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1922年：巴黎破冰之旅和远东之行_风闻

3月14日是爱因斯坦诞辰。100年前的1922年，已经在聚光灯下的爱因斯坦将开始一段海外旅行，正是在受邀访问日本的途中，他收到了获得诺贝尔奖的通知，并且期间在中国上海有两次短暂停留。此时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巨匠，同时也以自己的身份为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在其学术活动、私人生活以及社会活动的细节中，我们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位“世纪伟人”。

撰文 | 何钧

对于作者这代人来说，仿佛是转瞬之间，新的世纪已经过去20年。就在20年前的1999年12月，美国《时代周刊》回首整个20世纪，评选“世纪伟人（Person of the Century），当选的是科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时离他去世，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然而在新的世纪，这位名人的光芒并未褪色：对他的科学成就及思想、生平以及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深入研究，继续成为科学史学界的重要课题；诸如引力波和量子通讯等领域的一系列和他相关的科学新成果也不断激发着新的公共兴趣；2019年，我国和世界科学界刚刚经历了一系列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的纪念活动；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1987年开始的爱因斯坦全集的编辑工作，到2015年已经出版了14卷，不到预期总数的一半，而2012年即已付梓的13卷，其中译本可以说是姗姗来迟。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全集第13卷》涵盖的年代是1922元月到1923年3月，德国正值一战之后魏玛共和国的动荡艰难的时期。此时的爱因斯坦，随着广义相对论的确立，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公众人物，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此期间，他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德国之外，因此本书也展现了更广阔的国际社会的时代场景。从这一卷开始，文章与通信不再分别成卷出版，而是按时间顺序编排在一起，有利于读者更好地还原和理解传主科学、社会活动和私人生活交织的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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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

我们从科学主题开始介绍本书的一些重要内容。

爱因斯坦经常受到邀请，面向公众以及科学界做讲座、问答，并撰写评论性文字。这些文字毫无例外地体现了鲜明的爱因斯坦风格，也就是从看似简单和基础的概念出发，以深刻的洞察力和绵密的思考，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意义和联系。仅仅这部分内容，就有极高的阅读价值，尤其是围绕相对论的传播、争论以及哲学意义的部分。在日本访问时，爱因斯坦还对自己发现相对论的过程，做了即兴问答。本书提供了科学史上这一重要文献的最新解读。

也是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得到瑞典方面的暗示，他将被授予前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最好年底留在欧洲以便能出席受奖。不过他还是决定继续安排自己的日本之行。名满天下的爱因斯坦迟迟未能获得诺尔贝奖，已经成为他自己和诺贝尔奖委员会双方的难堪。这是由于对他在相对论上的贡献，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在注重实验物理传统的北欧（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德国）。在远东之行的途中，他终于收到获奖的电报，但是给出的理由却是表彰他的光电效应理论。

就科学前沿研究来说，有一种观点，觉得1915年创立广义相对论之后，爱因斯坦再也没有能媲美自己前期成就的创造。在本卷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位科学巨匠的一些具体的研究思考进程，形成自己的理解。1921年初，爱因斯坦开始持续地用相当的精力，投入一个量子论中具有非常基本性的题目，也就是单个原子辐射的过程，是符合经典波动理论的连续辐射，还是按照量子论的即时单色量子发射。到了1922年初，他认为自己取得了重要成果，其意义不言而喻，将不亚于自己早先任何一项工作。本卷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些同行们的震惊和疑惑和有保留的“祝贺”，以及埃伦费斯特扳牛头的说服，和人际关系技巧不佳的劳厄的直言不讳的批评，爱因斯坦丝毫没有觉得受到冒犯。与埃伦费斯特的挚友之情贯穿爱因斯坦全集各卷，本卷也不例外。读者可以看到友情的一个基础，就是后者与爱因斯坦本人类似的对物理概念的高度洞察力和风趣直观的表达。呈现爱因斯坦科学探索的原始过程，包括曲折反复和失败，是全集系列对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尽管这一时期本人寄予很大期望的研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但它却使人们看到，爱因斯坦在多年单枪匹马地提出并宣扬光的波粒二象性概念取得相当成功之后，自己内心并未认为这是终极的理解。本卷中关于量子论的其他工作，还有关于斯塔克效应的设想实验，对于斯特恩-盖拉赫实验的理论解释，以及关于超导现象的理论。尽管他对超导理论的探索是初步的，并未取得任何成功，但是专业方面的读者应该可以从原初的探索过程，看到爱因斯坦对物质理论和量子本质的深刻思考（包括零点能的问题）。

除了自己格外重视的量子论领域之外，爱因斯坦在这个时期也致力于广义相对论的宇宙论应用，并对广义相对论与电磁学的统一场论做了开创性的尝试。本卷尤其提供了关于后者的一些过程性的文献资料。这些领域在最近甚至成为大众科普的热门话题。在巴黎之行的学术讨论中，他与同行已经谈到现在所谓黑洞的许多特征，尽管这个概念的具体形成，要等到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从所有这些文件中，读者可能感受到，至少在此时，人到中年后的爱因斯坦，个人的科学创造力并未趋于衰竭；正好相反，他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开创的新主题、方向和领域新，都异常宏大艰深，需要一代代杰出的学者之后百年的不懈努力，积累更多的实验结果和理论构建，至今仍未彻底澄清。

在爱因斯坦与同行的通信往来中，人们也能看到其他卓越学者的科学思索、创造以及讨论。比如玻恩对自己在晶体理论、微扰理论以及量子化学方向的进展的报告，以及德拜对自己关于分子间作用力理论的争辩，都涉及相关学者各自对科学的核心贡献，无疑是重要的科学史资料。

除了这些理论物理中的核心问题，爱因斯坦也保持着对实用技术的浓厚兴趣，这表现本书中的一些关于专利的文件中。在风波险恶的时期，他甚至考虑并安排要离开柏林和学术界，专门去基尔的实业家朋友那里做实用技术的开发。背后的原因，除了商业利益，以及早年在伯尔尼专利局工作的经历，还有他爱因斯坦对于技术本身的好奇心，以及崇尚大百科全书式学者时代留下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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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政治风云

除了科学专业领域，本卷也包含了更多的社会政治活动的内容，不但体现了传主生活的另一个重心，也让读者浸淫在浓厚的时代气息之中。在战后德意志帝国崩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面临巨量的战争赔款，失血的经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众生活痛苦不堪；左右对立，极右势力泛滥猖獗，国家面临未知的风险和道路的抉择。所有这些，都展现在本卷的字里行间。艰难时世没有给任何有一个学者留下一个能安于其中的学术象牙塔。爱因斯坦顶住来自两方的压力，毅然接受朗之万等的精心安排，展开前往巴黎的破冰之旅，为德法两个死敌的战后国际和解迈出重要一步。他还和居里夫人等人一起加入国联下的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为世界和平努力。爱因斯坦利用自己在海外民众中的影响力，救助处于匮乏饥饿中的德国智力工作者，同时动用自己在海外政界高层关系，企图帮助减轻国家的负担，为德国经济赢得一点喘息空间和生存的希望。在这一时期，爱因斯坦留下了一些著名的文字，包括《科学的国际性》，罗素著作《政治理想》的德文版前言等。读者在本书中可以读到他和居里夫人，朗之万等人的志同道合与肝胆相照，还有与其他进步人士的通信往来。

《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三卷）》

但是该时期内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件则是自己的朋友，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遭右翼极端分子刺杀，激发广大阶层的愤慨，也使得右翼势力更加暴虐嚣张，国家处于内战边缘。这一魏玛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爱因斯坦人生的转折性时刻，在本卷中留下相当数量的相关文件。在其中一篇公开发表的悼念文章中，爱因斯坦写下了广为传颂的名言：“一个耽于幻想的人不难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拉特瑙却是一个入世的理想主义者，世事洞明，远超常人。”爱因斯坦意识到，作为德国公共生活中的杰出犹太左翼人士，自己的人身安全已经受到威胁。这成为他接受来自远东的邀请，暂时离开德国的原因之一。也许从这时起，已经埋下了与德国最终决裂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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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之行

从1922年末至1923年初的为期5个多月的远东之行，是本卷中的重要内容。爱因斯坦出访的主要目标日本，此时正处于大正时代世俗主义和民主化的进步思潮之中，经历急剧的意识形态变化，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不断冲击狭隘的传统观念。这是日本“改造社”得以受邀成行的时代政治背景和物质基础，在日记中也看到爱因斯坦对物质生产力与阶级关系层面的观察和思考。但是这里我们着重讨论其文化的一面，因为在本书中首次公开的长篇旅行日记，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引起了格外多的关注、研究、争议，有些甚至可以说是愤慨，尤其是关于华人的部分。中文读者也可以参考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施郁整理的相关内容和评论。

这次亚洲之行爱因斯坦在1921年首次离开欧洲大陆访问美国之后不久的第二次远行；在那个时代，这种跨洋旅行的时间、成本、不便和风险都不能和今天同日而语，是难得的机会和大事。尽管上一次美国之行是为了他衷心支持的事业，但是人们也能感受到，爱因斯坦和普通人一样，在那之后对海外旅行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对这次旅行做了很多准备，怀着很多期望，心情也较为放松，旅行日记虽然文字简洁，却内容丰富、生动地描绘了海雨天风、水陆横陈、山岛延绵的自然景观，以及各色烟火人居、聚散往来、异域殊俗的人文风情。然而其中更重要的内容是文化的冲击。爱因斯坦的旅游日记，并未预备给任何外人阅读，因此更自由地反映了其内心的精神世界。读者可以看到作者强烈的欧洲文化自觉，不过可能因为一贯的进步性以及欧洲本身的状况，他并无居高临下的傲慢，而是怀着平等之心，时刻努力观察记录他者的文化，并与自身比较。作为这次远行的目的地，尽管有着令人疲惫的安排，以及无法避免的意外文化冲击的尴尬，日本无疑给爱因斯坦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使他在日记和信件中不吝啬衷心赞美的文字。而一路之上，最负面的描述，则无疑留给了香港和上海附近华人：尽管他对中国文化传统怀有尊崇，但是肮脏不卫生的街巷环境，挣扎谋生的贩夫走卒，还有附庸风雅的殷勤富绅，都没有赢得爱因斯坦的好感。更有甚者，他以欧洲式幽默中的刻薄阴损，挖苦华人妇女。这使得那些用“哀其不幸”来概括其中国印象的辩护，显得不免有些勉强，尽管爱因斯坦也坦率批评欧洲人和文化，尽管他不讳言自己的幽默感中有市井粗俗的一面，尽管在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他无保留地支持中国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读者也可以从本书文件中，看到爱因斯坦如何与访问北京大学失之交臂，感叹中华民族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时期的无奈与不幸。

返程中对巴勒斯坦的访问，也是此行的重点。日记的字里行间再次显示，爱因斯坦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主要地是作为一个欧洲进步文化人士对受压迫民族的支持，而不是出于自身的犹太人身份。他公开强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只是要表现自己对那些为急于融入主流社会而淡化甚至隐瞒自身犹太人身份的“同化”策略的不屑。在爱因斯坦衷心并奋力支持的巴勒斯坦，他更关注的是为实现左派理想社会的建设尝试。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被西方读者评为世纪伟人，绝不是仅仅出于他的科学贡献。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他的科学贡献，主要是提供一个走向政治和社会舞台的机会。爱因斯坦遗产的执行人，经济学家奥托·内森（Otto Nathan）即认为，文集中关于政治的内容，对读者的重要性还要超出科学部分。爱因斯坦出身寒微，又笑傲王侯，他对人类和文化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对物理本原的探索一样殚精竭力，并身体力行，以巨大的热忱和精力投入政治运动，本卷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开始。他有着科学家中并不多见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勇气，与嚣张一时而又颇能蛊惑人心的势力针锋相对，总是和进步、平等、自由的胜利的一方站在一起。而那些自己奔走呼吁却终于破灭的希望和努力（比如美苏和解、世界政府、阿以和解等），也与他的科学事业类似，后来被证明是需要很多代人努力寻求答案的艰难课题。爱因斯坦的政治活动代表的，是由涓涓细流终于发展蔚然湖海之观的西方政治一极和主流价值的一部分，也就是崇尚自由、进步的平民价值，但是又有着文化和理性主义精英主义的基础。

爱因斯坦的政治文字，是理解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钥匙。在他去世超过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依然如此。由于文化多元主义和社会共同认同以及行政成本效率之间的矛盾，引起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猖獗，成为核战争和环境之后，西方社会面临的又一巨大挑战，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掀起的学术热潮，就是一个表现。爱因斯坦在步入政治的初期，这样一个私密性质的日记，不加掩饰地记录了一个欧洲文化代表人物对东方的观察和认知，成为文化和社会学者的研究对象，是可以想见的。作为一个例子，读者可以阅读泽夫·罗森克兰茨编著的《爱因斯坦1922至-1923年旅行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日记》。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澎湃翻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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