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文，重发去年8月-9月的一篇关于新冠问题的长文《论“新冠疫情”》_风闻

自去年疫情爆发以来，全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是许多人心心念念的想要回到那个疫情前的时代，回到无拘无束，自由往来的时代。出于不同的述求，对待疫情的态度也逐渐分流，以至于争锋相对。

在此，我也旗帜鲜明的表明我的态度：我反对任何妄图短期内以现行疫苗实现群体免疫的激进的现行疫苗政策。

这些天关于这个问题对线了许多人，也看到了许多反对疫苗接种政策的意见，但近日某权威专家旗帜鲜明的发话，而各地的疫苗接种政策也逐渐收紧，甚至于变向的强制接种，顿时一种无力回天的感觉。所以，权且将这篇文章当作是最后的反抗之声。

新冠病毒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我也想谈谈新冠病毒，谈一些老百姓能理解的新冠病毒。

在谈论新冠之前，我先谈谈两种其它病毒，它们是狂犬病病毒与艾滋病病毒。

狂犬病病毒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病毒，而且潜伏于自然界，但是它却并没有阻碍人类的发展，与人类实现了较为和谐的共存，具体缘由何在？

狂犬病病毒有以下几个特征：1、传染方式局限；2、致病性快、强，病程短；3、潜伏期长且潜伏期内几无传染性；4、无法治愈；5、攻击神经系统。

就第一点来说，狂犬病的传播途径相当局限，只能通过将带有病毒的液体植入受体的血液实现传播与感染，这就决定了人际之间的正常交往是不具备传播性的，也就意味着它并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狂犬病病人一旦发病，除了早期参与制止或被偷袭的人员之外，很难接触到其他人员，一旦防疫管控人员到位，病毒的传播就被切断。

就第二点来说，致病性快、强的属性决定了它可以被快速的识别，并被控制下来，只能点状传播，无法形成大面积的扩散性传播。病程短决定了感染者会快速的从人类社会剥离，没有长期的生命利益需要保护。

就第三点来说，长潜伏期以及潜伏期内无传染性意味着哪怕感染了病毒，但却不影响病人的正常生活，人们只需要针对防控发病期的感染者即可，并不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防控。

就第四点来说，无法治愈决定了人类无法通过医学途径彻底控制、消除病毒，只能通过社会防控进行预防

艾滋病病毒也有几个对应的特征：1、传染方式较局限；2、致病速度慢、治病力中、病程中长；3、潜伏期内有传播性；4、几乎无法治愈；5、攻击免疫系统。

先说第三点，潜伏期内有传染性就意味着它的传播周期相较于狂犬病极具拉长，是一个需要时时刻刻需要防御的病毒，对人类的影响周期被拉长。

第四点特征意味着艾滋病患者没法通过个体的快速消失而完成对病毒的清除，所以它注定了一旦它进入人类生活就必然会与人类共存。

就第二特征来说，致病速度慢、治病力中、病程中长决定了一个艾滋病患者并不会快速的退出人类社会生活，他仍然会长期停留在社会之中，并会无意中引发新的传染，在与第三点结合，潜伏期内的正常生活传播便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这也是艾滋病难以预防的原因。

就第一点来说，传染方式较局限，传播方式比狂犬病宽泛，但是比呼吸道疾病还是局限得多，所以传染性是比较低的。但是，可以通过体液传播就决定了人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性生活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这是狂犬病病毒所无法实现的，与上面几点一结合，也就导致艾滋病一旦进入人类社会并传播开来，就几乎无法阻断，特别是当下相对性开放的时代。

分析了狂犬病与艾滋病，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

1、狂犬病没法与人类共存，因为它的传播途径非常局限，且它的快速致病、致死意味着可以快速识别并控制、消除疫情，且安全的潜伏期决定了它的防控周期非常的短，基于上述特征，狂犬病与人类实现了共存，但却是有你无我的共存，人类社会生活容不下狂犬病病毒。

2、艾滋病病毒与人类实现了共存就在于它极强的隐蔽传播能力，以及无法将感染者快速的从人类社会生活剥离出来，这意味着社会管控无法控制艾滋病病毒，而无法治愈就决定了医学途径也无法控制艾滋病病毒，且艾滋病患者具备基本生活、生存能力意味着我们无法将他排除在人类社会生活之外。所以艾滋病病毒与人类实现了共存，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无法用可行的手段控制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他们的传播能力。但人类的目标绝不是与艾滋病病毒共存，而是要彻底的将艾滋病病毒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清楚出去。

通过这一年多的科普学习，大家大致也对新冠病毒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比如它是冠状病毒，它是RNA病毒，它是自限性病毒，它是呼吸道传染性病毒等等。对比上面的两种病毒来看，新冠病毒也有几大特征：1、传播方式非常宽泛、传播能力极强；2、致病速度快、治病力中、病程短；3、潜伏期内有传播性，且有无症状感染者；4、可以自愈；5、攻击人体组织。

新冠的第一大特点决定了新冠远非狂犬病与艾滋病能比，呼吸道传染病并不需要过分亲密、严苛的人体接触，依靠飞沫以及沾染了病毒的其它外排液体，新冠病毒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人际间广泛传播，这就决定了人类必须快速、及时的管控，否则病毒将会弥漫至整个人类社会，恰如现在弥漫世界的疫情。

新冠的第二大特点与第四大特点可谓相辅相成，其中可自愈的特点是新冠区别于狂犬病与艾滋病的根本特征，可自愈就意味着新冠是可以从根本上清楚地。新冠病毒致病速度非常快，几天之内就可以出现较为明显的症状，及时有效的医疗措施介入可以控制住症状，为人体免疫系统赢得增援时间，实现新冠病毒的转阴，实质意义上的将新冠病毒从人体中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没有及时控制症状，继而至重症、危重症，并死亡的患者来说，他们如狂犬病患者一样，通过个体的快速剥离实现对病毒的清零。所以，无论是转阴自愈，还是加重致死，新冠病毒都可以快速从人类生活中清除，就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整个病程在一个月之内。

同时，普通症状对人的影响有限，不会影响人的正常生活，与流感类似，但是一旦进展到重症以上，会比较明显的影响人的正常生活，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秩序。

第三个特点则进一步加剧了对病毒防控的难度，意味着一旦发现阳性样本或者感染者，就必须将大量的密接、次密接人员纳入到隔离管控范围，从而影响社会秩序。

最后是攻击部位，狂犬病快速攻击人体的神经系统，并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这是狂犬病致命性的根本原因，对人体是系统性攻击；艾滋病是缓慢攻击人体的免疫系统，削弱人体免疫系统抵御外来病毒、细菌等有害外来物的能力，并逐渐进展至不可挽回的局面，艾滋病也是系统性攻击；新冠病毒相对于前两种病毒并不是系统性攻击，而是着重攻击人体的组织器官，通过对人体的关键组织快速攻击，从而造成人体系统的失衡，并演进至多器官受损，最终致命。

从上面的归纳总结可以看出，新冠病毒相较于艾滋病的最大不同是它可以通过转阴与致命实现病毒携带者的清零，这一点与狂犬病类似。基于这个事实，我们完全有可行的手段实现对新冠病毒的清零，而不用像艾滋病一样无奈的共存，这是人类可以彻底战胜新冠病毒的根本依据。

另一方面，新冠病毒极强的传播能力，以及相当的杀伤能力致使人类不能忽略新冠病毒的影响，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新冠病毒最大的杀伤力在于对医疗系统的攻击，通过对医疗的快速击穿效应直接导致大量的后续感染者进展至重症以上病情状态，从而实现对人类社会体系的攻击，这是新冠病毒对最大的潜在杀伤力，是远超于病毒变异性，以及病毒本身致病性的杀伤力。

综上来看，新冠病毒的快速致病、病程短以及可自愈性，决定了人类有足够的手段可以将新冠病毒从人类社会生活中彻底的清除。这是新冠病毒根本区别于狂犬病、艾滋病等其它与人类“共存”的病毒的根本原因。就这一点来说，任何所谓的医生、专家、科学家所谓的不得不“与病毒（新冠）共存”绝不是纯粹技术意义上人类社会与新冠病毒和谐共存，如果谁这么说，那么他就不是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

新冠疫情顾名思义，新冠疫情就是新冠病毒所造成的疫情，也是当下所有国家，整体人类社会不得不严肃对待的大敌。

当前新冠疫情弥漫全球所有国家，在木桶原理的作用下，哪怕再好的管控措施也不得不面临巨大的外部疫情输入压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基于上面的事实，在国外一大群国家群体免疫、疫情躺平等不作为、乱作为等现实情况下，国内一大群疲倦了疫情防控，亦或是别有用心的人大力鼓吹“与病毒共存”论，且言必称国内外科学界的“共识”来为自己助威，妄图增加自己主张的权威性，说服力。

显然，从前面关于新冠病毒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种主张是极其危险与错误的，人类完全有足够的手段实现对新冠病毒的清除，实现对新冠疫情的清零，这是任何“专业人士”都不能否认的，所以，所谓的“科学界共识”并不是科学的共识，而是一种严重出圈的“共识”，是站不住脚的。

那些鼓吹“与病毒（新冠）共存”的人不妨跟着本文的思绪，回到2020年2月，那个全世界疫情的初期，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全世界其它国家像中国一样，立刻全国动员起来，对疫情应检尽检、应收尽收，那么人类完全可以实现对新冠疫情的全面防控与彻底根除，而且是最小的代价。尽管它是假设，但是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真理。

就科学、专业的角度，人类有足够的，可行的手段实现对新冠病毒的清除，实现对新冠疫情的清零。

那么为什么新冠疫情没有控制住，并最终变成一场席卷人类的灾难呢？

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医学传染病专业问题，相反，新冠疫情从最开始就是一个超越传染病防控的政治问题。

就中国来说，武汉疫情初期，由于前期认知的不及时，导致疫情沉默传播了至少一个月，其时早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感染者，他们或潜伏在武汉，或已扩散至全国各地。

当2020年1月23日，全国全面疫情防控开始，武汉已经成了一个疫情爆发中心，大量的感染者弥散在武汉各处，而且处于集中发病期，这直接导致了武汉疫情爆发初期，大量的患者击穿了医疗系统，许多患病者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有些拖成了重症，有些久不得医最终去世。正是由于严格的管控，以及全国支援武汉，武汉疫情这场攻坚战才得以胜利结束。

但是胜利是惨痛的，是深刻的，是得来不易的，它是建立在数千同胞的生命之上的。如果中国没有及时的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那么我们面临的可能是数个武汉，数十个武汉，恰如印度等国的现状。这样的情形将直接导致大量的老百姓被杀伤；等量数量的家庭遭遇悲剧；十倍以上老百姓被疫情袭击，并留下未知的后遗症；十倍以上的老百姓失去家人、亲人、至交、同学、老师、同事等，这将直接动摇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与合法性。

所以，对我们中国来说，新冠疫情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专业的传染病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国家执政基础的政治问题。

如果其它国家也是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政府，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在武汉这场遭遇战中赢得的预警时间的基础上构建起稳固有效的防控线。但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建立了可靠的防控线，这难道是专业人士的缺位失能吗？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问题，但凡有点常识都可以预见到没有管控住疫情的后果，对于各国高层的精英，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但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自诩为世界灯塔的美国、欧洲在各自疫情防控的关键期不但没有提起劲来，科学防控，反而视而不见，并大肆嘲笑中国的悲剧，更将其比作“中国的切尔诺贝利”，这足可见他们的偏见与恶意。

他们并没有人民至上的信仰，也不尊重人的生命权，所以人命在他们的理念中远不及经济利益，或者说对他们来说，因为经济问题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远远甚于疫情所带来的杀伤力。所以，他们选择了群体免疫，放任疫情肆虐。

有更多的国家，他们没有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医疗资源，他们是印度等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他们限于自己的政治基础，没法快速有效的管控疫情，更没有能力长久的保持对疫情区的补给能力，最多降一降火势，没法完全扑灭火星。再加上欧美等国早早宣布群体免疫，致使他们无力支撑一场全面的防疫持久战，不得不放任疫情全面、全球肆虐。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专业人士的专业能力不足，而在于各国的政治现实不支持疫情的全面防控，只有极少的国家可以像中国一样，以牺牲短时经济利益为代价换取长久稳定收益，而是受迫于国内政治、经济现状，向统治阶级的利益妥协。

疫苗群体免疫受迫于各国国内政治现状，政府当局没有能力消减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换取更广泛大众利益，实现对疫情的前期防控。而木桶效应也决定了许多国家无法完成疫情防控的持久战，最终不得不接受疫情肆虐全球的现状，拿人命去硬扛病毒的杀伤力。

但是，人类不能放任疫情的肆虐，在疫情防控完全可行，却因为各国政治现状而不可行的客观现实下，消灭疫情只能寄希望于疫苗的防减效果，并实现群体免疫，最终实现对疫情管控。

从现在的客观事实来看，各国都追寻着疫苗群体免疫的防控路线，我们国家当然也是。从这一点来说，疫苗疫情免疫是一条更可行的防控路线，我也是支持的，但是对于实施的具体政策，我是完全不能认同。

某医生自去年以来就寄希望于疫苗，持续性鼓吹疫苗，以期实现全世界对疫情的有效管控，让人类社会重回疫情前的生活。某专家也于近日放话支持实现疫苗全体免疫，而且连日子都已经计算好了，就在今年底、明年初。也有某专家声称当清零的代价高于不清零的代价，那么就会改变疫情清零的防控政策。

对于上面的专家以及其他未列名的专家的说法，我只能说无法完全赞同，对有些观点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反对。

到现在为止，我们起码可以明确几个事实。

1、当前的疫苗的有效性无法实现安全群体免疫。

翻看新冠疫苗的神话历史，经历了从最开始宣称的“能够防护”，到“能够减低感染率”，再到“能够减轻症状”；从“打了就能减轻”，到“第二针能够减轻”，到“能够减少危重症”，现在危重症的神话也被打破。再对比于最近南京、扬州的疫情，出现了自去年武汉以来最大比例的重症、危重症疫情，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疫苗接种者，那么某专家所谓的100%重症预防率是怎么得出的，在南京、扬州的主要数据都已经出来的情况下，所谓广州100%防重症率又有什么意义？

2、疫苗接种政策可探讨性。

成熟的疫苗是需要5年以上的试验才能用于接种，新冠疫苗完全是走了应急途径，这样的事实决定了，新冠疫苗必然不可能是一款成熟的疫苗，只能用于应急状态下的应急人群使用，比如机场、车站等交通站点的工作人员，出国工作人员等。当然，也可以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人员接种试验。

但是当下的疫苗接种政策却违背了这个现实，虽然中央层面明令禁止强制接种，但是各地方政府却似被某个目标驱使着，各种强制政策不断出台，而宣传层面也大肆宣传所谓的接种量、接种率，感觉像获得了重大胜利。

但是在疫苗有效性落后于病毒杀伤力的客观现实基础上，当前的疫苗注定是半成品，是没法形成有效防控的。而对比于国外的接种情况，疫苗显然没法应付当前流行的新冠病毒变种，这个事实意味着疫苗没法形成安全有效的全体免疫，那么，仓促、盲目的扩大疫苗接种并不会换来多少实质性的防疫收效，反而会消耗大量的医疗资源，还让全国人名充当了试验品。特别是当下接种政策不断向18岁以下的青少年延伸，无数祖国的花朵也被纳入到这场试验中来，这是盲目的、功利的、危险的。

人民至上人民至上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基，违背这一原则，任何经济利益都无法弥补。

如果纯粹因为疫苗的不成熟，那么推广接种并不是不能接受，但是这样的措施却可能带来很多的猜测，而且不成熟的疫苗全体免疫政策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某医生曾经说过0.45%的可承受死亡率，一说是自然死亡率，显然，这个说法不太明确。

首先，现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平均年龄是80岁左右，那么就意味着每年有1/80的人出生，也有大致相同比例的人口去世，当然随着年龄结构的问题，可能老人多一些，年轻人少一些，但是也很难超过1/100的区间，差不多1%的比例，也就是说每年的自然死亡率大约1%，显然0.45%与客观的自然死亡率相差较大。

所以，某医生所谓的0.45%的可承受死亡率不可能是自然死亡率，那么这个可承受死亡率是不是新冠的可承受死亡率呢？

讨论新冠的可承受死亡率，就意味着一个前提，那就是接受用疫苗实现群体免疫，并与病毒实现共存。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尝试探讨一下共存之后的结果。

如果开放与病毒共存，那就意味着新冠将筛选所有的中国老百姓并夺取一波无辜的生命，新冠的后续变种将可能一波接着一波的收割世界人民的生命，中国当然也是如此。

在计算之前，有几个基本事实：1、疫苗不能完全预防感染，有一定的预防率；2、感染后，有一定的重症率与死亡率；3、感染后，有一定比例的后遗症。

第一种计算方法，我们以最乐观的数据计算，疫苗的预防率为90%，重症率为2%，死亡率为0.2%，后遗症以重症率计算。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组数据：全国在全面接种的前提下，将会出现1.4亿的感染者，280万重症，28万死亡。这只是第一波，以中国的人口流动性，这一切将会在3-6月之内发生，折中一下以5个月计算。

每个ICU50万元，普通感染者5000元，最终结果将是1.4万亿+7千亿=2.1万亿，这个成本相较于放开的经济收益也算是巨大的消耗。

另一方面，考虑到第一个月主要以全面扩散为主，那么后4个月可以进入到全面均衡扩散为主。所以，第一个月的相关数据会相对较少，第二个月开始，数据将会平均下来，所以就以后4个月为主计算数据。

平均下来，每月3500万感染者，70万重症，7万死亡，且所有重症都需要上ICU，每月70万ICU对中国来说是足以击穿医疗系统的人道主义灾难。

显然这种计算方法有个疑问，毕竟美国每天感染十几万，死亡千余人，如果按美国的15万感染人数算，中国每个月的感染人数为15*4*30=1800万人，与3500万差了一倍；每月死亡病例按美国算为1000*4*30=12万，显然死亡人数低于美国的比例，感染比例高于美国的比例。其实这也很好解释，美国等国家的数据并不是实际感染人数，而是检测的感染人数，实际的感染人数肯定是高于检测的感染人数的，那么3500万的数据就可以解释了。

乍一看28万的死亡数据并没有多么离谱，但是这背后是28万个家庭，如果将家庭拓展为父母四人、夫妻两人、儿女两人、兄妹两人，那么就意味着252万人将失去至亲；280万重症背后同样是200多万家庭，如果算上有部分家庭出现双人以上的重症，差不多以240万计算，差不多将会有2000万人因为家人遭遇重症，而出现家庭情绪的较剧烈变动，并可能伴有后遗症。

所以，表面看只是28万人死亡，背后却是250万人遭遇重大变故，是2000万人成为新冠病毒的密切受害者，这背后是多么大的民意基础，这将是新中国自建立以来，除三年自然灾害之外最严重的灾难。

如果再考虑到每月70万重症、7万死亡这一非常可能击穿医疗系统的最凶险危机，那么最终的数据可能将是不可挽回的灾难。

所以如果纯粹的以经济利益计算，还可能有来有回。但是如果算上28万人背后的巨大政治成本，再大的经济收益都可能无法弥补。

人民至上是党和国家的根基，28万人死亡、280万重症背后失去的不只是28万人的生命与280万人的健康，很可能是2000万的人心。相较来看，与14亿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2000人背后还有朋友，还有旁亲，还有同事、师生。而且，这2000万人大概率是社会中层以下，他们亲友中也大概率是中下层，开放共存的防疫政策下，他们不太可能成为获益者，获益者大概率仍然是那些中上阶层，那些之前收入从100万降到80万的人，两相比较下来，开放共存的政策所可能失去的可能远超2000万人的人心，而将是数以亿计的广大中底层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结论经过上面四个环节的论证，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新冠病毒世界性传播的根源是世界各国无法调整国际、国内政策以长期全力应付新冠病毒的传播，在木桶效应的作用下，最终弥散至全世界，持续性传播、变异。

2、新冠病毒大概率与人类共存并非传染病防控手段的无法控制，而是由于各国因为各国的内外部政治问题而无法全力有效防控疫情，而致使新冠疫情升级为全人类的病毒危机。

3、现行疫苗的防护性有限，无法在短期内形成安全有效的免疫屏障，远没到谈论“开放”的时候；我国各地现行疫苗接种政策过于激进。

4、我国人民至上的政治基础决定了我国无法走某专家所说的0.5%可接受死亡率下的开放政策，其风险性、杀伤力、可能性远大于某专家所鼓吹的、出圈的“经济危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