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我“体验”了两次新冠_风闻

编者按：身处伦敦，本文作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反复感染了两次新冠——第一次是Beta变种，第二次则是最近几个月成为全球焦点的Omicron。时至今日，总人口6700万的英国已有1982万累计确诊病例，而这一数字还在以每日十余万的速度更新。

新冠纪年已经进入第三年，世界仍然没有摆脱它的阴影。

十二月底的伦敦连着下了十天的雨，确诊新冠的我待在宿舍逼仄的小房间里，冷光灯昼夜不灭。短暂的昼长和连绵的阴雨让我已经忘记了时间，每天都在浑浑噩噩地过。床头柜上堆满了从国内带来的莲花清瘟盒子，已经空了大半，胶囊吞下去嗓子会有短暂的清凉，能暂时缓解一下几乎从未停下来的咳嗽。我手中的矿泉水瓶像奶瓶一样挂在嘴边，今天已经喝了一升的水，可还是口渴。水像是下在沙漠的雨，刚入喉干涸就重新涌上来。

而我这样的状况已经是轻症，和我一起感染的一位朋友嗓子痛到无法吞咽，扁桃体肿得像是要把舌头推出来。另一位感染的朋友听说后无比庆幸：“幸亏我小时候直接摘除了扁桃体，哈哈。”

在英国，尤其是伦敦，新冠是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大家都知道感染是迟早的事，病毒防不胜防。进入十二月以来，Omicron开始在英国作威作福，日增直逼十万。那段时间空气中都弥漫着紧张的氛围。我们真正意识到这波疫情与此前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是听到身边防护最谨慎的华人们接连感染的时候。要知道，英国华人是最不可能被感染的一波群体，他们防护严密，距离得当，消毒液从不离手，恨不得拿消毒喷雾给遇到的所有人都洗个澡。部分留学生因为害怕感染放弃了一切社交活动，整日穿梭在教室和公寓两点一线。饶是这样，很多人还是没逃过。

我听过的最离谱的案例是，一位同学甚至近四天都没出家门，还是被感染了。

●英国确诊病例日新增 / 网页截图

病毒的可怕就在于无孔不入，就像我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如何被感染的，而且，在十二月以后Omicron全面爆发的这个时间段，我感染的却是Beta变种。我们笑称：“十二月的伦敦，无人生还。”

在异乡感染新冠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在国内感染，最起码还会被送进医院悉心照料，在国外的话，全凭各自本事。英国这边的治疗方式就是轻症自愈，重症送医。NHS在疫情爆发以来已经忙得焦头烂额，床位、医疗资源、工作人员、经费全部短缺，这样的条件下只能优先治疗重症患者。在听说我感染新冠以后，我父母焦急到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们不停地劝我去医院，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解释，与其去医院折腾一通，不如在家里好好休养。而且轻症去医院也是给人家添麻烦，徒增烦恼。

虽然也许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但当时的我就有一种去医院没用的感觉，或许英国政府应该反思一下民众的信任危机问题。

自从新冠爆发以来，鲍里斯政府的支持率掉得比基金跳楼还快，去年他带头违反规定办party的事情仍在被人们揪着打，而鲍里斯政府挽救支持率的做法竟然是——逐步取消新冠的各种限制。到了二月份，公共场所不再要求强制戴口罩，大型活动不需要查健康码等等。到这一步，NHS已经出离愤怒了，它再次向政府发出警告，但像过去两年一样，没有得到什么重视。现在英国人已经躺平了，在公共场合时大部分人都不戴口罩，日子回归到了表面无事的状态。从前震惊全世界的全民免疫政策，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实现了。

而在“无事发生”的表面下，被感染的人只能在隔离和静养中尝试自我安慰了。

●伦敦街头劝说人们接种加强针的NHS广告牌 / 网络

在Beta变种感染隔离期间，我闹了一次乌龙。有一天早晨起来，觉得自己头痛欲裂，胳膊酸痛，呼吸更加困难，灯光也很刺眼。病中的头脑一向不清醒，我居然打开了浏览器，开始自行搜索我的症状。这一看可不得了，我严重怀疑自己得了脑膜炎，并且被谷歌警告24小时内不就医可能会变成智障。

于是心急火燎的我迅速打电话给医院，在长达五分钟愉悦轻快的铃声后，终于有人接起了电话，声音听起来比我还要虚弱。在听了我的情况后，他问我能不能自己去医院。我解释说自己得了新冠，正在居家隔离，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看看有没有救护车，回头打给你。”然后电话里就传来一阵忙音，留下我拿着手机一脸茫然。

我又打给自己的注册诊所（GP），同样听了很久的音乐后，告诉我无法接通。我不气馁，变成智障的威胁告诉我不能就这样放弃。

半小时后，我又打了电话过去，终于有人接了电话，听了我的情况后说医生现在没空，一会儿打给我。电话再次被挂断。

此刻我的焦虑已经到达了顶峰，谷歌告诉我脑膜炎的症状之一是无法适应强光，于是那盏冷光灯在我看来也愈发刺眼。终于过了许久，有人打电话来，说救护车没有了，是否可以自己走过去。我只能再次解释自己得了新冠在隔离，心想我自己倒是无所谓，他们心里难道不害怕吗？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我们一会儿会派车过去的。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四十分钟后，公寓的前台打电话告诉我说由医护人员请求访问，我同意后开始火速收拾自己可能需要的衣物，忐忑地准备住院。过了一会儿，三位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到了，把我本来就逼仄的小房间占得满满的，她们告诉我不用收拾，就在房间里给我做一个简单的检测：做五十个蹲起。

我满脸肯定写满了疑惑，所以其中一个人笑着说，我知道听起来很蠢，但这个是必须的。在我做蹲起的时候，她们一直在和我闲聊，从我在哪里读书，学什么专业，聊到以后的梦想是什么等等，并时不时地开一些玩笑。我被这种轻松的气氛感染，紧张的情绪稍稍缓解了一些，但又要做蹲起，又要回答问题，导致我做到后来脑袋十分混乱，已经忘记了自己做了多少个。她们说，那就起来吧，并且开始给我量血压：检查结果是除了新冠之外我并没有什么病。

走之前她们问我有没有药，在吃什么，看了我的莲花清瘟，还用医学词典查了一下。“东方神药。”她们离开前笑着打趣。

现在想来，我只是把普通的症状想得过于严重，隔离在一个小房间里焦虑地自我恐吓。但见到医护人员后，她们快乐的氛围让我渐渐放松下来，安心养病，并且确定如果出事，医生是会赶来的，虽然可能需要等很久。

●伦敦的生活几乎已经“平静如常” / 世界说

在英国，确诊后不会公布行动轨迹，也不会公布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只被要求填写NHS的报告表格，详细记录自己近一周内去过的地方、时间、接触到的人以及联系方式，然后由NHS来负责联系和警告他们。我所居住的公寓也一样，在我将情况报告给公寓后，公寓向我的邻居发送警告，并且要求未完全接种疫苗的人自我隔离。

尽管没有强制要求，但我在确诊后还是挨个联系了前几天接触的朋友们，请求他们马上去做核酸检测，幸运的是他们都是阴性，隐隐地减轻了我内心的一些负担。

然而，我自己的厄运还没有结束：从beta里恢复过来只有半个月左右，我再一次确诊了omicron，症状与beta变种相差不大，咳嗽很厉害，并且会在痊愈后也持续很久，会撕心裂肺地咳嗽。轻症仍然需要靠居家静养自愈，而和上一次一样，我迄今仍然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感染到的omicron。

比起beta，omicron病愈得较快，前后大约只有四五天时间。也许是两次感染间隔太近，感染完以后感觉心肺功能明显下降，偶尔会有喘不上气的感觉，但是幸好没有失去味觉。

对于年纪稍轻的人来说，新冠有可能只是一次重感冒，也有可能，它的后遗症仍会在未来的某时某刻浮现，等待我去承担。同时，这也不是一件会摧毁生活的事，如果真的被感染，积极治疗，生活还要继续。

朋友和家人的帮助是我战胜新冠的关键，国内的朋友陪我聊天打发苦闷的时间，国外的朋友帮我做好三餐，并且营养搭配。在这种绝望的时候，他们的陪伴让我能从困顿中再爬起来，感受到自己是被人关心，被人挂念的。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新冠是一次契机，让我在身处困境的同时看到自己生活在爱和包容里。

写到这里，想到我曾经安慰父母说：“得新冠也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被我老爹一顿数落：“你体验什么不好，体验新冠？脑子不好使！”是的，可能是被幻想脑膜炎击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