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为何穿汉服、说汉语、戴儒巾？原来这都是他定下的规矩_风闻

明清时代新航路开辟，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起初的传教工作并不顺利。仅从外表来看，传教士金发碧眼，就受到中国人的排斥。为了在东方传教，天主教士竟主动打破规矩，其表现之一就是他们脱掉修士袍服，穿汉服、说汉语、戴儒巾，与士大夫打成一片，取得他们的信任。但谁能想到制定这一天才传教规矩的人竟是一个从未踏足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信徒范礼安呢？

一、范礼安其人

范礼安，1539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的一个贵族家庭。意大利是天主教的核心控制区，天主教势力强大，作为贵族的范礼安自幼就信奉天主教。当时罗马教廷的枢机主教（罗马教廷的二号人物）保罗四世也是那不勒斯人，他和范礼安家族关系不错。1557年，19岁的范礼安就在中世纪最古老大学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学考取了法学学位，堪称天才少年。但サンソム在其著作《西欧世界と日本》中评价青年的范礼安“年轻气盛、大胆、浮躁、花钱似流水、顽劣、还打伤过女孩”，是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直到1566年，范礼安加入了天主教下属组织耶稣会，范礼安的性格才被逐渐改变。

中世纪风格的教堂

时任耶稣会会长是罗耀拉，他出身行伍，以军队模式训练耶稣会成员，要求会员做到令行禁止、严格服从。在这种严格的训练面前，范礼安轻狂浮躁的性格逐渐沉稳起来。1567年，范礼安加入罗耀拉组建的罗马学院，跟随罗耀拉学习神学。当时的罗马学院教师评价范礼安“是天主赐给我们的优秀学生”。

二、范礼安东来

1574年，范礼安被耶稣会和罗马学院联合保举，任职东印度教务视察员兼东印度主教，开启了他和东方的恩恩怨怨。

视察员类似罗马教廷的钦差。在范礼安之前，新航路已经开辟，葡萄牙已经和东方的明朝、日本、东南亚诸国有了交集，传教事业已经开始，但进度缓慢。葡萄牙和明朝在1521年前后发生了屯门大战、西草湾大战，葡萄牙势力被驱逐出了中国大陆，暂时丧失了对大陆传教的机会。对日传教则有葡萄牙支持的方济各·沙勿略进行，但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没有安稳的传教环境，天主信仰又遭到佛教徒的反击，对日传教也以失败告终。范礼安这个钦差大臣就是带着加紧向中日传教的目的而来的。

1578年，范礼安来到中国澳门。当时葡萄牙对华传教的手段是葡萄牙式的改宗。澳门被租给了葡萄牙人，以此为据点，葡萄牙人在澳门招收流亡、走私者，发展了一批在澳汉人为教徒，但改宗者的名字必须改成葡萄牙名字，说葡萄牙语、传葡萄牙衣服，接受葡萄牙式教育。《西欧世界と日本》指出此时的澳门有许多中国基督徒，但生活方式和葡萄牙相同，是葡萄牙化的汉人。澳门葡萄牙管理者一方面强制汉人改宗，一方面压制汉人的儒学文化，他们以为用此方法可以招收更多的汉人入教，但实际上却让信奉祖先的汉人对天主教“望而却步”，对华传教才陷入停滞阶段。

耶稣会的东方传教计划

范礼安在澳门，隔海眺望大陆，心怀激荡，在听取了前人报告，尤其是沙勿略在日传教失败的报告后，他在澳门待了足足十个月，期间就是想办法打破僵局，推进传教工作。在这十个月中，范礼安大量学习中国文化，他自己说：“（这十个月）是一个良好的机会，得以通透参详中国形势，点燃沉睡之中远征中国的热情。”

在华传教士

三、天主教“适应”政策

过去传教如前所述，完全照搬欧洲习惯，传教士只会拉丁语，生硬的按照欧洲习俗进行洗礼，他们一点也不放弃欧洲中心主义。但范礼安经过思考和总结后认为，葡萄牙式的传教压制了中国望教者的热情，使得教徒和非教徒产生隔阂，遏制了进一步传教的可能，对争取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十分不利。现有的东方传教士没有根据东方文化情况对天主教传播作出调整，继续采用西方传教模式是抱残守缺，在东方异文化下必然失败。现有的传教方法是以澳门为基地，慢慢蚕食，但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应该面向整个东方，主要目标就是中国本土。传教士首先要做到会认读写汉字，采取“适应”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新传教方法。

范礼安铜像

基于这种理论，范礼安给天主教东印度最高主教文森斯写信，希望教廷派遣一批熟知汉语的传教士来澳门，帮助改良澳门传教团。范礼安说：“虽然这件工作，在其实施的过程中遭到了许多麻烦。（有的神父）认为这件工作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使轻率、不可取的，但这项工作一旦开展就无法回头。”言外之意是一旦开始汉化工作，得到的结果会比想象中好。

因为明朝政府严格的限制政策，范礼安毕生都没有踏足明朝内地，长期往返于日本和澳门之间，寻求打开，明朝大门的钥匙，但这并没有阻碍他对天主教汉化的决心。自1594年起，范礼安开始蓄须，穿儒袍、戴儒巾，自称“道人”，以全面适应汉人传统。

罗明坚被称为“范礼安‘适应’政策的第一个执行者”，他遵照范礼安的要求，成功进入明朝内地传教。他身穿儒袍，头戴儒巾，口说汉语，笔写汉字，动辄子曰诗云，受到明朝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当时明朝两广总督陈瑞和罗明坚关系很亲近，在地方官府的庇护下，天主教在广东肇庆建立了一座教堂，这是西方对华传教成功的一大步。此后巴济范、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都秉持范礼安的“适应”政策，以汉学包装自身，在中国士大夫阶层进行传教活动。

徐光启和利玛窦

文史君说：

范礼安毕生没有进入中国大陆，但他提出的汉化“适应”政策是天主教东方传教方式的革新。众所周知，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是将中国放在世界中心，这也是对范礼安“适应”政策的灵活变革，以便于中国人接受西方知识。虽然范礼安的汉化政策安抚了中国人尊重传统的心理，在明末清初之际，天主教也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但天主教要求教权大于皇权，当然会遭到政府的限制。在1840年以前，天主教只零星存在于中国几个城市。即便如此，范礼安的功绩仍不能抹杀，范礼安可谓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第一个要求把中国国情同基督教基本教义结合，发展出中国特色传教方式的人物。

参考文献

1、穆耳：《150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

2、沙百里：《中国基督教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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