百年的全盘西化，又经历苏联时期与西方的全面对抗，然后是戈尔巴乔夫导向西方导致的苏联解体，此后是叶利钦试图融入西方社会不得而导致的社会大分歧，直至普京后选择回归其斯拉夫、欧亚文明……这个庞然大物，既让西方人害怕，又是西方文明体系边缘游荡的倔强的“孤儿”。

同理，乌克兰人民在百年纠葛后，选择告别俄罗斯回归基督教西方文明。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反对战争，但也要看到，回归，通常是多么巨大的代价。

《故乡的云》

经济不可能一直高速发展，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一直往前走。当社会遇见挫折，何处安放失落者的身心？

“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当一个人历经世事却行囊空空，能张开怀抱拥抱他的，只有故乡。

愿他归去时，故乡仍安好。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专栏作者，撰稿人，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

参考书籍：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