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先清退这波，再谈逐步放开_风闻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tuzhuxi”，作者：兔主席

中国内地这一波疫情由外部输入引发，迄今已有大概一万五千病例，在吉林、山东、上海、广东、河北等多省市爆发，一些城市处于“准封城”或“类封城”状态，跨区域旅行很多受到限制，对各行各业的人们生活都有影响。2020年初，中国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平复疫情，2021年基本克服了疫情的影响。到2022年的现在，疫情已经两年了，人们对大规模的防疫行动已经呈现明显的疲惫，不知道何时这一切才能终结。今年还提出增长率5.5%的要求，疫情因素的加入也使得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这还要配合新发展模式、新政治经济范式下许多行业的重组。许多人都是很焦虑的。

特别是，外国所呈现的“一切恢复正常”、“走出疫情”的那种态势，更让国人焦虑——我们未来的路如何？

中国人是既要又要的矛盾体。

一方面，中国社会对大规模病死是没有准备的：没有心理准备、社会准备、经济准备、政治准备。香港这一波疫情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这一波目前确诊人数约75万（实际上染病人数则可能是百万级甚至数百万级别的），死亡人数4,355人（早已超过武汉的3,800多人），全港已经出现“棺材荒”。

这里。我们算一算“大数”，仅仅做一个匡算。自2021年12月31日到本文写作时，香港病死4,355人的话，就是大概每个月去世1700人。香港人口700万，中国内地人口14亿，是香港的200倍。简单匡算，假设所有地方的医疗条件与香港一样，防疫的客观基础也一样（例如老人疫苗接种率类似），并简单假设全国同时密集爆发，则1,700 x 200 = 每个月死亡34万人，两个半月就是87万人。中国能够承受这个死亡人数么？

再看美国。截至目前，美国官方公布的感染数是7,950万，累积病死96万人。比照美国的医疗基础，尚且要死近100万人，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四倍，那掐指一算，即便我们和美国的医疗水平一样，也得死400万人。如果我们承认全国范围的基础条件弱于美国（正如我们的人均GDP也仅是美国的四分之一），那中国可能死亡1,000万人，甚至更多。中国能够承受这个病亡人数么？

显然是不行的。一旦出现大规模疫情及病死，中国社会就会崩溃，造成巨大的经济、社会及政治不稳定。

现在，很少人会去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为似乎已经“理所当然”了，难以想象。人们也很难直观“感受”到400万人、1000万人的生命得到保护的那种“收获”、“好处”、“福利”。在坐享疫情防控带来的保护及好处之余，只会感染嫌公交车停运麻烦，核酸检测麻烦，差旅出行麻烦，不能出国等等。

大规模疫情爆发，真的出现了病死，那就是我们身边的家人出现病死。每个人不仅都有感染的朋友，而且还有死去亲人的朋友。那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会是巨大的：无数的人染病，或者因为照顾染病的家人而无法正常工作。你再无法到医院去看病，因为人满为患。你会发现日常生活大受影响，围绕你生活的各行各业都有人受到影响，譬如，你可能突然发现快递收不到了，因为管你的小区的外卖小哥家里有人重病甚至去世，他要回老家照顾或办理后事。这只是一个小的例子，并不是说你始终收不到快递，而是说，这样的冲击、死亡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产业链的基础地位也会受到打击。我们能不能与病毒“共存”呢？可以，请先付出数百万、上千万人死亡的代价，踏着尸体，“涅槃重生”。

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到那个时候，不仅仅是社会问题，政治稳定都会受到影响。

那些在朋友圈上抱怨疫情防控政策的人，都会成为体制的批评者。

经历了2020年2-3月中国舆情的人，应该知道这种全社会性的负能量有多可怕。

所以其实中国在初始道路上是没有选择的。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符合中国的国情。

现在的问题只在于：下一步怎么办。What next。是的，全世界都为COVID-19付出了代价，每个国家都死了很多人，都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走到这一步的。中国之前确实表现得很好，但我们也总不能永久这样下去吧？

这也是世卫组织思考的问题。何时大COVID从“pandemic（大流行病/瘟疫）”降格为“endemic（流行病），如何降格防疫管控指导建议，让社会回复常态。

对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笔者之前写过，需要满足若干条件。

第一，我们（中国）要独立地、从科学上确立：

1）Omicron是一个弱化的变种，致死率、危害性是减弱的

2）Omicron是一个在进化生物学里“优胜”的变种，“统一”了天下，不太可能再出现一个强化的变种取代它

3）对于大多数人口来说，Omicron甚至是一种“活体疫苗”——特别对于已经打了疫苗的人来说——它有利于推动所谓的“群体免疫”

4）没有压倒性的证据说明其对广大人口会产生重大的后遗症（即所谓的“Long Covid”），且这种后遗症会转化成为巨大的人口、生理、健康、社会乃成本——尤其是那些打了疫苗后仍被感染的无症状感染者或轻症患者。这里，是无法回避权衡分析的（a cost-benefit, utilitarian analysis）

第二，国际国内科学界、公共卫生决策群体对上述看法要形成大致共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同意，只要主流。

**第三，我们要确立目前完成大规模接种的国产灭活疫苗对Omicron的保护性（主要为重症，包括住院及病死）。**这方面，有关部门已经可以收集到大量信息，包括我国在海外广泛出口疫苗的地区，及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今年2月10日，港大有个报告，说明科兴三针对重症的保护率为80%，病死为90%。是一个参考（https://sph.hku.hk/en/News-And-Events/Press-Releases/2022/TBC）。在对疫苗建立了充分信心后，就可以向前迈进

**第四，世界各国加地区的确诊及病死不断降低——伴随各国在“疫苗+自然感染”作用下，陆续进入“群体免疫”，感染数是一定会下降的。**中国防疫管控政策如果要向前迈进，一定需要选择这样的时机。

**第五，世卫组织表达出意向，打算对COVID-19的防疫管控指导宽松化。**根据中国政府的负责任的做事风格，应当也会与WHO充分沟通。

**第六，涉关14亿人的大事，而且开弓没有回头箭，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部门，公共卫生专家及医学专家，要进行必要的研讨，论证是否存在任何没有想到的议题、短板，或其他考虑不周的地方。**需要反复再三论证，反复斟酌，不能挂一漏万。

**第七，综合多个考量角度，基本能够确立：调整防疫模式所获的综合“收益”显著大于其“成本”。**不同防疫模式优劣比较的天平发生实质改变，朝“宽松”模式的一端偏移。

**第八，要做足宣传、教育、舆论方面的准备。中国的国民，说容易管理，也容易管理；说不容易管理，也不容易管理，因为他们“既要又要”，既希望享受放开的好处，但又担心疫情/疫病的成本和影响。**而这是一个把发烧都看得很严重、动不动就要跑医院的社会，对呼吸道传染病是缺乏充分准备的，而中国在最初就把新冠等同于肺炎（或SARS），使得大多公众对COVID-19仍然十分恐惧。除此之外，人们对目前的政策也不理解，以为不敢放开就说明疫苗无效。所以，要向国民做好宣传教育，是需要的大量的准备与工作的。

**第九，中国改变现有防疫模式，绝对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一定是哥有序、逐步的过程，能收能放，可进可退，留有充分余地，而不能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就是笔者之前说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试点模式”——在一地打开，成功后在异地复制，最后全国打开。《COVID-19：抗疫的回顾与未来》

香港的第五波疫情，以及内地这一波爆发（两者有很大的关联性），实际上又给中国进一步调整防疫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及“演练”的机会，补充了之前可能存在的一些盲点或考虑不周的地方。

未来，有可能如何推进试点放开呢？

第一，中国内地应当处在一个疫情基本被控制，大致“清零”（当然不一定是绝对清零）的状态。其实，这就是今年以来香港第五波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内地的首先的第一个前提是状态。显而易见，我们目前还处在这个状态，首先要复归这个状态，才能迈向下一步。所以中央会下定决心，提出比较严格的防疫政策，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内地）范围内把疫情控制住。这是一切的前提。

第二，选择一个合适的省份或地区进行试点。这个地方的先天条件：

1）具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比如至少是千万级

2）人口结构有一定的代表性

3）离内地的政治、经济中心有一定的地理距离

4）不属于边陲/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敏感）

5）如有一定的天然物理隔离最好，因此，理论上应该避免选择内陆中心省份或地方

6）作为试点放开后，可以获得比较多的经济及社会收益（外向型经济）

大家可以看到，这和我们选择经济特区的标准差不多，要参考自然资源禀赋。

第三、要有充分的防疫基础

1）全社会三针疫苗接种率达到较高水平（门槛可以具体设立）

2）重点人群（如老人）三针疫苗接种率达到绝对高水平，例如90%、95%、98%……

3）要有一定的医疗基础设施及资源作为前提基础，从社区医疗站、医院、医护人员，到病床及ICU、医疗设备、药品等

4）提前建立好一定容量的方舱医院

5）有统一的援助电话热线，提供统一的医疗指导与建议，避免挤兑线下资源

6）要有充分的COVID-19相关教育宣传

——要建立并能依赖居民自检能力：自己购买抗原及核酸检测工具并自行测试

——看到Omicron-COVID-19并不简单等于“肺炎”（新冠的认知概念“去肺炎化”）

——要建立普遍意识：确诊后居家自愈，轻症不上医院，避免挤兑医疗资源

——对如何自愈要有广泛的宣传教育

——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对社区/街道/居住区物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培训——他们将成为后续提供支援的重要力量——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也要有观念上的转变。

7）建立摸底了解实际感染及致病情况的机制，例如定期做人口抗原测试，做大规模的调研、考察、访谈，了解病毒的实际影响

第四、地方工作需由中央牵头/参与。

目前机制下，防疫、抗疫是地方官员头等大政治。工作做得不好，是要丢乌纱帽的，所以如果主动选择的话，地方可能不愿参加试点。因此：

1）由中央指定地方试点，和当年搞经济特区一样。这个得自上而下、全国一盘棋考虑，至少在一开始，不能依赖地方自主申请

2）中央工作组到地方牵头协调工作，承担地方所不能或不愿承担的政治责任。这样：

——地方/基层有了政治保证，才能放弃顾虑，全力配合

——中央有更大的政治权能/授权，可以帮助协调地方不能协调的事项及资源

——对当地人的体验也会更好：让他们感受到，这既代表了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给予他们的信任、责任，是一种为历史铭记的壮举，也让他们有安全感和温暖感（不是什么“小白鼠”），甚至认为自己享受到了某种先学一步的特权和好处

3）由中央安排对地方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第五、对当地的“温馨安排”

1）**试点要“事前通知”**这个政策一定要做好重组的事前准备、铺垫，到了宣布的时候，也要提前告诉地方，比如说，提前两个月，这样，可以让当地人做一些选择安排，不愿意参与的人可以用脚投票，离开当地

2）给当地人适当的补贴或激励，从个人到机构、企业，譬如医疗上的、税收上的，甚至直接的财务刺激/物质补偿。总之，可以让他们有一些获得感。毕竟他们是付出了代价的——至少和国内其他地方通行/通航不再方便

第六、要有充分的援助机制

在最初，就建立好对试点省份/地区的援助机制，包括医护人员、医疗设备、药品等，以及增建方舱医院的能力等。提前部署。

第七、与其他省份建立好隔离机制

1）试点省份，一旦打开，与其他国家就不需要有严苛的隔离限制了，或者说只留有非常宽松的隔离限制，这可以比照新加坡之类的地方。

2）但反过来，试点省份与中国内地其他地方，就需要建立隔离机制了。凡从试点省份进入内地省份，需要做隔离。这可能是当地人要承担的最大成本。对于试点省份，国家可以考虑补贴旅行人员的隔离成本。经济账是小事，最后算的是政治账。

3）要为试点省份建立一套数据化的通行卡，并更新现有的行程卡/各地健康码，可以识别、记录、追踪试点省份的人员。这里，宣传教育非常重要：不能对试点省份人员有任何歧视。

第八、逐步打开 + 熔断机制 + 试点省份连成一片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先让试点省份运行一段时间，如果疫情严重，无法对抗，则立即“熔断”，重新封城/省，退回重来

2）试点省份与内地其他省份/地区的人员通航需要遵循内地对待境外人员的隔离标准

3）如果试点省份向内地其他地区输入了确诊病例，则需采取必要的熔断措施（标准和方式可以具体确定）。这里，一定要参考香港的经验

4）如果发现试点省份能够比较成功地应对COVID-19，那么就可以扩大试点省份。具体，可以由中央自上而下安排，也可以由各地自主申请，但无论如何，参与试点的省份应该满足中央拟定的必要的防疫软硬件指标。

5）试点省份之间可以连成一片，放宽或放弃隔离要求。

6）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试点省份点点相连，连成一片，有朝一日就可以遍及全国。当过半数的中国省份加入试点后，“新循环”就形成了。剩余的省份将争相提升防疫软硬件指标，参与“新循环”。

7）过程中，只要有任何不可控的负面因素，就做“收缩”。最坏情况就是“恢复原状”。这就是“可放可收”。

中国希望完成的，是通过几年时间，最终安然度过COVID-19，付出的是全球人类社会里最低的病死人数。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

笔者以为，也只有中国有可能成就这样的胜利，得益于中国特色的制度与模式。它不仅仅对COVID-19有启示，还将对人类未来对抗病毒及（超级）病菌的及其他重大国际问题都有启示。

上面描写的试点放开机制，何时可以推行呢？

还是回到第一个前提，先“动态清零”，在中国内地大多省份城市“复归原状”，然后再谈逐步改变模式。以笔者对中国体制的理解，今年还是一个清零和准备的阶段，可能需要等到明年。

以上是笔者自己猜想的，基于中国国情及制度逻辑推理的下一步演进可能。抛砖引玉，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