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历新年甘孜闯关记_风闻

我太太自从2018年跟我结婚后，就一直跟着我四海为家，几年来待在拉达克老家的时间总共加起来只有一个多月。如今侥幸来到中国，更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归故里再见父老乡亲……于她而言，这番难解的乡愁，时常萦绕心头。

拉达克是藏传佛教文化的一派分支，许多年前藏族先民西迁，与当地的中亚民族相融合，从而有了拉达克族。拉达克的建筑、服饰、语言、饮食都与藏区大同小异，中国的藏区对于信仰藏传佛教的拉达克人而言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此我很早便答应过她，待我们回国之后带她去藏区过藏历新年，虽是李代桃僵，多多少少能缓解一下她的乡愁。刚好2022年的藏历新年是3月3号，比农历新年晚了一个月，完全可以在家过完农历新年，再去藏区体验一下藏历新年。

然而外国人进藏限制颇多，去西藏自治区必须先取得入藏函，而且全程都要跟随旅行团，不能自由活动。我2018年时曾向拉萨的旅行社打听过帮她办理入藏函的事宜，对方一听是印度籍直接一口回绝不予办理……现阶段疫情再加上中印关系不睦，我太太想要去西藏更是难上加难。好在藏区并不仅限于行政定义上的西藏自治区，去不了西藏可以去康巴、安多嘛！

我太太2016年第一次来中国就去了云南的迪庆藏区，2018年她第二次来中国时我曾带她去过甘孜、阿坝、安多等地，一路畅通无阻，我们每到一个县城住宿前都会主动去派出所例行报备，印度籍的身份并未引来过多关注，因此当时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外国人在西藏以外的藏区旅行并不麻烦。

决定了要去藏区过藏历新年的计划之后，我跟成都的林泉、罗布夫妇约好，2月底3月初一道去甘孜阿坝转转。林泉是著名的喜马拉雅文化专栏作者，罗布也是一名竹刻艺术家（相关介绍《林泉 ▎行于喜马拉雅天地间的设计师》，《竹刻艺术家罗布 ▎楠竹上的喜马拉雅艺术》），2020年印度封城之前他们夫妇一度在我南印度家中“避难”，结下了深厚革命友谊。他们在中国的藏区参与过不少公益项目，当地认识熟人，跟着他们一起可以有机会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然而，我写下这篇东西，并不是因为这次旅行让我领略到了鲜为人知的藏传佛教文化，而是旅途中一路“闯关”的经历，让我“深入体验”了一把疫情下国内游的各种不可预知性。

首先托疫情的福，我订票时上海飞成都的机票低至1折，虽然后来航班被取消，但这事儿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很顺利地改签到了航班。让我没想到的是，2月中旬林泉突然告诉我，甘孜、阿坝那边在农历春节的时候已经把新年过完了，不再大张旗鼓庆祝藏历新年。

关于是否以及如何庆祝藏历新年的问题，林泉早在1月份就找当地藏族朋友确认过，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3月会有庆祝活动。突然取消藏历新年的活动，其实是因为今年藏历新年在3月份——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3月是藏区特别敏感和紧张的时期，会尽可能避免举办人员密集的大型活动……她这么跟我一说，我才发现自己的政治敏感度太低了，居然忽略了如此重要的时间点，打一开始我们就不该兴致勃勃地计划着3月份进藏区嘛！

可是过藏历新年这件事我早已答应了我太太，不想让她失望。正当我犹豫着要如何重新安排行程时，前方传来消息说3月1号在德格的更庆寺会有金刚法舞。我们26号的航班到成都，27号从成都出发，花两天到德格，3月1号观摩法舞。到了德格之后，不妨去附近的宗萨沟看看藏族的传统手工艺，之后可以北上去石渠再从阿坝回来，也可以南下走白玉、新龙、理塘这条线，一路慢慢玩回来……

计划听起来没啥毛病，那就走吧——然后紧接着，成都出现疫情。

那时候离我出发还有不到一个星期，我对国内疫情防控的快速反应机制很有信心，相信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过去的几个月里，全国各地都有零星疫情冒头。过年期间我曾顶着上海的星开车去了浙江丽水和杭州，回来的时候又带上了一颗杭州的星。然而除了住酒店的时候要求出示48小时核酸报告之外，带星的行程码并没有造成任何不便。财大气粗的浙江省，每个县市都有免费核酸检测点，做检测也相当方便。过年短短三天的浙江之行，让我觉得只要遵守各地的防控规定，疫情下的国内旅行似乎并不会很麻烦。那次回来之后没多久，上海和杭州的星就都摘掉了。

出发前林泉跟我说，当前政策要求进成都的人员持有48小时核酸报告。我心想觉得没道理，我行程码又不带星，从低风险的上海跑去中风险的成都，为啥也要做核酸？于是查了下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的各地防控政策，发现成都这边只是**“倡导外省来蓉人员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抵蓉后48小时内完成一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也就是说，从防控政策层面上来讲，你可以做了核酸去成都，也可以到了成都再做，且都不是强制性的。

出发前的行程码

成都的疫情防控政策，倡导而非强制要求核酸报告

随即我又心生一计——行程码要在一个地方呆超过4小时才会被记录，既然我们现在的行程码清清白白没带星，不如落地成都后马上离开，这样一来就不会带上成都的星，免去了路上做核酸的麻烦。

林泉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到时候他们带着行李到机场接上我们就走。我提议第一天可以住到雅安，她建议住到康定，告诉我现在高速已经修到了康定，路上只需要3个半小时。我说这敢情好，算下来晚上7点就能到康定吃上藏式火锅，简直完美！

26号从上海飞成都很顺利，在上海虹桥机场的值机柜台看到有部分目的地城市要求提供48小时内核酸证明，万幸的是成都并不在其中——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成都完全可以像其他目的地城市一样强制要求核酸报告，那样的话我们就登不了机了。这里建议大家不管带星不带星，坐飞机之前还是先做个核酸比较稳妥，毕竟政策天天在变。

落地成都后，我们3点半准时跟林泉、罗布会师，一脚油门直接上了高速。林泉告诉我，有消息说康定那边可能会劝返从成都来的人，但她也不知道具体情况会如何……于是乎，“被劝返”的阴影打一开始就笼罩在了我们的旅途中。然而我当时比较好奇的是，当地究竟会用什么方式来劝返呢？他们劝返的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成都的人有急事必须去康定怎么办呢？我专门查看了甘孜州的防控政策，上面关于“劝返”内容只字未提。

雅康高速开到泸定的时候，突然前方道路封闭，我们被迫下了高速。话说泸定的这个高速下口颇为奇特，会先经过泸定服务区，而服务区这边有几条岔路，有的岔路可以直接回到高速上。同时现场的管理也有点混乱，进行引导的工作人员根本不够用，包括我们在内大量的车都堵在那里不知道该往哪里开，罗布开着车一度开回了高速，转了好几圈才找到高速下口。

大家感受一下泸定高速出口的曲折

果不其然，高速下口处等着我们的是检查站，民警通过车窗检查车上每个人的绿码和行程码。这个检查站的检查标准基本符合当地防控政策——像林泉、罗布这种带星的行程码，会要求出示48小时核酸；我跟我太太这种没带星的行程码直接放行，这让我们十分庆幸没在成都停留是多么的明智。

下了高速之后，我们只得顺着318国道往康定走，导航上显示318国道在鸳鸯坝附近有一段长达数公里的深红色拥堵。当时国道上车流量并不大，我们猜测应该是检查站。到那儿一看果不其然，排队通过检查站排了半小时。这个检查站的要求跟泸定一样——行程码不带星直接过，带星的要核酸报告。

两个检查站外加走国道让我们多花了一个半小时，晚上八点多才抵达康定县城。按照之前获得的消息，进康定应该还有一个检查站；到了那边发现，康定的检查站设在高速出口，看到有大量的车在高速出口排着队等候通行，由此猜测在泸定把我们赶下高速的目的正是为了给康定高速出口的检查站分流。像我们这种走国道上来的车在鸳鸯坝已经检过了，进县城畅通无阻。

我们去的那天，鸳鸯坝检查站的拥堵长达数公里，整个弯道都是深红色

连续闯关成功顺利进了县城，让林泉他们松了一口气——甘孜人民还是很友好的嘛！没有遇见传说中的劝返嘛！

在康定城里吃罢晚饭，到民宿登记入住，我们四个人的证件都给民宿拍照上传给了疾控中心。大家分别进房间之后，我刚准备要洗澡睡觉，罗布跑来敲门，神情凝重地让我去他们房间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原来由于林泉身份证上的地址是“成都市高新区”（当时高新区有小区被封），康定这边的疾控中心打了电话过来，给她两个选择——要么回成都，要么就地隔离7天，三天两检。

我们这才知道传说中的“劝返”是真的，只不过要等你到了酒店上传了身份证才会“精准劝返”——我们同行的其他人都不受影响，只要求林泉一个人滚。需要说明的是康定疾控中心的这一要求没有任何书面文件依据，完全属于当地土政策。甘孜州上报国务院的最新政策对于带星的行程码只是要求48小时核酸报告，黄码、红码人员才需要隔离——说白了所谓“就地隔离7天”不过是把你逼走的一个手段而已，毕竟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甘孜州上报国务院的防控政策完全没有劝返的内容

林泉质问疾控中心的人：为啥前面路上两道检查不把我拦下来？为啥都已经到了康定才说要我回成都？疾控中心那人无言以对恼羞成怒，就说她态度不好，不配合工作，坚持让她在“返回成都”和“就地隔离”之间二选一。民宿对这一情况也很头大，可能是害怕我们如果真的就地隔离会影响他们经营。我们登记的时候民宿工作人员连口罩都没戴，这会儿统统如临大敌状戴上了口罩。

我们琢磨这事儿，症结其实出在“高新区”的身份证上，这就跟2020年初那会儿武汉人到处被歧视是同样的道理。林泉说她是为了响应国家“人证合一”的号召，最近才去换的新身份证，假如拿着“武侯区”的老身份证就没问题了；罗布作为她先生拿的正是武侯区老身份证，明明他俩住一起却只劝返林泉一个。林泉那老身份证在家里还没过期，手机里也有老身份证的照片，于是我们想出两个方案：其一，林泉一个人回成都换了武侯区旧身份证再来跟我们会合；其二，我们假装先离开康定，然后再绕回来，之后一路让林泉用旧身份证照片登记闯关，有人问起就说身份证丢了。

当时已经晚上十一点多，疾控中心虽然要她回成都，却没说什么时候回——究竟是现在立马滚蛋，还是可以先住一晚到明早再滚？要是现在就滚的话，大半夜的疲劳驾驶开山路出了交通事故算谁的？而假如今晚已经住在这里，那明早再滚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们走了之后再把民宿封了吗？

最后跟疾控中心商讨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在民宿住一晚，明天一早由民宿的人目送我们上高速，拍一段我们上高速离开的视频传给疾控，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上了高速之后我们去哪儿，他们才不管你，只要“高新区”的身份证别出现在康定就行。

好吧，总算没有逼人太甚把我们连夜赶走，那我们就好聚好散配合你们工作吧。于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民宿老板的押送下从康定上了雅康高速，随后从泸定出口下了高速，又过了一遍前一天经过的那两个检查站，再次一路顺着318国道又回到了康定……当然这回我们在康定未作任何停留，直接翻过折多山来到了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八美镇。值得一提的是，康定到八美这一路上居然没有遇到检查站，可能因为我们过了折多山就转上了S434这条相对冷门的省道，绕开了新都桥。

第二天我们从康定出发，走高速道路到泸定，又走国道回康定，最后成功抵达八美镇

经历了康定这个状况之后，我们总结出了两个经验——第一，我跟我太太的上海行程码在这儿似乎比较管用，接下去应该让我们打头阵应付检查；第二，往下的住宿尽可能住在有熟人的地方，谁知道后面还会有啥幺蛾子。

林泉以前在八美镇做过支教老师，在当地有熟人，住酒店没碰到什么麻烦。但她跟罗布的核酸是25号做的，得要在27号再做一次核酸才能接上。为了保险起见，我跟我太太也打算一起做个核酸。

于是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2月27号是星期天，八美镇人民医院不提供核酸检测，要星期一早上才有。这个问题本来其实能避免——假如我们不是像做贼一样逃离康定，按照原计划就会27号早上在康定做核酸。八美镇这种小地方，做核酸的医生是从道孚县城赶过来上班的，即便我们第二天一早医院开门立马做上核酸，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出报告。据当地朋友说，往北出八美镇立刻就会有一个检查站，要有核酸报告才过得去。搁着以往，在路上耽误一两天倒也没啥，关键在于我们得在28号赶到德格，这样才能赶上3月1号的金刚法舞。

被逼无奈之下，我们不得不动起了歪脑筋。我们注意到之前那些检查站对行程码的检查都很马虎，匆匆看一眼手机就让你过了，觉得我们或许能用行程码录屏蒙混过关。虽然行程码上有时间，但那些工作人员一天要看几千个行程码，还是有机会混过去的。关键到我们这份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以罗布和林泉带星的成都行程码，肯定过不了后面的检查站。

于是他们找当地朋友用手机给行程码页面录了屏，当地人的行程码上只有“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完全无可挑剔。当然，这只是在拿到核酸报告前的权宜之计，如此蒙混过关毕竟风险很大（后来发现有些检查人员会在屏幕上划一下，以此破解录屏或截图）。我们计划好了第二天早点出发，去道孚县城把核酸做了。

28号一早，离开八美镇往北果然很快到了一个检查站，这个检查站跟泸定、鸳鸯坝的不一样，要车上的乘客都下来进行人证对比以及行程码查验。万万没想到的是，林泉、罗布用行程码录屏成功混了过去，我和我太太却被卡住了——彼时上海的行程码尚未带星，可八美镇这边的要求却是**“凡是甘孜州以外来的人，一律需要出示核酸报告”**。

八美镇检查站，单向检查。这是我们后来原路返回时候拍的

这种对外来人员一刀切的土政策我早有耳闻——明明是因为八美镇人民医院星期天不测核酸才搞得我们如此被动，可在人家地盘上毕竟是人家说了算。我们跟检查站的工作人员解释说现在正是为了去道孚做核酸，但他们可不管，没核酸报告就不让过！最后亏得林泉联系当地的朋友，找人打了个招呼才放我们过去。

各个检查点的标准不同让我们感慨不已，在康定那边满以为“上海”的行程码是免死金牌，来到道孚县这边说死就死。这次在甘孜州旅行，有种回到印度的感觉——印度被称为“薛定谔”的印度，因为那边标准不统一，经验靠不住；甘孜州这一路上的检查站堪称“薛定谔”的检查站，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检查站的通行标准是什么。

上午10点左右我们抵达道孚县人民医院，四个人一起做了核酸检测，通过四川天府健康通的二维码进行登记。这个医院当时就让我觉得有点不靠谱——居然连线上支付都不能用，必须用现金。可我自从回国之后压根儿就没有花过任何现金，也没预料到需要现金，身无分文；亏得罗布经验丰富带了些现金，否则恐怕得找个路边小店问老板换现金。医院的告示上写着下午5点能够出报告，也就是说咱们这种没有核酸报告的情况至少得再坚持7个小时，假如接下去路上又遇到检查站用核酸报告卡我们，恐怕就没朋友能帮忙打招呼了。

有道是“怕什么来什么”，道孚县的核酸报告后来果然让我们很伤脑筋。

八美镇之后途经道孚县、炉霍县都没有遇到检查站，当天第二个检查站在甘孜县城外，检查相对宽松，只要求下车人证对比和扫健康码；第三个检查站在甘孜县和马尼干戈镇之间、317国道格萨尔机场附近的垭口，我们在这里花了三个多小时，尝试了三次才最终闯过去。

到第三个垭口检查站时是下午3点半，这里跟八美镇一样——凡是甘孜州以外来的人都需要核酸报告。检查人员一看我没有报告就不让我过，我说我们上午刚在道孚做过核酸，于是他毫不客气地让我们把车停在对面空地上等到有报告再走。由于检查站已经知道了我跟我太太是上海来的，这时想改用行程码录屏就太晚了。我们也是老实，心想反正5点就能出报告，等就等吧，幻想着说不定报告能提前出来，4点半开始每隔5分钟就去查看一下，然而一直到6点都还没出报告。

等了两个半小时依然无果，让我们有点坐不住了——假如不是被这个检查站卡住，我们这会儿都已经到德格了。时间拖得越久，意味着要开越多的夜路，行车风险越高。

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们去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这个垭口检查站有个漏洞——这里原本是个游客中心加警务站，由于地势有落差，游客中心在警务站的上方，警务站看不见游客中心的人；厕所在警务站后面，游客中心有个小楼梯可以下来通往厕所，完全可以从游客中心神不知鬼不觉步行绕过去。当时垭口下着雪，负责检查的警察和医务人员都躲在室内没出来，于是我跟我太太就偷偷绕了过去躲在厕所边上，让罗布和林泉开着车再去排一次队闯关，然后把我们接上。

绿色箭头为步行绕过检查站的方法，简直像当年玩盟军敢死队

我们俩在风雪中冻得半死（厕所里太脏），眼巴巴盼着车快点过来。没想到轮到罗布检查的时候，他的行程码录屏被识破，又被赶了回来。我俩只好悻悻地回到车上，四个人继续商量的对策。

就在这个时候，核酸报告总算出来了——确切地说是我、林泉、罗布的报告出来了，而我太太却怎么刷都刷不出来。我之前就有点担心这个情况，终于还是发生了——由于我太太是用护照注册的健康码，经常会不大灵光，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换当地的健康码，更是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过年去浙江的时候，有次在高速服务区刷健康码上厕所，怎么都刷不了；这次多半因为她用的是护照，导致核酸报告的上传出了问题，毕竟道孚县人民医院连线上支付都用不了，你还能指望啥呢？

于是我们又去排了第三次队，我们三个拿着核酸报告正常过检查站，我太太步行绕过去，这才顺利过了关——两次蒙混过关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他车辆不少有经验的乘客都是这样借着上厕所“尿遁”的。这让我们颇为懊恼，为啥没早点想到这个办法，白白浪费了3个小时。那天后来开夜路确实非常危险，进入德格之前有段叫做“一线天”的峡谷，路面上结满了冰，当时的环境却是伸手不见五指，全靠车灯照亮前路。

从八美镇到德格县行程

我太太在道孚县做的核酸报告后来一直没同步上来，这给她之后的旅程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尽管我们可以设法拿纸质报告，但抵达德格的当天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没有核酸报告的外国人在如此敏感的时期呆在藏区会引起多大的恐慌，幸亏她长得不像典型老外，往人堆里一丢不扎眼——总之在之后的行程里，我们只能把她隐藏起来。

这是我太太第二次来德格，上次我们一到县城就带着她去当地派出所进行外国人报备，依稀记得派出所民警围坐着吃火锅的场景；但这次由于她没有核酸报告我们没敢去——碰到个通情达理的警察还好说，毕竟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的错，说不定能够通融过去；万一碰到康定疾控中心那样非要她就地隔离或是赶她走怎么办？一路上过来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防控管制标准，天晓得德格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标准。住酒店的时候也只登记了我们三个人，让她等在车里；我们放好了行李、吃过了晚饭，她才和我们一起进房间。在这里只能跟有关部门说声抱歉，我们真的没干啥坏事儿，否则也不会主动坦白了。

我太太本身是个没胆量干坏事的人，该报备而没报备这件事让她如坐针毡，天天催着我快点离开德格；我自然也不愿违法乱纪，这次着实情非得已，碰到地方上层层加码，我们不得不当了一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刁民。哪怕只要当地的检查站、疾控中心能够按照上报国务院的规矩办事，人民医院每天都提供核酸检测并正常上传报告，也不至于得要这般鸡鸣狗盗。

我们紧赶慢赶千里迢迢过五关斩六将来到德格，目的是为了观摩3月1号更庆寺萨迦派的金刚法舞。不料当晚接到通知说，由于前两天藏区某市突发某状况（国内是搜不到相关新闻的，我这里也不方便说），维稳形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因此有关部门要求金刚法舞不对外演出，更庆寺的僧人们将会在早上5点闭门完成相应的法会仪轨，现场禁止拍摄……好吧，对于这种情况我只能将之视作无常示现。

到德格的第二天，上海出现了确诊病例，我跟我太太的行程码带上了星。尽管我是到了甘孜之后带上的星，但路上的行程码核验人员才不会管我是什么时候离开上海的。这一变数让我们更是不得不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四个人四颗星，实在是太过扎眼。我们当时打听了一下隔壁阿坝州的防控政策，据说进入阿坝要求24小时内的核酸，外省来的就地隔离（阿坝当地朋友说的，未亲身核实，可能只是阿坝某一地区的政策），于是果断放弃。事实证明现在确实不是方便来游玩的好时候，偌大的德格县城，我们没有遇见任何其他看起来像游客的人。德格乃是甘孜州的腹地，“四星傍身”的我们颇有一种“深入敌后”的感觉，能够一路闯到这里实属不易，既不敢北上石渠也不敢南下理塘，在德格呆了两天后又顺着原路返回到了有熟人的八美镇，再从八美到有熟人的丹巴住了一晚。

从甘孜州回成都要比进来时容易得多，我们在德格县城有足够的时间获取纸质核酸报告，出去的路上一共经过了四个检查站，前三个压根儿没看我们的行程码和核酸，只需要刷身份证和扫绿码；最后一个需要看核酸的查验点在丹巴到泸定的S211省道上，那时我们的核酸报告已经过期了半天，好在检查人员并没有为难我们，摆摆手便让我们过去了。

在德格排队做核酸

从甘孜回来后，成都的疫情已经控制住了，上海的防控形势却日益紧张，我们不敢在成都多作停留，生怕回不了上海。不管带不带星，从成都坐飞机离开都需要48小时核酸。登机前一天在成都做核酸时我略有忐忑，怕我太太核酸报告的上传又出问题，所幸报告准时同步到了小程序，免去了拿纸质报告的麻烦。

一路上做的三次核酸，我太太的报告只有成都那次同步了上来

带着两颗星回到了上海

讲完了波折的故事，下面说些通过这次旅行所想到的题外话。

这次旅行之所以会如此一波三折，主要是刚好赶上防控形势和维稳形势都非常紧张的时期。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对我来说在旅行中体验各种经历远比游玩更重要，假如这是一趟顺风顺水的旅行，恐怕我就不会专门记录下来了。这次甘孜行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疫情下大城市与小地方在管理水平上的差异，路上我跟林泉一直在感叹，这种没有标准的随性检查实在是“太印度”了（林泉也去过很多次印度），然后她问我太太：“印度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我太太说：“怎么可能！印度根本管都不管！”

虽然这次藏历新年许多传统的大型活动都取消了，但藏历新年那两天，大多数藏人都穿着传统服饰，家中也准备了许多新年招待客人的食物。我太太对行程安排还是很满意的，用她的话来讲，在藏区她能感到“联结”（connection），她从小在类似的环境中长大，对藏式器物、食物都非常熟悉；我在藏区有语言障碍，她倒是可以跟那些会通用藏语的藏人直接交流（甘孜主流的康巴语她不会说）。她对甘孜地区人民物质上的富足感到吃惊，我们去了一个非常偏僻的闭关修行的地方，足以代表当地最朴素的生活条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场所，各方面的物质条件也远比同一季节的拉达克县城里要更优越。我们极其震惊地看到，修行者念经的大殿里，居然有地暖！这一切之所以能实现，有赖于电力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带动了文化的复兴，因为艺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需要养闲人的，只有大家都吃饱饭了才能养得起更多的闲人。我自己就属于一个闲人，多亏读者养着才能活到现在，对此深有体会。

我太太在藏地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的喜悦和平静，因为她本身来自于这样的地方

藏族朋友家的食物，也都是她相当熟悉的（林泉拍摄）

我们造访了德格附近一处非常偏远的修行地

进了大殿发现地板是温的，出来后震惊地看到地暖设施

这里是个专供修行人闭关修行的地方，他们好几年都不能下山

然而后勤保障却是杠杠的，不愁吃穿，万水千山早已不再是阻隔

我太太目前在做一些用拉达克语介绍中国的视频，当她把在康区的见闻剪成视频发到油管（账号Pal in China）、脸书上后，对拉达克人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我这才知道许多拉达克人长期受到西方媒体洗脑，以为中国没有寺庙、喇嘛、白塔、转经筒，以为中国容不下一切宗教信仰的元素，以为中国的对外宣传都是虚假的……他们甚至连看到藏族人拨动着念珠在念经都很惊讶——中国居然允许念经啊！因此当他们从另一个拉达克人的视角看到这一切时，整个三观遭到了颠覆，对西方媒体的信任度产生了动摇。

突然发现，我太太竟然无意中成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一份子——由一个外国人来讲中国故事，显然更真实也更有说服力。

八美镇的惠远寺，屋顶上贴的都是金箔。据林泉说，这还是如今藏区比较穷的寺庙。寺庙的供养固然来自金主，但这依然是以整个社会富足为前提的。

惠远寺外修了许多自行车道，在高原上看到休闲用的自行车道让我也很惊讶。这类基建拨款来自于政府

317国道沿途风光

德格县城称得上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在非常逼仄狭小的空间修建了许多高楼

记得上次来德格，还没有这个购物广场

错阿镇上的白塔群，据说这个地方过去只是一个经幡阵，建筑是这几年刚修起来的

“村村通”工程惠及了一些极为偏远的山村，这些公路修好不过两年

八美镇藏族人家里佛堂的豪华程度亮瞎了我的狗眼，林泉跟我说这只是这个村子的平均水平。

当然，我太太所看到的仅仅是肤浅的冰山一角，因为物质水平的提高总是最容易被看到。藏区这些年的发展有目共睹，路网建设之发达令人咋舌，逢山钻洞遇水搭桥，随便一个山区县城都是高楼林立。林泉跟我说了一个故事，她2006年来八美镇支教的时候，当地藏族朋友觉得她非常有钱。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呢？因为她当时每天吃一包方便面，而在当地人眼里方便面属于很高级很贵重的食品，他们只能两三个人偶尔分食一包……这些往事如今再回想起来恍如隔世。

我这次在德格认识的当地人则这样对我说，这几年发展得确实很好，大家也都很感恩，但好的东西进来的同时，不好的东西也一起进来了……我没有问他究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因为我对这种情况实在太熟悉了，这是所有地方在发展转型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共同问题，也是你我所有人都曾经或正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本身就处于一个剧变的时代中。

另外，万丈高楼这样的硬件要建起来很快，相匹配的文明程度却很难在一两代人里面建立起来。就拿成都来说吧，乍一看觉得繁华先进高大上，可我太太在那里才呆了两天就跟我说：“成都好乱啊！我原来以为全中国的城市都跟上海一样，到了成都才发现并不是啊！”

从硬件上来讲，我真心觉得成都不比上海差太多，然而我很能理解我太太所说的“乱”——马路上的车辆乱停放、强行并道、随意调头、不礼让行人；排队的时候老有人会见缝插针；有些餐厅对客人抽烟视而不见……我绝没有贬低成都的意思，尽管秩序上略有欠缺，成都人也不像上海人那么具有市民精神，但我感到这是一座比上海更有人情味的城市——一座城市高度商品化、契约化带来秩序和便利的同时，也会让“人情”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并且成都人非常懂得享受生活，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很喜欢成都的，很认真地考虑过在成都定居，

发展无疑会带来一些东西，同时会带走一些东西——不外是另一种得失罢了；经济或许能够一蹴而就实现跨越式发展，观念和习惯的改变则不然——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否定发展，假如没有经济相应的发展，很多观念和习惯或许更难被改变。

正如这段时间关于丰县铁链女的热点话题，黑暗的内幕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我看来揭发黑幕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这个事件所反映的是丰县这个地方上上下下将女性物化的观念，严刑峻法治标不治本，只有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根除掉这种落后的观念，女性应有的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我们这次被拦在八美检查站等待通行的时候，看到一辆路过的大货车，车门上堂而皇之贴着这样一条标语：**“现在的女人真小气，胸大不让摸，胸小不让说。”**我跟林泉当时看到标语都惊呆了，这不仅仅是粗俗或者不尊重女性那么简单，其映射的正是物化女性的观念。会贴这种标语的人，自然也会毫无负罪感地把女性当作自己的私人财物，用铁链拴住。

如何根除这种观念？——唯有靠持之以恒且充分普及的教育、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下的男女同工同酬，将男女平等的观念深植人心……而现代教育和社会分工必然依托于现代化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这一土壤。那种依赖壮劳力的传统农业社会，即便真如诗歌中世外桃源般美好，依然逃不过重男轻女的经济规律——社会不发展就无以铲除某些落后观念赖以生根的土壤。

文化也好，观念也好，都是适应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产生的，必然会伴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而改变。这次旅行中，我在喜闻乐见藏区巨变之余，也很关心当地的人们要怎样去适应这样的巨变。很多上个时代的事物、观念，注定会难以适应新的时代，一点点失去它们原有的生命力，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好像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得失之间难免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个藏族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是这样说的：现在藏族的年轻人对佛教越来越不感兴趣，小孩子汉语说得比藏语好。我们也知道许多传统的东西终究会消失，就好像人有一天都是要死的，但你不能因为人迟早要死就现在把他杀死啊！假如能让我们慢慢老死，我们自己也舒服一点。

我觉得这番话说得很中肯，既有豁达，也有担忧。我们的国家做什么都讲究效率，有效率地消灭，有效率地建设。但事实上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会进行自然的适应、选择和淘汰。就好像只要提高女性受教育年限，会自然降低她们的生育意愿，并不需要用计划生育来强迫少生（反之提高生育率最有效的办法其实是限制女性接受教育，某些极端伊斯兰教派就是这样做的）……这些道理我们如果能早一点明白，曾经的不少悲剧都可以避免，现在对出生率下降的问题或许也就没那么焦虑了。我们国家对搞发展早已驾轻就熟，钱砸到位了何愁不发展！然而如何尊重发展规律，如何在自由、稳定、传统、现代之间寻找平衡，恐怕更需要的是智慧。

早在去印度之前，我就经常混迹于藏区，再加上现在娶了拉达克的太太，更是对藏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如今藏区的发展令人振奋，可我终究是个雾里看花的局外人，光鲜的藏区新面貌于我如走马观花，那些年轻一代的藏人内心究竟迷茫与否，怕是少有人会关心……

我只能希望——如果有些东西终究要死去，至少请不要加速杀死它们，让它们自然老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