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社会变化影响婚姻变革，婚姻变革推动社会变化_风闻

文/陈根

结婚率又一次降到了谷底。

根据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季报数据，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结婚登记数据再次跌破800万对大关。这也创下了1986年以来结婚登记数据的新低，仅为2013年最高峰的56.6%。

无疑，婚姻作为一种情感关系的缔结，既是一种制度，也是窥视文化和社会变迁的窗口。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让婚姻的变革随之而来。可以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婚姻变化是空前的，而婚姻的变革要把婚姻的未来推向哪里，还是个未知数。

现代婚姻意义之变

婚姻的变革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敏感也最重大的改变大概就是对婚姻认识的改变。

美国社会学家Andrew J. Cherlin曾研究过美国的婚姻意义的变化。基于美国的婚姻历史，他认为婚姻意义已经历了3个阶段的流变：

第一个阶段Andrew J. Cherlin称之为**“制度化婚姻”。这个时期，婚姻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女性需要男性来维持生计，男性需要女性来照看家务，婚姻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个人需要和男女之欲。人们通过婚姻积累资源、巩固财富、建立同盟，婚姻是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同盟系统中的一环。当然，这个时期的婚姻也更为保守——人们只有在结了婚之后才可以发生性行为，才可以生孩子和养孩子。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婚姻开始转变成为一种陪伴式的婚姻关系，人们开始强调夫妻双方不仅是彼此的爱人，更是彼此的朋友。造成转变的原因，主要是家庭分工的改变，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从家务中解脱出来走向社会，和男人一样成为支撑家庭的人而非被供养的人，转变自然而然发生。

而到了近几十年，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婚姻的观念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个人式婚姻。于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让亲密关系不再像父辈一样与众多因素相关，而变得只与个人有关。在这样的婚姻中，人们强调的是个人的自我成长，不支持为了婚姻而牺牲自我。

虽然有例外情况，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已经是一种纯粹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联反应在婚姻关系里，就很自然地成为了既要恋爱的甜蜜，也不放弃个人的“独立”和“开放”，“自我”并不为任何人臣服。即便是在婚姻中，人们也如同扫雷般地排除着****可以预估的束缚和对个人利益产生的威胁。

中国也分别经历了类似的几个阶段。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血缘宗法制度绵延千年，家庭伦理观念较为强烈，而这种制度主要依托于婚姻和生育形成。

尽管婚姻属于个人化的私事，但中国并非一个宗教社会，因而婚姻自古以来都受到制度和习俗的制约。春秋时期齐桓公就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宋代初规定“男年十五岁，女年十三岁，听嫁娶”，儒家文化更是将“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然而，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冲击国人的价值观与婚育观，在最近的几十年间，社会经济因素对婚姻行为的作用力增强，婚姻变革拉开序幕。当前一代的年轻人的婚姻观，已经走到了第二甚至第三阶段的位置。比起父母理解中的**“结婚搭伙过日子”，当代年轻人更在意，在这段婚姻中个人能否****获得快乐，又能否获得成长。**

基于婚姻意义认识的变革，影响着年轻人结婚的意愿，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愿意结婚的人会日渐减少。

阻碍结婚的理由

当然，婚姻的变革不是单因素作用的结果，婚姻的变迁还受到婚姻可获得性、可行性等多方面的交互影响。

婚姻的可获得性主要取决于适婚人群总量、婚配人口性别比等人口结构的影响。**一方面，**结婚人数快速下降，与适婚人群总量减少有关。从近四十年数据看，我国出生人口在经历1987年这一近40年的最高峰之后，连续多年下行。也就是说，随着95后乃至00后进入到婚育阶段，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数量也在下降。

**另一方面，当适婚年龄的性别比出现失衡，婚姻市场就会受到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供过于求”或“赤字”****的影响。**男多女少，一直都是我国人口结构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现持续偏高趋势，导致进入适婚年龄后婚配性别比的失衡。

“七普”数据显示，在2020年20-34岁年龄组的未婚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2400余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性别比超过110的年龄段集中在0-29岁，对应的正好是正在成为婚姻、生育主力“Z世代”群体，其中，性别比最失衡当属00后，15-19岁群体的性别比高达116,10-14岁的也超过115。这将在很大程度会影响男性配偶的可获得性，造成婚姻挤压。

从可行性来看，经济发展固然带来了观念进步，但伴随着经济发展，也滋生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降低了年轻人的结婚意愿。

作为婚育主体的“70后”和“80后”是第一代独生子女，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享受着改革带来的红利；但“90后”和“95后”们的婚育行为却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转型期。而在这一时期，住房制度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让年轻人在提高受教育程度、延长受教育年限的同时，也要面临一路攀升的房价和巨大的就业压力。

当前，在中国，结婚生育，就意味着将开启高房价、高物价、高生育成本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单身反而成为了更好的选择。就房价而言，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房价经历了一个让人心跳的上涨，尤其在一线城市，以年轻人的收入，要么望房兴叹，要么背负着沉重的房贷。

就生育成本来看，无论是立业在先还是成家在后，或者相反，只要结婚就必然面对生儿育女的问题，除非不要孩子，但丁克族在年轻人中毕竟不多，大部分丁克家庭也是因为生育成本高而不想生小孩。高生育成本虽然和高房价也有关系，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其他成本特别是教育也是一笔不少的负担。

在竞争激烈的时代，每个人都想给小孩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而优质教育是需要财力才支撑得起的。养育孩子也有时间成本，影响职业发展，如果没有老人帮忙照看孩子，只能请保姆或者夫妻有一人在家带小孩，这都是生育成本，特别是后者，有时甚至意味着要放弃职业发展。可以说，在加速内卷的今天，年轻群体“安居乐业”的难度较之父代已然更高。

婚姻变革推动社会变化

结婚率不仅受到时代、社会、家庭、个体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也反作用于这个时代、人类社会，以及家庭和个体。

婚姻变革带来的诸多后果中，生育首当其冲。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2亿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全年净增长仅48万人。

而这一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在人口的惯性下，每一年育龄女性的人数都会比前一年更少。而更无法逆转的是伴随着低生育率而来的心态变化，人口学家将这种心态称为“低生育陷阱”，即假使一个社会有一代人以上的生育率都低于1.5，那么这一比率就会成为新常态，而这是一种几乎无法改变的常态。

婚姻变革还会改变家庭的结构、关系和功能，从而影响家庭的发展。婚姻是家庭生命周期的开端，婚姻行为的变化最先改变家庭系统的规模和结构。“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是3.1人，2020年的“七普”数据降低至2.62人，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的居住方式也呈现多样化，未婚群体可以继续生活在原生家庭，也可能选择独居或是同居，家庭不再只是血缘或是姻亲的生活共同体。生育、养育、赡养等家庭承载的传统功能都受到影响，家庭的良性发展受到制约。

不仅如此，随着数字时代的降临，互联网、人工智能与每个人的生活都紧密相连，婚姻中最重要的因素陪伴，都可以由技术代劳。现在，陪着我们的或许还是互联网的虚拟网友，但未来，与我们对话的却可能是高度智能的两性机器人。

而当两性机器人足够代替伴侣时，男性女性一直稳固的“共生关系”将变成一种持平的“竞争关系”。未来，甚至将再不复“家庭”的观念，因为每一个由夫妻双方组成的家庭，届时都将变成社会上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个体”。

当人们越来越依赖技术带来的便利性时，便越来越能从亲密关系的共同体中脱落出来，人和人之间也将变得越来越原子化，生活本来是复合的有机体，但这种社会结构把人际关系做了切割。

婚姻变革正如人口转变一样，都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是时代变迁之下人们价值观最直接的反映，既无法阻挡，也不可逆转。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影响婚姻变革的因素，还要做好准备来应对婚姻变革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不管婚姻变革将把人类社会推向怎样的未来，我们都需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去迎接未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