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马史新解》出发（三）-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_风闻

      写在前面的话：东汉三国的历史，拜《三国演义》的普及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段历史了，可以说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三国；而在三国历史中，也同样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蜀汉和诸葛亮。因为在《罗马史新解》中对蜀汉纺织品外销的思考，发现通过这个角度能够重新认识一下三国中蜀汉的历史。

公元219年，刘备进位汉中王，这是戎马倥偬大半生的刘备的高光时刻，也是他的事业的巅峰！然后是关羽的兵败荆州，尸首异处；接着就是刘备称帝，起兵伐吴，张飞横死；最后是火烧连营，夷陵惨败，白帝托孤。“先帝创业为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出师表》中的这段文字的确如实的反映了当时新建的蜀汉政权面临的危机，但诸葛亮用自己的雄才大略化解了这个危机。怎么化解的呢？简单说就是：对外重建三国均势，对内将整个蜀汉执政集团和蜀地各个阶层的利益进行捆绑。

诸葛亮，千古人臣第一人！但个人对诸葛亮的认识也是有过程的。原来看《三国志》，虽然能记得些内容，但总的来说还是看不明白，直到对“锦官城”和蜀汉纺织品外销的了解和深入思考后，发现在《诸葛亮传》中“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段话可以有另一个解释，那就是：这并不是诸葛亮当时在荆州的自我评价，而是陈寿（后人）根据诸葛亮的事迹作出的评价，只是把它写在了《诸葛亮传》的前面，这是用了一个假托的叙事手法，并且借用了徐庶、崔州平等人的名字来作侧证——这个套路其实很平常，就是自己说假话，然后让自己的死党或者借用死党的名义来为假话背书。

那么问题来了，凭什么把诸葛亮与管仲、乐毅相比呢？如果说诸葛亮为蜀汉的延续鞠躬尽瘁与乐毅扶弱燕败强齐的事迹在精神上相类似的话，那么凭什么比肩管仲呢？管仲可是能被称为“子”的人。他的“官山海”（盐铁专卖）等经济管理政策使齐国率先富强并首霸于春秋，甚至管仲本人还被“风俗业”奉为祖师爷，可见他的政治经济水平之高和影响深远。而诸葛亮呢？再看蜀汉经济建设：劝农桑、兴水利虽是根本，蜀汉也在大力倡导和治理，但缓不济急，所以需要另辟财源；蜀盐是重要出产，蜀汉也设了制盐校尉以及专门的制盐队伍，但盐更多是维持财政稳定的硬通货和“压舱石”；那么就只有纺织品（蜀锦、蜀布）才是蜀汉得以富裕的源泉：“今国疲民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商品、市场和营销模式是商品销售能够盈利的三大组成。现在找到了蜀汉的致富密码——纺织品，那么后两者呢？市场，依靠魏、吴吗？不完全是。诸葛亮是一个有着“国际视野”的政治家，在他的心里是有着一个广大的市场——“利尽南海”！这里的“南海”是一个涵盖中南半岛、东南亚岛屿、缅甸和印度次大陆（大秦）等地的广大区域，这里庞大的人类族群——城、邦、国都是蜀汉纺织品的消费者，这是一个纯粹的卖方市场，这也是大秦商人秦论于公元226年到交趾来经商的原因。

        商品和市场都有了，营销模式呢？“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再结合诸葛亮的南征，那么就能够知道：蜀汉是生产端和总销售，南中及夜郎、交趾等地的大族、豪强、渠帅则是中间商和分包商。诸葛亮南征只是为了理顺这个销售和分配体系，所以要“攻心为上”。而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时陇西的诸多家族都反叛了曹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要在这个贸易利益链上分一杯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明了了蜀汉的经济基础后，那么蜀汉的上层建筑呢？个人通过梳理蜀汉政权的演变脉络，重新认识了曾经非常“熟悉”的三国蜀汉。

蜀汉简史：诸葛亮执政时期：223年至234年；蒋琬执政时期：234年至246年；费祎执政时期：246年至253年；陈祗执政时期：253年至258年；荆州系-诸葛瞻：258年至263年； 263年蜀汉灭亡。

诸葛亮是不是权臣？从刘禅的角度说，诸葛亮是权臣（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从诸葛亮的角度说，是君臣一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里就涉及到我国历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君权和相权。

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是来源于汉献帝已死亡的假消息，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继承“汉朝”皇帝。在刘备死后，其子刘禅继位也是符合宗法制度的。可是当时蜀汉政权面临的现实危机和刘备白帝托孤的政治遗嘱，使诸葛亮以相权代行君权具备了合法性。但这个代行权利是对君权有危害的，是违背了“君为臣纲”的儒家理论的，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诸葛亮对这个代行权利是在理论上给予了解决的，那就是：“从权”----即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就是诸葛亮以相权代行君权的理论依据和政治纲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理想和现实的完美结合，是诸葛亮为蜀汉执政集团规划的政治理论和树立的政治旗帜，这就使得北伐事业成为了蜀汉执政集团最大的政治正确，为解决君权相权矛盾提供了法理性依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蜀汉的灭亡恰恰是对这个理论和旗帜的放弃，所以我说蜀汉之亡，实肇始于费祎。

再有，诸葛亮对蜀汉的“从权”状态是设置了时间表的，就是：还于旧都！也就是说，当政权回到中原旧都时，蜀汉的特殊情况才视为被消除了，君相一体的“从权”型的执政模式才会回复到君为臣纲的正常状态。

所以诸葛亮高举北伐的旗帜，是有非常深刻的政治含义的。

其次，诸葛亮通过北伐在经济上建立起了一种“全民共享”的经济体制，即前面说的与全部群体的利益捆绑。

“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这句话很有嚼头啊！

蜀汉是在四川盆地建立的政权，对于当时生产能力发达的中原地区是典型的“人少地偏”之处。这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地域也比较小，那么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使蜀汉具备可以持续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呢？当时曹魏是大搞屯田制（类农奴制），孙吴是大庄园奴隶制（所以需要不断的掠夺人口）这样的土地经济，而诸葛亮是以“兴工促商”的思路使蜀汉走上的是不同于魏、吴的发展道路，这也是陈寿将诸葛亮比肩于管仲的事实基础。

诸葛亮的历次北伐，或有战场失败或有转运不济，但物资生产却未见匮乏，甚至在工具、武器生产方面还在不断创新：木牛流马、诸葛连弩、蒲元识水等，而且质量也属上乘，所以陈寿言：“工械技巧，物究其极”。

蜀汉的这些工业品创新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来自于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这也是诸葛亮时期蜀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其具体做法就是：蜀汉执政阶层（诸葛亮+刘禅）将纺织品的利润拿出来的，通过北伐这件事将蜀地各个阶层与民众捆绑在一起，同时用法律规定了这个利润分配的各自比例，保证了相对公平；而蜀地的大族豪强和百姓通过生产、经商、征战、转运等各种“社会接口”都参与进来，都能够分享这个利益，从而促成“诸葛治蜀有遗爱”的形成。

第三是通过官员选拔的广泛性保证了执政基础的稳定性。在诸葛亮的执政时期，其执政阶层不仅仅是荆州派，还有东州派的李严、李丰，蜀地本地派的张裔、马忠、杨戏等人。这些政治派别或许权力有大小，但大致公平这一点就连陈寿也不否认。当然这也和蜀汉当地没有像中原或江东那样的超大门阀家族有关。

诸葛亮时期的蜀汉政治经济就说到这，然后谈谈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认识。

后世对于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质疑更多是对“军事才能”的这个概念的解释不同而造成的。个人原来在看《朱可夫回忆录》时，对里面的各种战役地图、兵力配置、兵力运动路线等等看的热血沸腾；而后来再看艾森豪威尔的二战回忆录---《远征欧陆》，发现里面根本就没什么排兵布阵、奇谋妙计，就是讲的他怎么和罗斯福搞关系、和马歇尔搞关系、和丘吉尔搞关系，怎么协调巴顿、布雷德利和蒙哥马利的关系；然后就是站在陆军的角度和海空军争资源、站在欧洲战场角度和麦克阿瑟、尼米兹争资源；对著名的卡赛林山口之战、西西里登陆、诺曼底登陆基本上没怎么描写，却对弹药、油料、粮食等后勤物资的数据进行罗列；他对欧洲气候变化的担心甚至超过了对隆美尔和“大西洋壁垒”的担心。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同为二战名帅，他们的军事才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吧。

其实陈寿在《三国志》里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是因为陈寿是要“恰饭”的，所以不得不“鸡蛋里挑骨头”，通过贬低诸葛亮来变相吹捧司马懿。但后世历朝历代对这个问题可看的清楚，武庙十哲无可争议。按我的认识，把一个政治家放在军事领域评价是对他的贬低。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通过用纺织品贸易“利诱”陇西的大族豪强，为北伐作战做好了铺垫和准备，使蜀汉与曹魏在这一地区的人心向背上至少是“五五开”，这就是“人和”；当时孟达反叛于上庸，赵云出箕谷佯动牵制了关中的曹真，蜀汉发起陇西作战就极具突然性，这就是“天时”；陇西地处曹魏的西部边陲，与曹魏核心区距离遥远，控制的力度也相对薄弱，而这里和汉中接近，蜀汉部队运动和后勤转运也相对方便，这就是“地利”。通过以上种种运筹，诸葛亮对北伐早就打好了“腹稿”，那么他还会去选择有进无退、孤注一掷式的“子午谷奇谋”吗？再有，诸葛亮对陇西地区不仅仅着眼于攻占地盘，而是要在陇西大族豪强的配合下，在剿灭曹魏的军事存在后，迅速挖掘和动员陇西的军事力量和资源，就像南征南中一样能够“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从而继续把战火烧到关中平原去；若假以时日，让诸葛亮发挥出“抚戎为长”的强项，或临以兵威，或贪于财货，必然将氐羌等少数民族绑上蜀汉的战车，再现韩遂、马超当年快马长枪的盛况。

假设蜀汉在陇西站住脚，以此作为军事前进基地和商贸集散中心，远交近攻：河套地区的南匈奴、燕北的鲜卑、辽东公孙氏再加上孙吴，“五路伐魏”的局面也未可知。

街亭之战，马谡不敌张郃，尚可原谅，但他一战之后就弃军而逃就是不可饶恕的。因为陇西之战不仅仅是军事战，更是政治战，是人心争夺战（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这既是诸葛亮让马谡统军的原因，也是马谡逃亡的理由。街亭一战而败，未能封闭住曹魏援军出陇山的西进通道，使陇西的曹魏支持势力看到了希望，更严重的是让本来处于动摇状态的陇西各个势力，认识到蜀汉没有占据陇西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那么在身家性命和财源利益上也就不难选择了。没有了陇西势力的配合，诸葛亮也只能退军。而街亭之战中唯一受赏的是王平，就是因为他的作为符合诸葛亮的要求。可惜的是王平是賨人，这个因素使此时的他不能够担任主将。至于后来王平能出任汉中主将，那是因为他在魏延事件中站队正确的缘故。

第一次北伐的确可惜了，但打战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败了就认，止损兜底能够兜住了，这就是本事。只要兵源钱粮军器能够保证，再来就是了，胜利迟早会来。再看在后来的卤城之战中，蜀军“上下同欲”表现出的战斗力表明这只军队是越打越强的，从“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来看，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会差吗？无非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罢了。而通过第六次北伐时的武功水之战来看，诸葛亮是“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吗？

诸葛亮的去世，使蜀汉政权再一次面临危机，但这一次，蒋琬不愧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说老实话，个人是不喜欢蒋琬的沉闷而更喜欢费祎的文采飞扬、名士风度，但这不影响我认为在蜀汉政权中，蒋琬做的好而费祎是蜀汉灭亡的肇始者的评价。

诸葛亮去世后，第一件事就是杨仪杀魏延事件。这件事虽然给魏延扣了个“降魏”的罪名，但这实际上是当时蜀汉政权中的执政权之争，是以魏延为代表的群体（这个群体到底是谁很不好说）和当时以杨仪为代表的丞相幕府派之间的争斗，在这个争斗中蒋琬、费祎，包括姜维统统站在杨仪一边，而当时最重要的刘禅的态度却是很微妙的。直到北伐大军回师完成后，刘禅以诛魏延三族的举动表明了对于诸葛亮政治遗命的认可，但刘禅的这个决定是在丞相幕府派的强烈要求下“捏着鼻子”认的。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实际是刘禅收回君权的一次尝试，不过因为君相之间实力的强弱，让刘禅选择了继续忍耐。紧跟着，蒋琬就以杨仪“谤政”为由将其踢出了执政团队，继而允许民间对魏延祭祀表明了事件的真伪，也安抚了相关群体，从而建立起以蒋琬为主，董允、费祎为辅的“后诸葛亮时代”的执政团队。

政治权力的大小从来不是语言或者文字能够赋予的，都是斗争出来的。诸葛亮用君臣一体的理论，以兴复汉室为旗帜将君权相权统一在自己手中，那么新的执政团队怎么样呢？在这一点上，蒋琬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手段的。

第一、伐魏的旗帜（光复汉室）不能倒。蒋琬提出了“东征”战略，即攻取上庸（今陕西安康）等东三郡地区威胁荆襄，然后率领大军从汉中回师屯驻涪城（今四川绵阳）。可直到蒋琬死，东征大军就没出动过，那么蒋琬在干什么？用实力压制住刘禅回收君权的野心。

第二、从执政团队上层保证了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的延续。蒋琬执政团队延续了诸葛亮的“君臣一体”的执政理论，其团队组成是蒋琬主政领军，董允监督刘禅，因为蒋琬和董允的原则性都很强，所以就由费祎居间调和，软化君相矛盾，协调君相利益。

蒋琬团队从上层保证了诸葛亮建立的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的延续，主要就体现在董允对刘禅的监督和对黄皓的压制上。黄皓其实就是刘禅个人欲望的外在表现，他实际上就是君权自私方面的化身。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前汉……后汉…….”把君权在“家国一体”中的公、私两个方面都说的非常清楚了。而对于君权自私方面的危害性，“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蒋琬团队是有着来自于诸葛亮传承下来的观念认知的，对君权的提防是非常警惕的。

第三、以伐魏战争准备保证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继续执行。蒋琬驻扎涪城负责筹备东征及兼顾各方，王平领衔汉中防务，姜维出任凉州刺史开始独立领军承担陇西方向的攻防。整个蜀汉国防体系虽进行了调整，但继续贯彻“为伐魏而进行战争准备”这个执政总方针不变，确保了经济利益继续服务于国家战略这个大方向，使蜀汉各社会阶层继续通过这个体系受益。

蒋琬的东征不仅仅是基于政治考虑，也是有着现实的可行性的。蜀汉大军从汉中沿汉水东下作战，是存在着“易进不易退”的重大战术缺陷的。关于这个问题，蒋琬是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木牛流马”中“流马”。诸葛亮的“流马”是什么？说法太多且无定论，我猜测：“流马”就是某种具备助力装置的船只。“流”是指是水上工具，“马”是形容这种水上工具像马一样迅捷、灵活。正是有了“流马”这个工具的保证，才使蒋琬东征具备可行性，也才能说服刘禅不得不采纳东征战略，从而为蒋琬回师涪城提供了依据。

蒋琬时期最大的事件就是“兴势之战”，这一战的影响非常深远，只不过影响的不是蒋琬，而是费祎。

公元244年发生的兴势之战，是蜀汉针对曹魏的进攻所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防守反击。这次战役之中，以汉中守军为先，利用地理优势主动开展阻击作战，其后来自于涪城（蒋琬已生病）的大本营各部和由费祎率领的成都军马赶到，继续追击、侧击曹魏军队，造成曹魏损失惨重，而费祎也因此战被封侯。

公元246年，董允、蒋琬先后去世，蜀汉迎来了第三任执政费祎。

费祎的执政团队继续按照“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模式打造，他的搭档是大名士许靖的侄外孙陈祗，形成的是费祎主政在外，陈祗在内协调监督君主。

兴势之战的胜利使费祎认识到蜀汉依托地理条件进行防御作战的巨大优势，这也促使费祎对蜀汉的国防思路进行了重大改变：**“吾等不如丞相亦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莫寄希望于成败一举。若不如志，悔之不及”。**费祎的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当时魏蜀吴鼎足之势已经较为稳固，彼此之间快速消灭对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基础上，针对蜀国的山川地理特点---易守难出的格局和蜀国地狭人少的经济基础而作出的一个现实性很强的决策。这个决策对于国小民寡的蜀汉如果只从国力、军力、经济能力的角度考虑，是较为合适的，但这个决策对于蜀汉由诸葛亮建立起的政治制度是有致命性危害的。

诸葛亮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君相合一的政治制度所建立的法理性依据就是“从权”---即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但费祎的政治决策恰恰表明蜀汉所处的“特殊情况”消失了，那么按照儒家的纲常，凭什么君权（刘禅）要受到相权（费祎）的压制和限制呢？既然蜀汉是刘家的，就该由刘家人来掌握和管理，那么陈祗在内曲意逢迎后主刘禅的各种要求也就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费祎的决策实际上是向刘禅“奉还大政”，蜀汉由此进入了正常状态的君相政治体制，君权的扩张与膨胀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了。虽然费祎本人的协调能力是很强的，对于君权、执政阶层、地方豪强以及普通民众的利益还能够平衡，但这个头一开就不可挽回了，或许费祎凭借优秀的个人能力还能掌控，那么费祎不在了呢？

费祎“保境安民”的政治决策对蜀汉政权更为致命的危害是放弃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旗帜。那么紧紧围绕在这个旗帜周围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各项配置也就统统遭到了废止，这就涉及到官员的评价体系和选拔体制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分配体系的变化，军事战争组织体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为刘禅的君权扩张提供了便利，使蜀汉的政治生态出现恶化，奢腐丛生的种子也就此种下。

同时，放弃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旗帜，又因为蜀汉的地理优势，“躺平”的懈怠感也是随着“保境安民”政策的实施，一步一步的沁入蜀汉各阶层的骨头里了，这带来的就是“经济利益全民共享”的经济分配体制的被破坏和抛弃，这就使基层普通百姓首先被排除了出去，从而导致普通百姓开始遭到来自各个权力阶层的压榨，“民有菜色”不远矣！而当随军转运、后勤补给等等都成为了生意之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争夺也开始日趋激烈起来，整个蜀汉社会的运转也开始随着权力博弈和规则制定而分化开来了，“政以贿成”就日益变得理所当然了。

姜维，在这个时期，因他与费祎的战略观念上的差异，实际上从其出身的“丞相幕府”派脱离了，投入到了刘禅的君权一系。姜维终其一生都是忠诚于刘禅的，因为在这个时期的蜀汉，只有刘禅能够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平台。但姜维最终也只是一个统兵作战的军事将领，他对蜀汉政权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费祎执政时期的蜀汉就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下，慢慢的向“死于安乐”稳步前进。

费祎于公元253年遇刺身亡，这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案。

关于费祎遇刺案，很多说法都是姜维“阴养死士”造成的。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更倾向于这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即郭修（也作郭脩）刺杀费祎是一个独立的行刺行为，并不是带有很强政治目的政治刺杀案件。为什么这么判断？因为从蜀汉的政治伦理来看，无论是刘禅还是姜维，都不是会对费祎死亡的积极追求者，这也是来自对诸葛亮所构建的蜀汉政权的政治底线的信任。但从费祎的意外去世这件事来看，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后主刘禅！

费祎是诸葛亮蜀汉体系的最后一个人，当他的去世，束缚在刘禅身上的所有“封印”都被揭开了，蜀汉的政治完全回到了以刘禅（君权）为中心的格局中了。

刘禅终于亲政了，他的亲政依然是“委任式”的。蜀汉的第四任执政是陈祗，而不是常说的“蜀汉四相”中的董允。陈祗+黄皓+姜维，一主政一主内一主军，但他们三人的背后站的都是后主刘禅。虽然刘禅亲政了，但他依然要面对一个庞大的政治对手，那就是“荆州小团体”。“荆州小团体”就是以诸葛瞻为代表人物，集结了董厥、胡济和樊建等人，这个小团体实际是“丞相幕府派”的延续，但“圈子性”越来越强。在陈祗执政期间，陈祗支持姜维北伐，这不过是刘禅在扩张君权，打压和应对“荆州小团体”还残存的相权的政治手段而已。陈祗在死后能够获得“忠侯”的谥号，就是因为他是为刘禅（君权）冲锋陷阵的。而姜维的北伐，虽然他还怀有“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但他的北伐往往成为了蜀汉政治斗争在军事领域的延续，比之诸葛亮的北伐对蜀汉起到的凝心聚力的作用是相差甚远的。姜维的个人际遇与后世的岳飞颇有些相似。

到这里就要看一下刘禅亲政后在蜀汉各个方向上的布局：

成都是蜀汉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刘禅+陈祗+黄皓在主持，对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做到了全面的把控；西北方向，姜维在武都是西接氐羌，北连曹魏；东边的江州，由阎宇（他或与前巴西太守阎芝有关系）主持，这里是东通孙吴，南下夜郎交趾的交通枢纽；南边南中地区由霍弋主持，这里是通过身毒道交通缅甸和印度次大陆（大秦）的起点和必经之路。姜维、阎宇、霍弋都是刘禅这一系的人员。再把纺织品贸易纳入到这个政治布局中就可以看出，刘禅通过控制生产端和贸易通道，已经把纺织品的利润纳入自己的掌控了。而蜀汉纺织品外销的利润可是蜀汉立国的最大财源和经济基础。从汉中到涪城及其以东地区的这一区域，就是“荆州小团体”的基本盘，也是传统的农业区。这里北有秦岭，东北有大巴山的崇山峻岭的阻隔，南、西、东南三个方向又被刘禅的势力围堵住了，使“荆州小团体”在纺织品贸易中被隔离开了，其经济来源也就越来越趋向于汉中+川北地区的土地经济了。那么“荆州小团体”对土地经济的需求也加剧了他们和蜀地豪强地主阶层的冲突。这也是后世论述蜀汉灭亡重要原因。但这是因为刘禅亲政后为了进一步解除相权的威胁，通过削弱“荆州小团体”的经济基础，刻意制造“荆州小团体”与蜀地豪强地主的矛盾。

现在再回头看诸葛亮的治蜀之策：以工商立国，尽量减少对蜀地豪强的土地经济的侵占和掠夺；通过工商贸易，把蜀地豪强阶层及其附属民众与执政集团捆绑在一起。这治国理政的能力比肩于管仲，陈寿没说错吧？

而“荆州小团体”所掌握的经济资源的窘迫也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愿意对阴平小道的驻军进行裁撤，从而导致邓艾偷渡成功的发生。

关于“荆州小团体”，再说两个事情：第一，胡济段谷之战失誓不至而受惩处甚微。公元256年姜维北伐与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邽汇合，结果胡济没来，姜维惨败。事后虽对胡济有所贬抑，但因其属于“荆州小团体”成员，故在诸葛瞻执政后的景耀二年（259年）还被迁升为右骠骑将军。这就是政治“小圈子”的典型特征：只论亲疏，不问是非；第二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话，这侧面反映出政治“小圈子”中人员选拔的封闭性。

廖化，一则他是荆州人氏，二则他也是出身于丞相幕府，这表明他在蜀汉政权中是属于“荆州小团体”中的一员。景耀三年，廖化曾邀约另一老将宗预一起去拜访刚执政的诸葛瞻，但被宗预拒绝。那么廖化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出来奔走呢？无非是为子侄部曲罢了。

在《汉晋春秋》中记录了廖化在景耀五年（262年）对姜维的评价：““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力？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这个时候，陈祗已经去世了，蜀汉已经是完全君权制了，而刘禅懒政，尽管委政于诸葛瞻，但财权人权均被刘禅掌控，所以黄皓的专摄擅权才具备现实性。廖化的这番话，表明这第一是政治表态，即对“荆州小团体”所持的保境安民政策的支持；第二是对姜维不断北伐造成了“荆州小团体”的经济和人员实力被削弱的反对。

蜀汉到诸葛瞻时期，实际上是因为君权的膨胀，作为立国财源的纺织品利润完全被刘禅掌控并且不再拿出来用于蜀汉的“国事”，致使蜀汉财源匮乏，诸葛瞻只能以侵占蜀地豪强地主阶层的土地经济的办法来饮鸩止渴；再加之姜维北伐的物资和人员的损耗，使蜀地社会矛盾更加的尖锐。这也是为什么诸葛瞻要说“内不能除黄皓，外不能制姜维”的真正原因。

 尽管蜀汉执政团队内部存在彼此矛盾和相互斗争，但在蜀汉最后灭亡之战中，还是让人看到蜀汉这群人来自于先辈的血性：汉中之战，傅佥（傅肜之子）战死；姜维回防剑阁，年迈的廖化、张翼赶赴战场参战；诸葛瞻父子与黄崇（黄权之子）、张遵（张苞之子）、李球（李恢之侄）在绵竹战死；刘禅投降，刘谌死节；二士争功，姜维死节。

所以说三国蜀汉从刘备开始，真的是一个不缺理想主义的地方。

通过梳理蜀汉政权的政治和经济脉络的演变，所谓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之间的矛盾和争权夺利导致蜀汉灭亡，只是表象的认识和论述，掩盖了蜀汉政权中君权和相权的变化与斗争。至于刘禅，一个“富二代”的“崽卖爷田不心疼”，他虽然不缺乏政治头脑和经验手段，但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说也罢。

   最后就是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这个问题，这是真的吗？以诸葛亮的思虑周全，会在这么大一件事上有缺漏吗？陈寿是什么官？欲盖弥彰！无非是蜀汉灭亡时的混乱给“化公为私”创造了条件。嘿嘿，读书人的事嘛，“窃书不算偷”！不过，相信蜀汉的历史记述早已置身在《三国志》中了。

“葛氏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未见其比”！！！

注：文章完全是对个人主观认识和思考的整理，纯个人观点，或对或错，聊博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