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芙蓉木林庵转兵会议 红军化险为夷_风闻

长征开始时，尽管由于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领导人采取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路线，在没有政治动员的情况下就匆忙地撤出苏区，致使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很不充分，但是，英勇善战的红军凭着顽强的牺牲精神，借助与陈济棠达成的借道协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队设下的三道封锁线。接着，又从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的湘江上游急速前进。

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极为恐慌。他立即亲抵南昌行营，部署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当时在南昌行营担任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后来在《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一文中回忆说：

蒋介石为了对付红军长征的行动虽然考虑了几个方案，而在他心中最害怕的是红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与贺龙所部会合，将来在鄂湘川黔建成一片苏区。故当11月中旬红军主力先后进至郴州、耒阳、衡阳之线后，蒋认为红军已经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乃以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为指导方针，令何键、薛岳在衡阳开军事会议。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何键，这个大革命以来的暴发户，到1934年时，已拥有一支人数在十万以上的武装力量，成为统治湖南的地方军阀。蒋介石要求何键率领“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11月14日，何键在衡阳就职时向蒋介石保证：“职誓本‘剿匪’之素志，谨率所部，竭其绵薄，尽歼丑类，以报党国。”

蒋介石共投入约16个师77个团近30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以东地区部署了一个大包围圈，其具体部署是：薛岳纵队和湘军所部集结于永州、东安、全州一带，重兵扼守全州；桂军李宗仁、白崇禧所部集结于兴安、灌阳、咸水、界首一带；周浑元纵队与湘军李云杰、李韫珩（李抱冰）部则由道县、嘉禾、临武、蓝山向宁远、水口（江华）、永明（江永）追击，并以航空兵实施侦察和轰炸。此时的蒋介石兴高采烈，全神贯注。他把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写进给各军的电令中，企图在湘江东岸逼红军决战，依托有利地形，发挥其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领导者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正面硬攻，两侧硬顶，后卫硬堵，不惜任何代价，图谋夺路突围。具体部署是：以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纵队，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从秀风圩等地出发，向嘉禾方向前进；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从宜章、坪石地区出发，向临武、蓝山前进；军委两个纵队及第五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

遵照中革军委命令，各路纵队继续西进。11月25日，红军从道县与江华间全部渡过潇水。直到这时，中革军委才正式决定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当天，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发布《我野战军将进行突破敌人四道封锁渡过湘江之新战役》的政治命令。命令称：“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优势兵力及其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之四道封锁并渡过湘江……为着胜利的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的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

11月26日，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继续向湘江前进。“小诸葛”白崇禧因蒋桂矛盾，为保存实力，一度有意给红军让道。27日，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口。红三军团前锋第四师也抵达湘江，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县城的桂军。第五师占领了新圩和马渡桥，阻击从灌阳方向北上的桂军。28日，军委纵队也已到达文市、桂岩一带，离湘江最近的渡河点只有55公里。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到30日止全部渡过湘江。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可是，中革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且看他们的行军记录：11月26日，从永安关进入灌阳的桂岩，一天之内只走了8公里；27日，从桂岩到文市，行程仅6公里；28日，从文市到石塘，走了26公里；29日，从石塘到界首，走了32公里。整整四天，中革军委纵队在湘江以东只行走了72公里，平均每天18公里。“左”倾错误领导者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西去。临突围前，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三千多副挑子，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庞大的后方运输队。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这样的队伍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回忆：“当时整个部队连新兵、老兵、民佚、担架加在一起，有七八万人，其中战斗部队加上直属队还不到一半。这样没有办法打仗，结果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部队。一碰到敌人，也不是想办法积极进攻，只是打掩护，只是跑。跑也应该跑得快，在战术上必须脱离敌人，跑到有利的地方，占领阵地，抵御敌人，但没有做到。战略上也要走得痛快，但也没有做到。那时候，如果平均一天走五十里路，就可以跑到敌人前面了。”就连“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都说：“‘匪’的人数甚多……行动甚缓。我们堵截的部队一定可以如期赶到。”

直到30日早晨，军委第一纵队才从界首渡过湘江，第二纵队更慢，直到黄昏才渡江。这种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使我军有利的态势丧失殆尽，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及最后入关的红八、红九军团，无法及时过江，于是，担任两翼掩护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为对付敌人，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

战斗在28日打响。担任左翼掩护的是红三军团第五师之第十四团、第十五团和临时配给的军委炮兵营。26日，军委就给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下达了在新圩阻击桂军进攻，掩护军委纵队过江的任务。新圩离湘江只有三四十公里路，是敌人前往江岸的必经之地。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而从背后走到江岸，却是一片大平川，这里一旦失守，敌人就可以毫无阻挡地直达江岸。因此，军委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28日，桂军第四十四师在炮火掩护下，向新圩红军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红五师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敌军正面进攻受阻后，便以一部分兵力从侧翼迂回，我军腹背受敌，被迫退至第二道防线。29日，桂军第二十四师及第七军独立团投入战斗，并有飞机支援，战斗更加激烈。在敌我兵力悬殊的不利情况下，红五师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浴血奋战三昼夜，伤亡2000多人，师参谋长胡震、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壮烈牺牲，十四团政委及十五团团长、政委均负重伤，营以下干部大部牺牲。最后，终于完成了掩护两个军委纵队过江的任务，30日下午4点多，他们接到军团撤出战斗的电报。对这次激战，李天佑后来在《把敌人挡在湘水面前》一文中回忆说：

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的情况：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

几乎每一份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稍有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圩，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我也深深地感觉到：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我们的后方机关实在是太庞大了。第五次反“围剿”防御失败以后，不好好地精简组织，坛坛罐罐都带上，仓促地转入长征，使我们行动迟缓，有些能够摆脱的形势也摆脱不了，不但不能主动歼敌，而且还得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掩护转移。我不由得暗自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点——他们走快一点，这里的伤亡就减少一点啊。

在左翼新圩激战的同时，右翼全州一带也展开了一场惨烈的阻击战。担任右翼掩护的是红一军团第一师和第二师。30日凌晨，湘军3个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向距全州15公里的脚山铺我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由于装备及数量悬殊，战至下午，红军第一师米花山防线被突破，接着，美女梳头岭也被攻破，战斗越来越激烈。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敌人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以后，对我二师前沿阵地尖锋岭威胁也很大。敌人从三面向我尖锋岭进攻，五团在上面只派有两个连，尖锋岭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接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五团阵地失守，二师主力只得退守黄帝岭。敌人紧跟着向黄帝岭进攻，于是在黄帝岭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拼杀……

为了保证没有过江的红军渡过湘江，12月1日凌晨1点半，中革军委又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命令要求：“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三军团应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在汽车道及其以西地域，有向南驱逐光华铺之敌的任务，并须占领唐家市及西山地域”，红五军团及其他未过江部队应阻击追敌并向麻子渡前进。

两个小时后，凌晨3点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又联合发出给红一、红三军团的指令，要求保证执行军委上述命令。指令强调：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为执行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全军都在进行紧张的战斗动员和战斗准备。12月1日这一天，是战斗最紧张最激烈的一天。各个方向都打得非常艰难。在红一军团阵地脚山铺，在红三军团阵地新圩红树脚和光华铺，都在展开殊死的战斗。到了中午，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区。这时，湘军与桂军会合于湘江边，湘江被全部封锁。

主力过江后，担负红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未能全部过江，该军团第三十四师被阻隔在湘江东岸，虽经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保安司令听说捉到了红军师长，将他抬着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乱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惨无人道的敌人把他的头割下，挂到他的家乡长沙小吴门的城墙上。

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是红军撤出瑞金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也是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斗。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湘江战役后，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对红军的前途越来越担心。对此，伍修权回忆说：

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愤愤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

这时，“左”倾错误领导者也极度悲观。据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聂荣臻劝阻：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

红军过湘江后，继续按照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前进。但根据侦察到的敌军情报，中革军委对原拟路线作出了初步修正。12月3日，中革军委作出决定，脱离敌人继续西进，放弃从西延地域向湖南城步前进的打算，向西深入越城岭山区。次日又决定，继续向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12月4日，红军进入桂北越城岭的老山界山区。老山界，是越城岭山脉的中段分支，南北长约21公里，东西宽约6公里，主峰海拔2000多米，是越城岭的最高峰，也是五岭的最高峰。这里山峦重叠，树林茂密，气候瞬息万变，人们视为畏途，是红军长征中所遇到的第一座难爬的大山。陆定一在《老山界》一文中写道：一个叫雷公岩的地方，很陡，上山三十里，下山十五里。几乎是九十度的垂直的石梯，只有一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有几匹马从崖上跌下，脚骨都断了。而这些地方却是红军在夜间翻越的。当地群众得知红军是从老山界下来的，莫不感到惊讶。

12月9日、10日，红军经过艰苦行军，终于钻出大山，分三路相继进入湖南西南地域的通道县境，红一方面军二师攻占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一、二纵队分别进至芙蓉、金殿侗寨宿营。这时，为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蒋介石已在红军去湘西的路上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往里钻。

早在湘江战役之前，蒋介石就察觉到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发布了《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提出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西部的计划，“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当红一方面军强渡湘江后，蒋介石就更明确了红军要到湘西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目的。于是，当他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失败后，立即调兵遣将，部署新的追堵计划。蒋介石最害怕的是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因此，他把“追剿”的兵力重点摆在湘西地区。

令何键将“追剿”总部从衡阳移驻邵阳，并对各路“追剿”部队进行重新编组，将所属17个师1个支队又1个旅的兵力分为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和预备兵团，以原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官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指挥原第一、第四、第五各部“追剿”军7个师8万余人兵力，迅速转移至湘西的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今靖州）、会同一带，遮断中央红军北去湘西的道路，并在追击的桂军配合下对中央红军实施合击。其部署为：以1个师尾随红军主力进行“追剿”，两个师进驻武冈，3个师沿梅溪口经新宁至城步“堵截”，1个师则前出洪江预作准备。以原第二路“追剿”军司令官薜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指挥原第二、第三两路“追剿”军共8个师又1个支队计11万人的兵力，向武冈一带集结作为机动。这样，国民党军就在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上布成了一个大口袋。

与此同时，根据蒋介石的部署，何键在红军通往湘西的道路上，修筑了四道严密的碉堡防线。

第一碉堡线：自新宁县城，经昆山、城步县城、通道县、靖县、牛角界至芷江。

第二碉堡线：自新宁县江口桥、城步县城、绥宁城、靖县、牛角界至芷江。

第三碉堡线：自新宁县江口桥、飞仙桥、洪江至黔阳。

第四碉堡线：自新宁经安心观、武冈、雪峰界、洪江至黔阳。

以上四线，共计碉堡211座，其中绥宁内砖碉11座，土碉84座；黔阳县境内砖碉7座；靖县境内砖碉6座；城步境内9座；会同县境内94座。

形势表明，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道路已被堵住，要实现原来北上湘西的计划已不可能，如强行北上，只会自投罗网，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同时，在南面，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急将十五军夏威部编成第一追击队，将第七军廖磊部编为第二追击队，分别由广西尾追，并经龙胜、古宜抄袭红军侧面，防护柳江上游，以断红军南下之路。

唯有贵州是敌军兵力薄弱的地方。贵州军阀王家烈是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手中有5个师30余团人马，但实际能拉得动的只有何知重、柏辉章的两个师16个团，他们被红二、红六军团牵制在铜仁、石矸等地，无法脱身。贵州军阀之间，矛盾重重，1932年冬，桐梓系另一高级将领犹国材，为争夺省主席一职发动了倒王战争，即王家烈、犹国材之战。这场混战直到1934年10月才结束，持续了近两年。王、犹之战后，二十五军分裂为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四派。红军可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黔军武器装备差，部队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本来，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向蒋介石发出请缨电，要“提调两省劲旅”，“入黔‘追剿’”，还请蒋“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可是，蒋介石基于对贵州利益的考虑，没有答应两广军阀入黔的请求，而把进入贵州“追剿”的权利交给其嫡系薛岳部。这对红军进入贵州是十分有利的。可是，博古、李德不顾实际情况，仍坚持北出湘西的行军路线，企图孤注一掷。

在这个严峻关头，毛泽东虽身处逆境，但仍时刻关注着党中央和红军的安全，从出老山界开始，他就力主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争取主动，挽救危局。部队到达通道芙蓉木林庵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在芙蓉独立于半山腰上一座名叫“木林庵”的古庙住下。过一会儿，毛泽东便向张闻天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据长征初期任总政宣传部联络员的罗明回忆：毛主席见我来了，很高兴，说他们正在商量军事问题，要我和傅连暲同志谈谈。这时，毛主席进到大厅与洛甫同志谈话，因为距离很近，所以听得很清楚。洛甫同志先谈红军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激烈战斗和渡湘江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他说，敌人已发现我们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调集了相当大的兵力企图包围我们，现在处境极其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的办法。洛甫同志谈了很多，如实地摆出了当前的困难情况，我和傅连暲同志听了都感到问题很严重。接着听到毛主席讲话，声音很洪亮。他说：……现在我们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了严重损失，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调集了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

12月12日，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芙蓉木林庵召开非常会议，参加者有博古、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李德等。这次会议被称为“飞行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处于危急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会上，李德坚持原定的战略方针，要红军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提出红军应该改变战略方向，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在两种意见的争论中，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主张因此得以通过。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回忆说：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指上文中李德的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方面军会师。至于怎样实现这一点，他却闭口不谈。

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李德竟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三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

一个改变行军方向的决策就这样形成了。这是毛泽东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第一次在中央取得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12月12日下午7时半，军委从通道县芙蓉侗寨的木林庵向各军团纵队发出13日进军贵州的行动命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至新厂、岩鹰坡、湾洞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向白路口及黎平方向继续派出侦察部队。其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州司，则应相机进入黎平；如尚在牙屯堡，则应进至洪州司向黎平侦察警戒，并于12时前部队离开牙屯堡”；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则应前出至贵州境界之江口屯”。

12月13日凌晨，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芙蓉木林庵赶到牙屯堡，在牙屯堡渠水河畔周家祠堂里，周恩来亲自召集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的领导开会，向他们传达了芙蓉会议精神，听了传达，红军干部莫不欢欣鼓舞。时任中央红军一军团一师三团党总支书记肖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他今天显得特别高兴，连水也顾不上喝一口，就召集我们团几个领导开会，亲自交待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插向滇东的行动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 (肖锋把时属绥宁县芙蓉误为通道县芙蓉，只因通道县城县溪镇与芙蓉侗寨很近) 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要放弃在湘西同二、六军团的会师计划，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创建黔滇川苏区，扭转红军出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大家感到有办法了。

12月13日，中央红军依照中革军委命令，由通道改道，分两路向贵州进军。右路军为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经新厂、岩鹰坡、溶洞地区，进入贵州境内，向黎平前进。左路军为红三、红五、红八军团及军委纵队，经团头、播阳等地向贵州进发。中革军委一、二纵队从芙蓉、金殿侗寨出发，经炉溪侗寨奔向播阳。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北部，山峦重叠，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是当时贵州的生动写照。自从1912年唐继尧督黔以来，军阀割据，自成一统。此后，虽然贵州军阀内斗颇烈，派系倾轧，但是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929年，贵州统治者为了开辟地方财源，宣布鸦片开禁，种鸦片要付“种植税”，运鸦片过关卡要收“通关税”，吸鸦片要收“烟灯税”，开烟馆每灯收税三枚银元，在家吸鸦片每灯收税一枚银元，从此贵州成为全国闻名的鸦片之乡。贵州军阀部队的官兵，几乎全是“双枪兵”，一杆步枪再加一杆鸦片烟枪。1932年4月，39岁的王家烈在用武力征服了前任军阀毛光翔之后，成为贵州的霸主。

王家烈，1893年生，贵州桐梓人，出身贫寒，少年时靠背盐巴养家糊口。21岁那年，参加贵州陆军步兵团，从一名小兵逐步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至1926年，33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二师师长，三年后成为副军长。红军入黔时，王家烈已集贵州国民党省党部指导委员会主任、贵州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职位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方诸侯。

接到蒋介石围堵中央红军的命令后，王家烈心慌意乱，不仅手下的“双枪兵”不经打，而且还分为四派：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副军长犹国才盘踞盘江八属；副军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一带。实际上王家烈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他的嫡系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迫于形势，王家烈11月上旬在贵阳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具体的围堵办法。会议决定：侯之担部负责乌江以北的防务；犹国才部开到乌江以南，犹国才本人任东路的左翼指挥，负责平越、瓮安之线；王家烈指挥所部，担任东路的右翼作战。当时准备使用的兵力，有王家烈直接指挥的15个团，侯之担4个团，犹国才抽出两个团，总共21个团。但是，王家烈指挥不灵，犹国才怀有二心，迟迟不肯派兵践约，王自己的部队被红二、红六军团牵制在铜仁一带。直到12月中旬，黔东南的从江、黎平、锦屏、天柱一线的兵力，还只有何知重师直属的两个营和周芳仁旅的两个团，以及各县的民团。这给红军的进军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于是，12月15日，中央红军轻松突破黔军防线，攻占黎平和老锦屏。17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

红军攻占黎平，让王家烈惊慌失措。他急忙于17日致电南京，一方面谎报军功，称“‘匪’伤亡甚众”；另一方面又恳请“到湘各军移黔‘会剿’”，称“查该‘匪’号称十万，若今日久蔓延，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除集中所部‘进剿’堵截外，并恳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入黔境；及桂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黔难。”但是，这时蒋介石对红军作战的重点，仍然是防范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的会合。他急令湘军刘建绪部沿清水江西移，速赴黔东石阡、印江，沿乌江东岸一带堵截红军北上；又令在鄂川边的徐源泉部，速抵川东南的酉阳、秀山一带布防，与刘建绪部联合堵截；并令薛岳部尾追红军入黔。

然而，贵州方向的胜利进军并未坚定“左”倾错误领导者西进的信念。由于通道会议是“一次飞行会议”，也就是行军休息时临时召集的会议，会议虽然作出了转兵的决定，但是未进行充分和深入的讨论。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同志竭力说服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的罗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西入贵州创造新根据地的方针，但仍未能说服李德等人。”李德由于中途退出会场，会后才知道讨论结果。李德回忆说：“当我看到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因此，会后又出现了分歧和反复。就在通道会议作出西进决定的第三天，即12月14日，“左”倾错误领导者又以军委名义电令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要他们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北上。电报指出：“我西方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博古虽然在通道会议上也同意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但他在战略上仍然主张到贵州后，再折入黔东，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因此，红军进入黎平后，博古和李德又唱起了去湘西的老调。

为了彻底改变博古、李德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仍然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会议一开始，毛泽东等就和博古、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博古、李德坚持去黔东北，然后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毛泽东则坚决反对这一战略，认为在敌军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情况下，再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只会白白葬送红军，因此，他主张继续西进，到川黔边建立新苏区。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

对于这次会议争论的情况，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这样回忆：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定计划，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

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地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

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黎平会议否定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战略方针，正确地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是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

会议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下令撤销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同时将军委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为执行中央新的战略方针，12月19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签发《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对战略方向的转移进行具体部署：

命令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前进。“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有占领剑河的任务，以后则沿清水江向上游前进”；“三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岑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的地域。”“到达上述指定任务后，于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为此应坚决进攻和消灭在上述地域的黔军部队，并钳制黄平以南之黔军及由东面可能来追之湘敌及中央军。”

命令红二、红六军团：“目前应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便调动湘敌。当湘敌所抽调之部队已北援时，二、六军团应向永顺西移动，以后则向黔境行动，以便钳制在铜仁之薛敌部队及在印江、思南之黔敌部队。”命令红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

12月20日，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各军团从黎平、锦屏地域分两路北进。第二天，为贯彻黎平会议的战略方针，总政治部发布了《湘江政治部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训令》。指出：“党中央明确的决定，我主力红军当前的伟大任务，是要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区，并号召全体战士以一切力量为争取这一决定的实现而奋斗！我主力红军在转移作战地区创立新苏区根据地’的总方针下，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行军与作战，从艰苦奋斗中突破了敌人重重的封锁与防御，打破了敌人在湘粤桂等地区一切堵击截击的企图，而到达了贵州，现在正继续的向着已经逼近的目的地——川黔边广大地区——前进！”训令号召各级政治机关及政治工作人员：“深入连队中去，依照本部教育材料，参照部队的情绪，对中央决定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作，回答每个疑问与误解，务使每个红色战士了解我们行动的总方针与当前的任务，了解我们离开中央苏区的长途行军，是有一定的方向与目的地的，了解以胜利的战斗来创造新苏区的任务已紧迫的担负在每个战士的肩头上。在这一明确的政治了解基础上，号召与团聚全体红色战士在党的正确决定与军委领导下，以百倍的勇气和信心为实现在川黔创造新苏区根据地而奋斗。”

为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红二、红六军团在陬市、河洑一带积极进攻，摆出一副要南渡沅江，进取益阳、安化，威逼长沙的态势，迫使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何键从湘黔边界抽调兵力北上增援。湖北军阀徐源泉也害怕红二、红六军团向北发展威胁长江交通，不得不改变蒋介石要其入川堵截红军的命令，忙将其主力部署在鄂西恩施以南地区和湘西渔洋关、津市、澧州地区。蒋介石因仍害怕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抽调4个师的兵力，同“追剿”第一、第二兵团一道在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之间构成防御纵深。这样，便分散了蒋介石围堵中央红军的兵力，减轻了对中央红军北上的压力。于是，中央红军按照既定方针迅速北上。

中央红军向乌江南岸的进军相当顺利。20日，右路红一军团夺取剑河。21日，左路红三军团占领台拱（今台江）。22日，红一军团攻占交通要道施洞口，各部按军委指示故意在此地域徘徊两日后又分头向黄（平）施（秉）镇（远）前进。25日，红一军团在红九军团配合下攻占镇远，26日攻占施秉。28日，红三军团拿下湘黔大道要冲黄平。随后，各路人马集结于施秉、黄平，短暂整顿队势后又分头向瓮安、余庆进击，扑向乌江南岸。右路红一军团主力与从镇远而来的红九军团汇合后，分两路向余庆前进。30日，前卫红一师攻占余庆，31日清晨，红三军团占领乌江的门户——瓮安。至此，中央红军控制了乌江南岸之黄平、瓮安、余庆地域。

30日，朱德总司令下达了《关于各军团纵队卅一日行动及其任务的部署》，规定：红一、红九军团集结于现地域，红一师继续侦察袁家河渡河点，并向石阡、回龙场方向警戒；红二师进至木老坪及其东北地域并侦察江界河渡河点；红三军团主力分两路由老黄坪向瓮安方向前进，右路经梭洞至朵丁关，左路由上塘到兰家关，向平越、炉山方向的黔军警戒；各部后卫则破坏道路，迟滞追敌行动；侦察渡口的红一师、红二师亦秘密收集架桥器材。

12月31日，中共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的一个小镇——猴场（今草塘），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实现黎平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这时，博古、李德等面对乌江天险，对北上前途心存疑虑，再次把那个转道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计划抬了出来。

为了克服博古、李德指挥上的错误，落实通道会议提出、黎平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附近的宋家湾村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还有列席的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博古、李德仍然主张不过乌江，而是回头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则坚持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主张，并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保证能打过乌江去！我们就是要过去，朝别的地方去，就要上敌人的当！”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通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

一、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二、必须在“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的基本口号之下，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的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

三、不论蒋介石的“追剿”部队向我们迅速追击或相当推迟时日，必须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得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

四、同样在这一时间内，必须有计划的与有步骤的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坚决消灭当地贵州军队与地主武装，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材，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地区。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适当的使用我们的部队，但以不违背基本作战方针为原则。

……

与此同时，乌江沿线东起桃子台，西至回龙渡百余公里战线上的抢渡行动，已全面展开。……